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2021年初，「新冠」疫情全面流行以來，筆者除偶爾作國內旅遊，及短暫受聘教授「中國戰略史」與「西方戰略史」外，其餘時間幾乎全部花在寫作上。本書，是繼2021年5月《堅苦卓絕：國民革命軍抗日戰史（一九三七~一九四五）》、2021年10月《運籌帷幄：大軍統帥學教室》、2022年6月《以史為鑑話領導》之後，完成的第4本專書。論述1938年6月黃河「花園口決堤」的始末與影響，目的在還原這段「被扭曲」歷史的真相。
1937年7月7日，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接著占領北平（今北京）、天津後，繼之迅速向此增兵；8月上旬，日軍開始以「長城地帶」為「基地」，概沿「平漢鐵路」（北平至武漢）與「津浦鐵路」（天津至南京浦口），「由北向南」取攻勢，置「主作戰」於平漢鐵路方面。此為日軍最有利之「作戰線」，目的在迅速攻略武漢，將中國攔腰截為兩段，迫使中國屈服。
當時的農業中國，在軍力上根本無法與工業強權日本相比。但日軍遠來，利於「速戰速決」；中國擁有廣大空間，欲戰勝日本，唯賴「持久戰」。因此，國民政府遂於8月13日主動發起「淞滬會戰」，期能誘使日軍主力投向上海方面，以改變其「由北向南」之「作戰線」為「由東向西」，迫其主力進入長江流域。國軍則本「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指導概念，可沿長江兩岸地區行「逐次抵抗」作戰，俾拉長日軍「補給線」，使其陷入中國「大空間」泥淖後，再視國際情勢變化，相機轉取攻勢，贏得最後勝利。
為落實「持久抗戰」戰略構想和指導，國府於進行「淞滬會戰」的同時，即開始以其換取之「時間」，一方面向「大後方」撤退工廠設備、軍需物資、機關人員；一方面整建「抗戰基地」，並開闢「連外補給線」，以維持抗戰之「持續戰力」。另外，為防止日軍「由北向南」進攻，威脅國軍長江「作戰線」翼側之安全，國府又設第1、5戰區，部署重兵，負責平漢路與津浦路之防禦；這就是軍委會給予兩戰區「東守津浦，北守道清（黃河北岸之道口至清化）」的訓令。
1937年12月23日，日軍在津浦路北段發起攻擊；因身兼山東省主席、第5戰區副司令長官與第3集團軍總司令的韓復?，不戰而放棄濟南，讓日軍輕易渡過黃河。影響所及，不但國軍黃河防線出現破口，而且第1戰區之「戰略翼側」立即受到威脅，由對北的「一面作戰」，變成了對北、對東的「兩面作戰」。故當1938年2月，日軍攻擊平漢路北段時，第1戰區在右翼暴露於津浦路方面日軍威脅之狀況下，棄守了道清防線，但未讓日軍渡過黃河。
1938年4月，第5戰區在軍委會強力抽調兵力增援下，雖然創造了所謂的「台兒莊大捷」，但只是擊退日軍2個旅團而已；由日軍立即就地整頓，並策定下一階段的「徐州會戰計畫」看來，國軍在台兒莊之勝，並無補於大局。惟對接下來的「徐州會戰」，李宗仁並無一戰的決心與準備，故當軍委會正繼續向第5戰區推進增援兵力，準備進行「會戰」之際，李宗仁卻自5月上旬開始，從徐州悄悄撤軍，向大別山方向退卻；日軍於5月中旬發現國軍退卻徵候，始從津浦路南北兩方面，對徐州展開全面攻勢。
1938年5月19日，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繼韓復?未戰而放棄濟南後，又未戰而放棄徐州，使「徐州會戰」成了「八年全面抗戰」的22場「會戰」中，唯一「會而未戰」、「不像會戰」的「會戰」。
