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全新修訂譯本）

前言

這一次的資本主義危機

　　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再造所必要的。人類正是在危機的過程中，正視資本主義不穩定之處，重新設計和塑造相關安排，創造出資本主義的新版本。我們拆毀和廢棄許多舊事物，騰出空間迎接新事物。一度活躍的生產基地淪為工業廢墟，舊工廠遭拆掉或改變用途，勞工階級社區經歷仕紳化改造。在某些地方，小農場和自耕地被大型工業化農場或豪華的新工廠取代。產業園區、研發中心、批發倉庫和配銷中心散布各處，周遭是市郊住宅區，由公路網連接起來。主要城市比賽誰的辦公大樓更高更迷人，誰的文化建築更具標誌性；巨型購物中心在市區和市郊皆大量湧現；世界主義是眼下全球的預設方向，大量遊客和商務人士不停地經由機場穿梭各地，有些城市的規模甚至倍增。高爾夫球場和門禁社區（設有門禁的社區）興起於美國，如今也在出現在中國、智利和印度，與周遭貧民自建的簡陋住宅形成鮮明對比；這些貧民區在英語世界稱為slums，在巴西是favelas，在西班牙語地區是barrios pobres。

　　不過，危機最驚人之處，主要不在於物質景觀的大幅改變，而是在於其他方面的戲劇性變化，包括思想和理解方式、制度和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政治效忠和政治過程、政治主體性、科技和組織形式、社會關係，以及影響日常生活的文化習俗和品味。危機徹底動搖我們的世界觀，包括我們對自身在世界中的地位之看法。我們是這個正在形成的新世界永不停息的參與者和居住者，無論是被迫還是自願，都必須適應事物的新狀態；在此同時，我們也經由我們所做的事，以及我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對這個世界的混亂特質產生某程度的影響。

　　身處危機當中，是很難看到出路的。危機並非單一事件：雖然它們有明顯的觸發因素，它們所代表的結構轉變需要多年時間才能完成。始於一九二九年股市崩盤的漫長危機，要到一九五○年代才終於解決，而期間世界經歷了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以及一九四○年代的世界大戰。一九六○年代末浮現的危機（其標誌為一九六○年代末的國際貨幣市場動盪，以及一九六八年許多城市〔從巴黎和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和曼谷〕出現的街頭事件），同樣要到一九八○年代中期才終於解決，期間布雷頓森林國際貨幣體制（一九四四年建立）於一九七○年代初瓦解，勞工運動使一九七○年代紛擾不斷，新自由主義政治在美國雷根、英國柴契爾夫人、德國科爾、智利皮諾契特和中國鄧小平治下興起並鞏固下來。

　　事後回顧，因為有後見之明，我們不難看到，在危機全面爆發之前，大量的問題徵兆已經浮現。例如美國一九二○年代貨幣財富和所得不平等嚴重加劇，房市出現資產泡沫並於一九二八年破滅，便預示了一九二九年的崩盤。事實上，我們在力求擺脫危機的過程中，往往埋下了未來危機的種子。例如始於一九八○年代的全球金融化趨勢（特徵是債務日增、金融法規日趨寬鬆），原本是想藉由促進跨地域流動，解決資本與勞工的衝突，但最後卻導致投資銀行雷曼兄弟於二○○八年九月十五日破產。

　　雷曼破產觸發金融體系崩潰，各環節如骨牌般倒下。到我撰寫本文時，這件事已經過去逾五年。如果歷史經驗值得參考，我們實在不應期望現在就能清楚看到復活的資本主義將是怎樣一種情況（如果資本主義能復活的話）。但是，對於資本體制哪裡出錯的診斷，目前理應有多種相互競爭的說法，而且糾正問題的建議也理應大量湧現。令人驚訝的是，新思維或新政策非常少。世界大致分裂為兩大陣營：其中一方延續（歐洲和美國的情況）以至深化新自由主義、供給面和貨幣主義手段，強調緊縮措施是對症良藥；另一方則是重新採用仰賴債務融資的、某版本的凱因斯需求面擴張方案（中國的情況），而方案通常摻了水，忽略凱因斯強調的一件事：惠及低下階層的所得再分配是其方案的一個關鍵要素。無論當局採用這兩種政策的哪一種，結果都是對富豪有利；這些富豪在各國以至全球均構成了政治勢力日強的財閥階層，梅鐸（Rupert Murdoch）便是一名具全球影響力的財閥。全球各地的有錢人全都愈來愈富有。全球最有錢的一百名富豪（來自中國、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印尼，以及傳統的財富集中地北美和歐洲）光是在二○一二年，財富便增加兩千四百億美元──據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Oxfam）估計，這筆新增財富足以立即終結世界的貧窮問題。相對之下，大眾的景況最多也只是免於惡化，較普遍的情況是加速衰退，甚至是災難性地惡化（例如希臘和西班牙）。

