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書，是筆者繼2015年6月《郝柏村重返抗日戰場》、2019年11月《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2021年6月《堅苦卓絕─國民革命軍抗日戰史》、2022年12月《間不容髮─黃河花園口決堤》、及2023年10月《瞄準平型關》之後，撰寫的第6部有關中華民族抗日戰爭議題專書。
長江自四川奉節東面之白帝城進入三峽後，兩岸地形如同刀劈釜劈，盡是懸崖絕壁，江面也因之縮小；江水流至湖北宜昌西面之南津關，自此出三峽，江面始豁然開朗。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描述長江三峽地形，曰：「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唐時李白〈下江陵〉詩中「兩岸猿聲啼不住」，即指此。
江水從奉節一路東流，至宜昌西面約10餘公里處，在群山之中突然右拐轉南，流約5公里，又直角折向東行。石牌，就位於江水由西南截彎轉東處之南岸(見圖7-3)，抗戰時期為一人口不滿百戶的古老小鎮，由於附近有許多灰白石壁矗立，其狀如牌，因而得名；復因形勢險要，又扼三峽門戶，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1938年10月國軍棄守武漢後，1939年即設立要塞、預置火砲於此，以防禦日軍攻入三峽，俾屏衛陪都重慶安全。1940年「棗宜會戰」，日軍占領宜昌，石牌成了捍衛三峽門戶的前哨陣地。
先是，日本自東京時間1941年12月8日，同步以海軍發動「偷襲珍珠港作戰」，以陸軍實施「南方作戰」，全面展開所謂「大東亞戰爭」後，隨戰線之擴大，兵力逐漸不夠分配，故亟欲儘快解決「中國問題」，俾轉用中國戰場兵力於東南亞與南太平洋方面，其大本營遂有1942年初開始，以攻略重慶，迫使中國屈服為目的之「四川作戰」考案，定名為「五號作戰」。其所擬定之作戰方針概為：「中國派遣軍」以「華北方面軍」為主力，從西安方面；以華中之第11軍為一部，由武漢方面；採取「鉗形攻勢」，力求包圍殲滅中國軍中央軍主力，攻略重慶，結束在中國的戰爭。
1942年9月9日，基於日皇裕仁詔令及大本營參謀總長指示，「中國派遣軍」由?俊六總司令下達「四川作戰」準備之命令。擔任進攻兵團的「華北方面軍」與駐武漢的第11軍等部隊於受命後，旋即積極進行「作戰與後勤計畫」之擬定、「大規模摹擬實戰狀況」之兵棋推演、以及「假想作戰訓練」之作業等作戰整備工作。尤其第11軍，更立刻實施各參謀沿長江兩岸預定進攻路線之空中偵察，以及在武昌附近山地，進行道路構築的演習與訓練。
惟日本海軍在1942年6月4日至7日的「中途島海戰」，及1942年8月7日至1943年2月9日的「瓜達康納爾之戰」中，受到「決定性」的挫敗後，其大本營陸續開始從「中國派遣軍」、「關東軍」與「南方軍」，抽調兵力與作戰物質，增援南太平洋方面之作戰。影響所及，醞釀已久的「五號作戰」準備，為因應情勢變化，乃於1942年12月10日被迫叫停。不過，「華北方面軍」已進行由西安方面攻入四川的訓練成果和準備事項，在1944年4月中旬的「一號作戰」(日方稱「大陸打通作戰」)的「己號作戰」、即國軍戰史所稱的「豫中會戰」中，發揮了相當的作用，一舉攻下鄭州，打通了「平漢鐵路」(北平通漢口)南段，使華中與華北方面日軍得以在豫南的遂平(信陽北100公里)會師。
另一方面，雖然「五號作戰」突然被中止，但是日軍大本營仍給了「中國派遣軍」因爾後情勢改變，「可能仍有必須遂行本作戰之狀況發生」的「暗示」，要求其今後還是要不斷進行「進攻重慶」的各種偵察與研究，並經常保持整備狀態；也就是說，「五號作戰」雖中止，但仍以某種情況存在。於是，一向以「攻略重慶總先鋒」自居的第11軍，乃始終念念不忘進攻重慶，也為接下來的「江北殲滅作戰」及「江南殲滅作戰」，型塑了指導概念。以上兩場作戰，一前一後，連續實施，即是國軍戰史中所稱的「鄂西會戰」。