日軍占領徐州後，即以兩個超大型機械化師團，沿隴海鐵路走廊向西追擊；6月上旬，日軍攻抵離隴海鐵路與平漢鐵路交會點鄭州僅40公里處，國軍已作放棄鄭州之準備。日軍一旦攻占鄭州，就能沿平漢鐵路南下，直趨國軍武漢陣線的「戰略翼側」，使國府「誘敵東來」之「持久抗戰」戰略構想，立即化為泡影，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就打不下去了。於是才在迫不得已的狀況下，扒開決黃河花園口堤防，製造「水障」；但「以水代兵」的結果，雖然擋住了日軍的進攻，挽救了國家民族的危亡，卻也造成了地區老百姓生命財產無可避免的損失，這就是所謂的黃河「花園口決堤事件」。
過程中，負責防衛平漢鐵路的國軍第1戰區，於6月3日先在趙口實施「決堤」作業，但一連4天，掘了3次口都失敗後，才於「間不容髮」的最後一刻，在可目視平漢鐵路黃河大鐵橋的花園口上，驚險地「決堤」成功，阻止了日軍的攻勢。不過，「決堤引水」固然成功，讓日軍陷入大水與泥淖之中，進退失據，動彈不得，使其原本來勢洶洶的「攻勢作戰」，一下子變成狼狽不堪的「救災行動」，甚至被迫改變其最有利、態勢最自然的「戰略行動方案」，超過到了國軍製造「水障」時的預期效果。遺憾的是，大水?倒了日軍，也淹到了自已的同胞；但這亦是一個孤立無援的貧弱國家，為抵抗強權侵略蹂躪的不得不做法。有人就將「花園口決堤」與1938年11月12日的「長沙文夕大火」，和1941年6月5日的「重慶大轟炸隧道慘案」，並稱為抗戰期間的「三大災難」。
更遺憾的是，這場原本因為第5戰區不戰而放棄徐州所引起，第1戰區才被迫實施「決堤放水」以禦敵的不得已行動，真相卻因一些「時代」的因素，受到了很大的扭曲與掩蓋。而讓人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歷史關注的重心，一直就放在國府及國軍不顧老百姓死活的「草菅人命」上，甚至還有「譴責」國軍「不道德」，將「決堤」一事「栽贓」給日本人，幫著日本人講話的離譜情況？反而忽略了這一切都是日寇侵略所造成，和「決堤」改變日軍「作戰線」的真正「戰略意義」，以及李宗仁「違令擅棄」徐州該負的歷史責任。
觀察所見，一些源自「花園口決堤事件」，而渲染加諸於國民政府及蔣介石身上的「負評」與「黑名」，數十年來就一直揮之不去，無遠弗屆地被廣傳；這對當事人及千萬為此犧牲的氾濫地區同胞而言，都不公平。最普遍的說法，就是「淹死了3名日軍，卻要89萬平民陪葬」；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本書將根據「原始性」、「權威性」資料，一一釐清。但此扭曲歷史的說法，卻早已成了許多人的「刻板印象」，其以訛害史的程度，無以復加。
曾全程參加抗戰，以近百高齡，六次「重返抗日戰場」，一生為還原抗戰歷史真相，懷抱強烈「使命感」而鞠躬盡瘁的郝柏村先生，站在中華民族的高度，認為「花園口決堤」是中國「八年全面抗戰」中，具有「關鍵影響」的「關鍵事件」。郝先生於2014年7月及2017年11月，兩度來到決口現地參訪，筆者都追隨在旁，一路記錄所言；他曾語重心長的囑咐筆者，一定要還原這一段歷史的真相，這也是筆者撰寫本書的初衷與最大動力。
由於「花園口決堤」，在國府改變日軍「作戰線」的「持久抗戰」全程戰略構想上，扮演關鍵影響角色；為使讀者了解其始末，本書起論於日軍對中國先「蠶食」後「鯨吞」的「侵華策略」，與國軍唯一賴以致勝的「持久戰略」。又因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擅自棄守」徐州，才肇致第1戰區的決堤「以水代兵」；因此，本書之重點，除了對事件本身的考證外，也詳述了「徐州會戰」的前因後果與評論。使用史料，兼顧「同源」與「異源」，並參考大陸出版資料，及一些當事人的日記和回憶錄，相互比對，務期客觀公正，並附要圖輔助說明，俾易讀易懂，期能將事情一次講清楚。
