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為什麼要創作《蜻蜓眼》？
曹文軒
《蜻蜓眼》無疑是我個人創作史上的一部很重要的書。
三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機會，我接觸到這個千載難逢的故事。我將與它的相遇看成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刻，看成是天意—命運之神眷顧我，讓我與它相遇。當初，一接觸它時，我就已經知道它的寶貴，「價值連城」四字就在心頭轟然作響。我很清楚，作為一個寫故事的人，一個作家，他遇到了什麼。但即使在「榨乾」了故事主人對這個故事的記憶之後，我依然沒有產生將它很快付諸文字的念頭。
我是一個喜歡珍藏故事的人，而對那些可遇不可求的故事，更會在心中深深地珍藏著。藏著，一藏三十多年，就是不肯讓它面世。感情上是捨不得（那種感情十分類似於一個父親不想讓他心愛的女兒出嫁），理性上我知道，一個作家必須學會對故事的珍藏。這是一個本領—珍藏的本領。珍藏的好處是：那故事並非一塊玉—玉就是玉，幾十年後，甚至幾百年後，它還是那塊玉，而故事卻會在蒼茫的記憶的原野上生長。歲月的陽光、經驗的風雨、知識的甘露，會無聲地照拂它，滋養它。它一直在生長，如同一棵樹，漸漸變得枝繁葉茂，直至濃蔭匝地。三十多年間，有時我會想到它—想到它時，我會打開記憶之門去看看它，更準確的說法是觀賞它。我發現，我觀賞的目光正在由平視逐步抬高，而改為仰視，不斷抬高的仰視。我知道，那棵樹，在長高。我知道，總有一天，它會長成參天大樹。終於有一天，這棵樹不再是樹，而從植物變成了動物，這個健壯的動物，不再安於在記憶的原野上走動，牠要去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了，任何柵欄都不能再阻攔牠了。沉睡，哈欠，繼續沉睡，一躍而起，精氣神十足，牠一定要走出記憶之門，到光天化日之下。「放它出來，到大世界去！」我聽從了這一似乎來自天庭的聲音。
於是，它就成了《蜻蜓眼》。
《蜻蜓眼》是一種寶物，是一種橢圓形的珠子。在小說中，它只有兩枚。但我知道，現在它就不是兩枚了。一冊《蜻蜓眼》就是一枚。它將繁衍成多少枚呢？我想不是誰都能說出這個數的。
挨著「珍藏」這個字眼的是「沉澱」這個字眼。回想三十多年的珍藏，冷靜一想，我發現，其實不是故事在變，而是我在變。我的思想在變，我的審美觀在變，我的趣味在變，我的情感以及情感方式在變，我的目光在變。而這一切的「變」，都是往更可靠更成熟的方向去的。許多當時令我衝動的情節與細節，時過境遷，不再令我衝動，而歸於平淡。而當時並不上心、覺得微不足道的情節和細節，反而在逼近我的目光，並熠熠生輝。一些當初的見解在瓦解，而新的見解在生成。我感到，自己書寫和駕馭整個故事的能力在一天天地增強，心虛在不斷地被新生的力量削弱，代之而起的是滿滿的信心。前後比較，我覺得昨天對這個故事的領會與把握，和今天對這個故事的領會與把握，有天壤之別。
也許是我對故事反應遲鈍，也許是我太過「深思熟慮」，我通常的狀態就是這樣：很難做到逮到一個故事馬上就將它變為文字。我寫了這麼多年作品，寫了這麼多作品，還很少發生過早晨剛得到一個故事，晚上就立即將它翻轉成文字的事情。通常，我不善於寫當下，而只善於寫過去。但我自認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並且是一個具有強烈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家。現實主義並不意味著寫今天早晨發生的事和今天早晨聽到的事。
像《蜻蜓眼》這樣的故事，我只能取端莊的寫作姿態，用莊重的語調去書寫。事實上，我的寫作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姿態，這樣一種語調。我不太善於，也不喜歡—甚至說是很不喜歡那種油腔滑調的寫作語調。我寫過一些諧趣的文字，如《我的兒子皮卡》系列、《笨笨驢》系列、《萌萌鳥》系列，但我將這樣的筆調理解為諧趣或幽默。其實，我一直很喜歡諧趣和幽默。這種喜歡一樣體現在端莊的、莊重的《草房子》、《青銅葵花》、《紅瓦房》等作品中。但我將這種諧趣和幽默理解成「智慧」這樣的境界的。在寫作傾向上，我可能更讚賞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初的寫作。