　　近年的情況在體制上的一個重大差異，看來是呈現在中央銀行的角色上：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在全球層面發揮了領導作用，甚至是扮演了支配性的角色。不過，自從中央銀行出現以來（英國的央行是創立於一六九四年），央行的作用向來是保護銀行業者，必要時替銀行紓困，而不是照顧大眾的福祉。若以統計數據為標準，美國在二○○九年夏天便已經擺脫了危機，而幾乎所有地方的股市後來也都收復本次危機造成的跌幅；這一切與聯準會的政策息息相關。這是否預示著全球資本體制將受世界主要央行官員的獨裁統治，而這些官員的首要任務是保護銀行業者和財閥的權勢？果真如此，目前各國經濟停滯不前、全球大眾的生活水準每況愈下的問題，看來沒有什麼希望解決。

　　對於利用科技解決當前經濟問題的可能，人們也有很多議論。雖然新科技配合某些組織形式，向來對幫助我們擺脫危機大有作用，它從不曾發揮決定性的作用。目前許多人寄厚望於「基於知識的」資本主義，而生物醫學、基因工程和人工智慧是當中的焦點。但是創新向來有利有弊。畢竟一九八○年代我們便因為自動化技術的應用而經歷「去工業化」，最後像沃爾瑪（Walmart）等公司（雇用大量沒有參加工會的低薪勞工）取代了通用汽車等公司（於一九六○年代雇用大量高薪且參加工會的勞工），成為美國民間部門最大的雇主。如果當前的創新潮有方向可言，那便是勞工就業機會減少，而資本從智慧財產權榨取的租值則愈來愈重要。但如果人人都試圖靠收租過活，沒有人投資在製造上，則資本主義無疑將走向一種完全不同的危機。

　　資本主義精英和他們在知識、學術界的追隨者，目前似乎既無法根本揮別他們的過去，也無法針對令人不滿的危機（經濟停滯或成長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國家某些權力落入債權人手中），提出可行的出路。但做不到這些事的並非只有他們。傳統左派力量（政黨和工會）顯然完全無法有力地抵抗資本的力量。右派三十年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攻擊，嚴重打擊了傳統左派力量，而民主社會主義也已喪失信譽。一九八九年之後，既存共產體制的恥辱性崩潰和「馬克思主義之死」令情況變得更糟。目前殘餘的基進左派力量，基本上是在所有體制和有組織的反對管道之外運作；他們寄希望於小規模的行動和在地行動主義，期望它們最終能構成某種令人滿意的總體選擇。這種左派怪異地呼應自由至上主義者（甚至是新自由主義者）的反國家主義（anti-statism）觀念，他們在思想上主要受傅柯（Michel Foucault）等思想家啟發；這些思想家在後結構主義的旗幟下重新組合後現代碎片，而這種後結構主義偏好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並規避階級分析，其多數內容極度費解。自治論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地方主義者的觀點和行動到處可見，而且相當明顯。但是，因為這種左派尋求在不掌權的情況下改變世界，日益鞏固的財閥資本家階級隨心所欲主宰世界的能力因此仍然不受挑戰。這個新統治階級獲得擁有保安和監視力量的政府協助，後者非常樂於動用警力，以反恐之名鎮壓所有形式的異議。

　　我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了這本書。我的做法有點非傳統：我遵循馬克思的方法，但未必接受他建議的方案；我擔心讀者可能因此無法欣然接受本書的論點。但是，如果想擺脫眼下經濟思想、政策和政治貧乏停滯的困境，我們顯然需要一些不一樣的研究方法和思想觀念。畢竟資本主義的經濟引擎顯然遇到了重大難題：它劈啪劈啪地蹣跚前行，彷彿隨時可能停下來，甚至是無預警地爆炸。我們期望人人都能過豐盛的生活，但在通往這種生活的路上，每個轉折點都滿是危險警告標誌。資本主義陷入如此重大的困境，但似乎沒有人對它如何陷入這種境地有連貫的認識，遑論明白其原因。不過，情況向來如此。如馬克思所言，全球危機一直是「資產階級經濟所有矛盾的真正集中和強制調整」。闡明這些矛盾應可大幅揭露嚴重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這件事無疑值得我們努力去做。

　　應用這種特別的思考模式來認識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可能產生某些結果和政治後果；概述這些結果看來也是該做的事。乍看之下，這些結果似乎不大可能發生，遑論切實可行或在政治上受歡迎。但是，無論替代方案顯得多麼不合宜，開始討論它們是必要的；如果情況要求我們執行這種方案，我們更是要把握機會。這樣我們便是打開了一扇窗，因此擁有以前不曾想過、不曾利用的多種可能選擇。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全球論壇，藉此思考資本在何處、可能流向何處，以及我們該為此做些什麼。我希望這本小書能對相關討論有一些貢獻。