因為「花園口決堤」為狀況緊急、臨時決定下的行動，而且只有一次機會；一旦失敗，再無下次，故本書以「間不容髮」為標題。全書區分5章：第1章〈導讀〉，包括：引論、相關軍語釋義、要圖之調製與說明等3節；旨對本書作一般性之閱讀說明。
第2章〈日本侵華策略與中國持久抵抗戰略〉，包括：「蘆溝橋事變」前，日本對中國的「蠶食」；「蘆溝橋事變」後，日本意圖「鯨吞」中國；中國要打贏日本只有靠「持久戰」；改變日軍「作戰線」的「淞滬會戰」等4節；旨在說明「蘆溝橋事變」前後，中國之國情與所面臨之困境，及中、日兩軍戰力對比和所處之戰略環境，與雙方最有利之戰略「行動方案」與「指導構想」。
第3章〈「東守津浦、北守道清」的落空〉，包括：韓復?的不戰而退、道清防線的棄守、對大局影響甚微的台兒莊之勝、李宗仁心中只有「撤退」等4節；旨在鋪陳「徐州會戰」前，中、日兩軍「戰略態勢」的變動。又由於李宗仁在整個作戰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故特別著重其對「會戰」決心與指導之深入觀察與客觀評論；其方法是，從其《回憶錄》中所說的話，與其他資料比對，找出其扭曲歷史與掩蓋真相的部分，述而論之。
第4章〈李宗仁放棄徐州與日軍戰略追擊〉，包括：李宗仁對「徐州會戰」的態度、電影情節的李宗仁戰場歷險記、日軍長驅直入的戰略追擊、國軍統帥部力挽狂瀾；旨在論述「徐州會戰」第5戰區的「會而不戰」與「全軍而退」，及第1戰區在「戰略翼側」暴露下的戰鬥狀況。
第5章〈花園口決堤對持久抗戰的影響〉，包括：天佑中華民族、日軍「攻勢作戰」變成「救災行動」、若無花園口決堤日軍之可能行動、應站在中華民族立場看待花園口決堤等4節。旨在論述「花園口決堤」之過程，氾濫地區範圍，對敵、我之影響，並期望能站在整個中華民族的立場，重新為「花園口決堤」作最客觀的歷史定位。
感謝昔日台南一中高、初中，6載同窗同學歐紹源君的辛勞校對。筆者少時家貧，飯量又大，經常吃不飽飯，歐母知道後，特別到市場買了一個「天霸王」大便當；歐君每天帶著兩個便當上學，大的給我吃，小的自己吃。這分恩情，想來不知如何圖報？歐君成績極佳，數理尤然，輔導筆者這個不用功的同學，考上了高中，亦師亦友，情如手足。大學聯考，歐君名列前茅；惟其捨棄上醫學院的機會，進入清華大學核子工程學系就讀，成為我國第一代「核能專家」。大學畢業服完預官役後，負笈美國，深造教書工作，一晃失聯數十年。在美國退休後，落葉歸根，回到台灣，尋尋覓覓，我們終於再次重逢；適本書完稿，筆者興奮之餘，請他擔任校對，一則借助他的細心、耐心，一則讓他在校對過程中，多了解一些中國對日抗戰的血淚艱辛。
感謝「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理事長黃炳麟將軍的鼓勵與贊助，並將本書列為「協會叢書」第1輯。感謝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前總經理黃穗生將軍、及現公司工作崗位上好友們的情義協助與出版。但願本書的出版，能對還原抗戰歷史的真相，起一點拋磚引玉的效果。也謹以此書，獻給最敬愛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創辦人、前行政院長? 郝伯伯在天之靈。
「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紀念協會」副理事長
何世同? 謹識於台南 2022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