香港二樓書店 > 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思想34）

致讀者

　　過去十年之間，面對著資本主義的沉重危機，失業與低薪的威脅，以及日趨擴大的貧富差距，西方左翼逐漸扭轉此前「文化左翼」專注身分政治與利益團體式社會運動的路線，重返政治經濟學的整體公民立場，要求更為全面的社會保障體制，以及較為平等的資源分配。在這個背景之下，「全民基本所得」這樣一種體現了左派價值、又可以避開社會主義包袱與福利國家缺點的倡議，似乎為左翼提供了理論出路，並且可望跨越階級政治、身分政治，構成以全民為範圍的實踐事業。它能獲得各方的矚目，並不難理解。

　　全民基本所得構想的代表人物，公推比利時學者范•帕雷斯。適逢雷震基金在年底邀請他來台灣講學，《思想》獲得黃文雄先生的協助，推出本期的「全民基本收入：理念與實踐」專輯，幾篇文章介紹了該構想的基本主張，兼顧其規範面與制度面，並廣泛回顧多個國家局部試點實驗的經驗，包括台灣民眾的民調反應，同時也探討各種質疑與困難，內容十分精彩。台灣的社會保障不足而且碎片化，左派團體卻很少提出較有系統的社會綱領。值此經濟蕭條以及失業大潮侵襲的前夕，基本所得應是一個值得試探的方向。

　　對本刊讀者來說，白永瑞先生並不陌生。他在兩岸都已經有著作出版，也經常撰寫論文以中文發表。

　　

　　本期的訪談以他為主角，在中島隆博先生的引導之下，敘述他的「越南民」之子的出身背景，學習歷程，參與韓國學生運動與入獄的經歷，他的學術與思想的曲折發展，以及政治上的介入；他也說明了他的東亞論，包括他對東亞「分斷」歷史的分析，以及他正在發展的「複合國家」觀。這篇訪談所述豐富，時或令人感動，呈現了一個敏感知識人在時代的風雲變幻下、在「運動」與「學問」的衝突中的生命歷程。

　　很多人知道，白永瑞在教學、研究等學院工作之外，長期擔任《創作與批評》的刊物編輯、叢書出版的規劃工作，對於韓國知識界、文藝界，以及公共討論均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從本期開始，白先生也將加入本刊編委會，參與我們的編輯工作，進一步幫助本刊與《創批》的合作，也增加台灣與韓國知識界的互動。

　　英國思想家伯林對中文世界的影響是一個有趣的故事。殷海光先生在著作中提過伯林，不過顯然沒有給他留下特殊的印象。林毓生先生在1970年代回台灣講學，引進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狐狸」與「刺蝟」的對比等等，讓不少年輕人受到啟發，間接促成《自由四論》、《俄國思想家》兩書在台灣翻譯出版，風行一時。不過伯林對台灣的政治思想與政治運動，始終說不上立竿見影的具體影響。這多少反映著伯林所思考的問題與台灣的歷史環境有其隔閡。

　　對比之下，伯林對中國大陸知識界的衝擊卻很強大，也十分戲劇性。在大陸上自行翻譯伯林的著作之前，知識界已經通過台灣譯本讀到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廣泛含意，進而借用伯林對積極自由的質疑，特別是他所謂積極自由觀導向極權主義的指責，批判中國近代的激進主義傳統，引發了巨大的迴響。上個世紀末的中國自由主義意識，可以說是由伯林與另一位同樣反對「唯理主義」的哈耶克所界定的。但是尚未服水土的自由主義，很快就遭到挑戰。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知識界興起文化保守主義，施特勞斯成為批判自由主義的利器，於是伯林這位價值多元論的代表人物，反而淪為反面教材。前後十餘年的時間，伯林先後被賦予正反兩種角色，其間的是非，生動呈現了中國知識界的價值衝突與典範轉移。

　　今年是伯林去世的20週年，《思想》特意邀請兩位大陸學者撰文，重溫他在中國的「接受史」，應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代中國的思想流變大勢。

　　林孝信先生在2015年底過世之後，本刊在第30期發表過對他的訪談。當時我們表示，雖然這篇「未定之稿尚待後續補充，還有無數問題有待與他對話商榷」，可是機會不再，「只能起用這篇未定之稿紀念他的未酬壯志」。最近林夫人陳美霞教授邀請王智明先生整理孝信病危前在病床上的談話草稿，並同意抽取其中較有系統的一部分先由本刊發表，我們當然義不容辭。孝信一生數十年，不僅是運動界的苦行僧，也始終在苦思運動的策略與方向。他的知識廣博，所思集中在認識當代世界的歷史來歷，宏觀分析這個時代的形勢與動力，想要判斷今天的左派應該何去何從。他的觀點多有爭議性，甚至於可能引起一些生前友人的側目，不過他在學術與運動之間的獨特位置使然，他所提出的問題真實、切身，而且無法迴避。這是一位對人謙和、自抑但心底自有堅毅信念的人物，值得批評，也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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