後記

政治實踐構想

　　我們對資本矛盾的這番透徹審視，對反資本主義政治實踐有何啟示？它當然無法告訴我們，在圍繞著各種具體議題的激烈和總是複雜的鬥爭中，確切應該怎麼做。不過，它確實有助於我們制定反資本主義鬥爭的整體方向，而它同時也為反資本主義政治提供論據和強化理由。民意調查機構問它們喜歡的問題「你是否認為國家正朝正確的方向前進？」時，它們假定人們對何謂正確的方向有一定的概念。那麼，對我們這些相信資本正朝錯誤的方向前進的人來說，什麼是正確的方向？我們可以如何評估我們在實現相關目標上的進展？我們可以如何基於這些目標，提出謹慎和明智的建議（相對於那些藉由加深資本的勢力以回應人類的迫切需要之荒謬理論，它們確實是謹慎和明智的建議）？以下是從資本的十七個矛盾中推出來的一些建議，可提供政治實踐的方向，希望也能賦予它活力。我們應當以這樣的世界為目標而努力奮鬥：

　　1.優先為所有人直接提供足夠的使用價值（房屋、教育和食物安全等等），而不是藉由追求利潤極大化的市場體系提供這些價值；這種市場體系將交換價值集中在少數私人手上，並以支付能力作為分配商品的基礎。

　　2.創造一種交易工具，它必須能促進商品和服務的流通，但同時限制或排除私人累積金錢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的能力。

　　3.私有財產與國家權力的對立盡可能以共同權利制度代替（特別重視最關鍵的兩類公有資源：人類知識和土地），由公民大會和公民社團負責創建、管理和保護此類制度。

　　4.私人占有社會權力的情況不僅受經濟和社會障礙約束，還成為人們普遍厭惡的病態異常現象。

　　5.資本與勞工之間的階級對立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化解，他們與致力滿足共同社會需要的其他社團協調合作，自由決定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及何時生產。

　　6.日常生活慢下來（移動、行走應當是悠閒和緩慢的），盡可能增加自由活動的時間，同時為自由活動提供穩定和維護良好的環境，不受戲劇性的創造性破壞影響。

　　7.聯合起來的群體評估大家的共同社會需求並彼此告知，藉此為生產決定提供基礎（短期而言，有關實現的考量主導生產決定）。

　　8.創造新的技術和組織形態，以求減輕所有形式的社會勞動的負擔，消除技術分工中不必要的區別，為自由的個人和集體活動釋出時間，並減少人類活動的生態足跡。

　　9.藉由自動化、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的應用，減少技術分工。剩餘的必要技術分工盡可能與社會分工分開。行政、領導和治安職務由族群中的個體輪替。我們獲得解放，不再受專家統治。

　　10.賦予公民社團壟斷使用生產工具的集中權力，藉由公民社團動員個體和社群的分散競爭能力，產生技術、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創新方面的差異化。

　　11.多元化潛力最大的是區域社團、公社和共同體中的生活與生存方式、社會關係與自然的關係，以及文化習慣和信念。區域之中和公社之間，個體自由、不受約束但有序的跨地域移動獲得保障。社團代表定期聚會，評估、規劃和承擔共同任務，並處理各種規模（生物區、洲和全球）的共同問題。

　　12.除遵循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所涉及的不平等情況之外，消除物質供應上的所有不平等。

　　13.逐漸消除為遠方的他人所做的必要勞動與自身、家庭和公社再生產中的勞動的差別，使社會勞動融入家庭和公社工作中，而家庭和公社工作成為非異化和非貨幣化社會勞動的首要形式。

　　14.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教育、醫療、居住、食物安全、基本商品和交通運輸方面的平等福利，以保障免於匱乏的自由、行動自由和遷徙自由的物質基礎。

　　15.經濟向零成長狀態靠攏（但保留地域發展不一致的空間），追求人類（個人與集體）能力的最大發展和不斷創新成為社會規範，取代對無止境複合成長的狂熱追求。

　　16.利用自然力量滿足人類需要的工作應快速進行，但必須盡可能保護生態系統，維護一個地方的養分、能量和物質，重新學會欣賞自然之美，認識到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我們確實可以藉由努力為自然作出貢獻。

　　17.非異化人類和非異化創造性角色將出現，他們具有一種新的、自信的自我與集體存在意識。自由締結親近社會關係的經驗，以及對各種生活和生產方式的同理心，將產生一個這樣的世界：人們仍將激烈爭論何謂美好生活，但人人皆同樣值得享有尊嚴和尊重已是社會共識。人類能力的永恆和持續革命將推動社會持續演化。人類將繼續不斷求新。

　　不言而喻的是，投入戰鬥、對抗資本體制中所有其他形式的歧視、壓迫和暴力壓制同樣重要；上述建議不能取代這些其他鬥爭，反之亦然。我們顯然必須聯合各方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