1943年2月至3月，日軍第11軍動用絕對優勢兵力，發起所謂「江北殲滅作戰」，以「殺雞用牛刀」(日方用語)方式，擊滅漢口、岳陽、沙市連線的長江北岸「三角地帶」(見圖4-6)國軍第6戰區部隊，打通了長江北岸宜昌至漢口間的「連絡線」，並乘勢占領長江南岸之洞庭湖「糧倉地區」，一方面有利其「以戰養戰」階段策略之遂行，另一方面也為進攻重慶形塑有利態勢。
同年5月上旬，日軍第11軍挾「江北殲滅作戰」之戰果，主力又渡過長江，向南岸發動攻勢，是謂「宜南作戰」，即後來改稱的「江南殲滅作戰」。本次作戰之目的，表面上看，是為了打通宜昌以西長江水道，使宜昌附近1萬數千噸之船舶得以下航至漢口，以做內河運輸補給之用，同時擊滅地區國軍第6戰區「有生戰力」；但實際上，卻是「劍指重慶」。
鄂西地區長江南岸的「地形特性」，由東向西，概可區分為「河川湖沼」、「丘陵」與「山岳」等三種地帶。日軍第11軍渡過長江所發動的「江南殲滅作戰」，是以集中優勢兵力，逐次攻略之手段，按「既定計畫」，只用了短短20天的時間，就從「河川湖沼地帶」、「丘陵地帶」，順利打到了「山岳地帶」前緣，進窺重慶門戶的石牌南北之線，可謂一次成功的攻勢作戰行動。
反觀擔任地區作戰任務的國軍第6戰區，不但對敵情判斷錯誤，前方部署不當，各級指揮官消極被動，而且沒有徹底集中兵力與日軍決戰之方案，加上部隊也無旺盛求戰之氣，故連續戰敗，最後被迫退卻至鄂西「山岳地帶」的最後防線。此一狀況，正如蔣委員長5月28日日記所道：「前方將領指揮無方，平時毫不研究，臨時糊塗作戰」；致有此敗。
本戰，日軍投入之兵力為3個師團、1個混成旅團及若干支隊，攻勢重點指向石牌要塞之正面與側背，顯有由此進出三峽，攻略重慶之意圖。而在5月中旬，日軍步步進逼，國軍節節敗退之際，蔣委員長急令兼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的第6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從昆明回到恩施坐鎮指揮外，自己也曾親赴恩施督戰。蔣委員長深知，一旦日軍突入三峽後的嚴重後果而憂心忡忡，甚至將化解危機的期望，寄托在他所信仰的上帝保佑上。其有檢討、有自責、有無奈、有指導、有怒氣、有禱告的心路歷程，散見於日記之中。
根據第6戰區「鄂西會戰」的「指導構想」，是在日軍渡江進攻時，長江南岸的第一線兵團，依「縱深據點」，行「強韌抵抗」；第二線兵團，在第一線兵團之協力下，相機反擊；戰鬥過程中，戰區必須「確保」常德、恩施、巴東、興山、歇馬河、南漳等要點(見圖5-13)，以利爾後作戰。不過在實戰中，第6戰區的第一線與第二線兵團，卻犯了計畫與執行「脫節」的嚴重錯誤，打來毫無章法，幾乎未經較大戰鬥，就倉卒棄守河川湖沼與丘陵地帶，退向了山岳地帶；指導計畫中的「守勢持久」目的，完全落空。
當此情勢萬分緊張之際，蔣委員長於5月28日，急令江防軍(總司令吳其偉，兼戰區副司令長官)所屬之第18軍軍長方天，將在三峽地區固守之要點，由原來的巴東，向前推進50公里到石牌要塞，並飭其準備獨立作戰，以待後方部隊集中後，再行反攻。方天軍長即將「固守」石牌要塞的重任，交由5月中旬即已部署在此的第11師負責。
第11師師長胡璉將軍出身黃埔4期，他於奉命後，旋即以「不愧為校長之學生，不侮辱第十八軍之歷史與榮譽」覆報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獲報，雖「聞之為慰」，認為「黃埔精神尚在」，但是對第11師能否守住石牌？並無把握；因此，蔣委員長一方面作人為的努力，一方面向他所信仰的上帝，虔誠祈求保佑與賜福。凡此心路歷程，都寫於日記中。
對一位「守土有責」的戰場指揮官而言，「固守」與「死守」等義。胡璉將軍深知責任重大，抱定軍人「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除了致雙親與妻子訣別書外，又作〈祭天誓言〉，以「生為軍人，死為軍魂」明志。最後胡璉將軍率第11師全體官兵浴血苦戰7天，終於擊退日軍進攻，守住了石牌要塞，也粉碎了日軍由此入川的企圖；石牌也成了抗戰期間，日軍唯一攻不下的堡壘。第6戰區則在石牌要塞的支撐下，對退卻之日軍，全線發起追擊，恢復了會戰前態勢，創造了「鄂西大捷」，胡璉將軍也一戰成名，成了家喻戶曉的抗日英雄。
