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版作者序
給台灣讀者在動盪中前行的實用指南
現在是二○二○年，我為《富國的糖衣》再版寫下這篇序時，全球經濟岌岌可危。
我不是在說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貿易戰」、英國退出歐盟（所謂的英國脫歐）、中東政治緊張局勢升溫導致油價可能出現震盪等特殊案例，我說的是世界經濟整體現況。
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受創最深的富裕國家，其實尚未從危機中真正站起來。自從金融危機以來，這些國家經濟成長欲振乏力，現在甚至愈來愈多人提到「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可能。如此微不足道的復甦幅度，卻已是得來不易的成果，仰賴著史上最大規模的銀行紓困方案、資本主義問世以來的最低利率，以及各國主要央行挹注數兆美元提供市場額外流動性（所謂的「量化寬鬆」）。
更糟糕的是，大量增加的低利率資金並沒有流入致力生產的企業，也沒有進到勞工的口袋，反而全都投入金融產業，（再度）導致股票和住房等資產價格飆升。資產價格的通膨不僅造成貧富懸殊加大，更在醞釀著另一場金融危機，因為高資產價格脫離實體經濟，遲早會導致金融危機；一九八○年代以來，世界各地層出不窮的金融危機便是如此，像是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墨西哥、俄羅斯、巴西、東亞等地的金融危機，最近的例子則是二○○八年全球金融大海嘯。
前面提到的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機與後續餘波，證實了本書的兩大核心論點。這本書初版於二○○七年上市，即金融危機爆發前一年。
首先，二○○八年的金融危機與各大經濟體的束手無策，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經濟教條的明顯缺陷，這些缺陷正是《富國的糖衣》的批判主軸。本書論述了法規鬆綁、開放、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何以導致成長放緩、收入不平等加劇與經濟更加動盪。二十一世紀初以前，許多人以為只有開發中國家才得承受這些新自由主義的缺陷，因為他們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推出的所謂結構調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下，只能被迫接受新自由主義。然而，二○○八年的危機顯示，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富裕國家也造成了巨大的問題。金融危機後的一連串事件，包括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脫歐、法國黃衫軍抗議、排外右翼政黨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崛起，在在凸顯富裕國家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讓因此遭遺棄（或狠狠被甩到後頭）的民眾深感憤怒和挫折。
其次，二○○八年金融危機與相關因應政策，極為戲劇化地證實了我在《富國的糖衣》中所討論的主題：富裕國家的虛偽。我在本書中，說明富裕國家如何對開發中國家說一套做一套。歷史上，富裕國家往往透過奉行保護主義、掌控國營事業與金融、管制外來投資、忽視智財權法律的執行等手段來刺激經濟成長，卻又告訴開發中國家不要推行這些政策，因為這些政策「有害」。這種虛偽的心態不僅僅存在於過去。舉例來說，我在第7章指出，富裕國家硬逼開發中國家在金融危機期間達到預算盈餘，以實現「量入為出」的原則，但他們自己卻在金融危機時入不敷出，二○○八年的危機就是一例，我在本書把這項原則形容為「富國擁抱凱恩斯主義，窮國苦吞貨幣主義」。另一個例子是，二○○八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在因應中國崛起時，愈來愈常把中國塑造成猖狂無比的「小偷」，專門從科技更先進的國家竊取創意。然而，這些國家自己過去也從更進步的經濟體竊取先進技術，牽涉的層面甚至更廣，而且偷得更加光明正大，像是明文允許替外國人的發明申請專利、拒絕保護化學（尤其是製藥）領域的發明，有時（書中以荷蘭和瑞士為例）甚至拒絕引進專利法。
儘管明眼人都看得到各種失敗，全球經濟仍舊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運轉，因為這對有錢有勢的國家最有利。然而，最近全球局勢發展已顯示，這樣的情況無法持續下去。我先前提到在富裕國家中，許多被新自由主義「遺棄」的民眾引發暴動，但就連智利、哥倫比亞和黎巴嫩，即一般公認新自由主義政策相對成功、社會接受度也高的國家，近來居然也出現政治動亂與暴動。
台灣是迄今避免大規模實施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少數國家之一。然而，即使是在台灣，國家經濟的未來也日益嚴峻。有鑑於台灣得在當前動蕩的時代摸索前行，我希望《富國的糖衣》對台灣讀者而言是一本實用的指南，藉此理解為何全球經濟會如此運轉（或如此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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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二月 劍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