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躁的城邦》是徐承恩2014年著作《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的延伸與完成，然而他在《城邦舊事》中所勾勒出的本土史觀卻又是港大《學苑》2014年2月號〈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特輯所提出之香港民族論的歷史根據。另一方面，《鬱躁的城邦》同時也承接，乃至吸收了學苑《香港民族論》當中進一步提出的公民民族主義論（discourse of civic nationalism）與香港準國家論。 這個有趣而微妙的知識系譜學一方面顯示了當代香港民族主義各種思潮之間依然活潑地彼此滲透、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也明確指出了《鬱躁的城邦》在香港政治思想光譜上接近於民族自決論的位置。不過，徐承恩在書中同時也使用「城邦」概念來指涉香港民族的政治形式，而《鬱躁的城邦》的歷史敘事事實上也融合了「城邦」與「民族」兩種視野，因此也呈現了某種「香港民族城邦史」（history of the national city-state of Hong Kong）的特質。在這個限定的，政治的意義上，這部香港民族史應該能夠在城邦論與民族論之間，架起一道對話的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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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書篇幅很長，然而論證與敘事結構卻相當清晰。基本上，作者主張香港民族的起源，是位處中華帝國的國家力量（reach of the state）之邊緣或外部的東南方邊陲、底層諸族群，如漢化甚晚的廣府族群、被歧視的嶺南賤民族群（客家人），以及具有強烈無政府傾向的海洋族群（閩南人與蜑家人）。如借用印度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概念，這四個香港的先驅族群乃是當時中華帝國邊緣不折不扣的底層階級（subaltern classes）。這些位處中華帝國國家力量之邊緣或外部的底層族群長期與中華帝國關係疏離，乃至敵對，並且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即被吸收到另一個帝國，也就是大英帝國的外圍歷史軌道之內，在「處中國之外，在中國之旁」的獨特地緣政治位置中經驗了一段獨特的族群融合與民族形成的歷史，最終在七零年代形成了香港民族意識，但同樣也因為這個微妙的位置，造成香港民族意識因來自中國因素的不斷干擾而欠缺穩定性。作者在本書的敘事，大體環繞香港人與兩個宗主國，也就是中華帝國與英國的關係而開展。前三章敘述香港建城諸東南賤民族群與來自北方的中華帝國之疏離、抗拒與被征服收編或排除的關係，第四章到第十四章描述港英統治一百五十年過程中，一個英國準自治領的形成，以及香港社會的整合、土著化與民族意識的興起。第十五章敘述中華帝國再度崛起陰影下香港人試圖爭取民主以掌握自身命運的失敗嘗試。第十六章則描述九七之後中國再殖民的情境下香港青年世代民族意識的高漲與本土主義的勃興。
這本由香港民間史家書寫的香港民族史，帶有一種奇妙的國際性格。此處我所指的「國際性格」，並非徐承恩在先後兩本書中再三致意的西方或日本學者如Robert Antony、 Carl T. Smith、 John M. Carroll、Ian Scott以及濱下武志等人關於香港史或海洋史的作品，而是這本書與另一個位處帝國邊緣的國家─臺灣─的因緣。如作者自序所言，他最初因受到王育德教授《台?：苦悶?????史》的啟發而起心動念書寫香港人之民族史， 而他也在成書之後將本書獻給已故的王育德教授。這是本書和臺灣的第一層因緣。在撰寫香港建城到二次大戰終戰這段期間的歷史時，作者多次參照引用一本極其特殊的著作，也就是旅美臺籍史家蔡榮芳教授的《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人之香港史》或許是第一部明確強調「從香港人的觀點」或香港本土角度書寫的中文香港通史，然而它的作者卻是一位臺灣人。這是本書和臺灣的第二層因緣。值得注意的是，蔡榮芳寫作這部本土香港史時心中時刻念茲在茲者竟是同樣被籠罩在中國崛起陰影下的祖國臺灣。或許我們可以推測，身為臺灣人的生命體驗，使他獲得一種從邊陲與外部觀察歷史的視角，也使他對處於類似結構位置的香港人曖昧的認同更為敏感。他這部香港本土史最大的特色，就是擺脫了中國愛國史觀的虛構，細膩地捕捉到香港人「認同中國，但希望與中國保持距離」的矛盾心理與雙重認同。最終，蔡榮芳以香港歷史印證臺灣民主獨立的現況，並且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