那時的作家，姿態是端莊的，語調是莊重的。無論是雨果、巴爾扎克還是托爾斯泰、蕭洛霍夫，也無論是魯迅還是沈從文，他們的姿態與語調都是如此。即使諷刺，姿態也是端莊的，語調也是莊重的。在《鐘樓怪人》中，在《高老頭》中，在《戰爭與和平》中，在《靜靜的頓河》中，在《吶喊》、《徬徨》中，在《邊城》中，我們可以回憶一下他們的姿態和語調。但是隨著現代主義思潮的湧動以及氾濫，這個姿態與語調被冷落了，直至被嘲笑與否決了，代之而起的是黑色的、冰冷的、譏諷的、嘻皮笑臉的或是自虐式的嘲諷。彷彿整個世界無惡不作、荒謬絕倫，不配以端莊的姿態面對，不配用莊重的語調敘述。當年朱光潛先生在區別西方美學與中國美學時，說西方美學追求的是「崇高」，中國美學追求的是「秀美」。而如今，無論是崇高還是秀美，都幾乎消失，無論是中國的文學還是西方的文學，都統一到了陰冷的、令人嘆息和無望的諧謔上。崇高、秀美幾成明日黃花。
這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被無情地否定了。這個世界沒有正義，沒有善良，沒有美好，有的只是陰險、無聊、萎靡不振、蠅營狗苟、變態……然而，這個世界真的就完全如此嗎？其實，我們的頭頂總有燦爛的陽光，許多時間裡，月色迷人，星空下總有夜曲在遠處響起，愛情無處不在，博大的母愛、父愛常常讓我們心頭流淌暖流，春天裡百花齊放，秋天裡更是色彩斑斕，而當冬季來臨，白雪皚皚的世界，使人感到世界一片純潔和冷靜……其實，那些拒絕端莊、莊重的作家，他們一直享受著這個世界給他們的種種遠超過普通百姓的好處。喝著咖啡或葡萄酒，在舒適的空間裡自由地駕馭文字，榮譽、金錢，他們往往應有盡有。但他們就為那份虛擬的「深刻」，將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美好的東西統統過濾掉，而只留下了一堆黑色的渣滓。然後，便開始令人絕望的諧謔。如果他們說文學的端莊、莊重乃是虛假，那麼他們的這般姿態就一定是誠實的嗎？
我不相信我取端莊的姿態，用莊重的語調來講《蜻蜓眼》的故事，就一定無法深刻—即使真的無法深刻，我也不想改變這種姿態與語調。
做人要做一個聰明人，做作家也得做一個聰明的作家。不是他真聰明，而是他想著自己要聰明。這麼想著—必須這麼想著。這麼想著，說不定他會真的聰明起來。
我想，這份聰明，首先表現在他知道將什麼視為他的寫作資源，知道他的雙足是站在哪塊土地上的—生他養他的土地。忽視、忘卻，甚至拒絕這塊土地，是愚蠢的，不聰明的，很不聰明。因為，那塊土地在星辰轉換之中，早就鑄定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視它，忘卻它，拒絕它，將會使他變得一無所有，甚至導致文學生命的死亡。關鍵是，這塊土地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生長故事—人類社會所獨有的故事—獨有的品質，獨有的發生方式、演進方式以及獨有的落幕方式。我看到了這一資源—汪洋大海般的資源。常常，我會為選擇了其中一個大故事而欣喜若狂。我知道那個故事會給我帶來什麼—帶來榮耀，帶來幸福，帶來來自世界的目光。
但只知道堅定地立足於這塊土地的人，仍算不上最聰明的人。最聰明的人是雙足堅定地立於這塊土地，而眼睛卻穿過滾滾煙雲，去眺望天地連接之處，眺望國家界碑之外的廣闊世界的人。目光永遠比雙足走得更遠，而心靈則能走得更遠。這個人，這個願意在文學上有所成就的人，懂得一個關乎文學性命的道理，這就是：生他養他的土地，是他寫作的永恆資源，而他思考的問題是世界的，題材是中國的，主題是人類的。他要從一個個想像力無法創造出的中國故事中，看到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他要從一個個中國人的喜怒哀樂之中，看到千古不變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遠希望用他的文字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
我一直想做這樣一個聰明人，《蜻蜓眼》也許充分顯示了我的真誠願望。
二?ㄧ六年六月一日於北京大學藍旗營住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