不過，雖然胡璉將軍當時抱定軍人「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但是他並不想走到這一步；因為，他深知守住石牌對整個抗戰前途的重要性，若石牌不保，個人犧牲事小，國家受害事大，所以一定要保住石牌。也就是說，他有「必死準備」，更有「必勝信心」，這是胡璉將軍最了不起的地方。其「必勝信心」，見於〈祭天誓言〉中所曰：「然吾堅信，蒼蒼者天，必佑忠誠，吾人血戰之餘，勝利即在握矣」；這正是黃埔軍人大智、大仁、大勇精神的表現。
6月3日，當石牌捷報傳來之時，蔣委員長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此次敵寇窺伺三峽，全賴上帝默佑之福，幸得轉危為安此乃天命之予，而決非人力之所能挽此危局也。」蔣委員長認為，石牌之勝，使抗戰戰局得以「轉危為安」，實為抗戰六年中「最重要之關鍵」；又曰：「上帝保佑中華之靈應，實與西安事變出險之恩德相同也」，寫在6月6日的日記中。
但是，吾人清楚知道，國軍第6戰區所以能在「鄂西會戰」連續戰敗的最困頓之際，逆轉而勝，讓陪都重慶轉危而安，並不是上帝保佑與賜福的力量，而是第11師全體官兵拋頭顱、灑熱血，奮勇擊退日軍進攻，守住石牌要塞，所衍生帶動的整個戰區反擊力量所致。吾人每在脆弱無助時，總會向所信仰的神明祈求賜福與保佑，乃人情之常；蔣委員長雖貴為一國領袖，看來亦不能免。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中華民族何其有幸？在存亡最關鍵的時刻，擁有最卓越的將軍，與最勇敢的戰士。
2014年4月開始，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先生以九秩又五高齡，帶者我們一群退役將校與抗日戰史研究者，作了6次定名為「重返抗日戰場」的「參謀旅行」，去緬懷先烈，憑弔死難，並找回抗戰歷史的真相；我們第一個走訪的戰場，就是石牌要塞。郝先生站在昔日戰場高處，望著濤濤江水，有感而發地對我們說：沒有石牌保衛戰的成功，也許就沒有抗戰的最後勝利；後代的青年要了解抗戰，不可不知石牌。
2023年8月20日，筆者再度來到此地，在胡璉將軍之孫胡敏越先生及宜昌宜陵區博物館館長陪同下，詳細觀察作戰地區地形與廢棄陣地遺跡，並憑弔由後來接防的第31師(即1938年死守台兒莊的部隊)所整建之「石牌抗戰」遺址，向這些偉大的軍人致上最崇高的敬意。古戰場已不存，英雄們早作古，但想著先烈們為捍衛國家民族奮鬥犧牲的英勇表現，內心無限激動，久久不能平復，也使筆者興起撰寫本書之強烈動機。
然而，抗戰已經過去了近80年，許多人對這段血淚滄桑歷史的印象，早已模糊不清，甚至忘記；為呈現本戰的完整概念，本書拉長時間縱深，從日本侵華策略與其轉變起論，以鋪陳國軍「鄂西會戰」與「石牌保衛戰」的完整背景。
本書區分7章，約12萬5千字，另附所攝作戰地區照片16張，自繪作戰要圖60張；以胡璉將軍率領第11師，守住石牌，逆轉「鄂西會戰」戰局，不但支撐國軍第6戰區「反敗為勝」，而且使陪都重慶「轉危為安」，讓我們的抗戰打得下去，就像「扭轉乾坤」一樣，將整個局勢由「逆」轉「順」；故取書名為《扭轉乾坤─石牌要塞保衛戰》。
本書付梓之際，誠摯感謝陸軍官校同期同學前國防部長高華柱將軍、前國防部聯訓部主任王詣典將軍、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戰爭學院院長張鑄勳將軍、前漢翔公司董事長孫韜玉將軍，以及「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協會」前任理事長黃炳麟將軍、現任理事長胡筑生將軍、秘書長奚國華博士的溫馨支持與鼓勵；感謝昔日傘兵袍澤趙建爍將軍提供的資料；感謝台南一中六年同窗旅美學人歐紹源教授的試讀與校對；感謝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前任總經理總黃穗生將軍、現任總經理文天佑將軍、總編輯楊中興先生及公司同仁們的情義協助與出版。
也謹以此書，獻給胡璉將軍，及在「石牌保衛戰」中英勇犧牲的第11師官兵在天之靈，祈能佑我國家民族安泰，人民生活幸福。
何世同 謹識於台南 2024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