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才高德薄 功巨過顯
張雲風
我讀過古人寫作的《趙飛燕外傳》、《高力士外傳》、《李師師外傳》等外傳體小說,均屬紀事性質,羅列若干事例,篇幅最長的才數千字,內容單薄,寫法也單調。為此提筆寫作長篇歷史小說《李斯外傳》書稿。書稿通過寫李斯,寫秦始皇,寫那個時代,寫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在血火中誕生,隨即迅速滅亡的歷程,既有典型意義,又有警示意義。
我擇李斯作為主人翁創作歷史小說,是因為李斯生活在戰國末年至大秦帝國時期,那是個傳奇的時代,既威武雄壯又波譎雲詭,既異彩紛呈又光怪陸離的時代,湧現出許多知名人物,發生過許多重大事件。李斯為改變貧賤命運,實現人生價值,從楚國到秦國,從布衣到丞相,拼搏一生,經歷和閱歷都很豐富,幾乎跟所有知名人物和所有重大事件,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因而素材多故事也多,大有寫頭。司馬遷《史記》著有《李斯列傳》,詳細記述李斯的生平事蹟,可以說是李斯的正傳。《李斯外傳》,採用外傳體類,既寫了正傳內容,又寫了正傳內容以外的內容,亦即行家所說的「故事中的故事」或「故事外的故事」。正傳內容講究真實,事必有據。外傳內容則不那麼嚴格,不拘泥不刻板,所寫之事可有據也可無據,合理想像虛構的成分更多些。比如嬴成蟜造反,《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反死屯留。」《李斯外傳》據此展開想像虛構,想像虛構李斯介入此事,運用詭道,將謊言忽悠成「真理」,將「真理」忽悠成謊言,三忽悠兩忽悠,竟為秦王嬴政化解了一場嚴峻的王權危機。小說圍繞造反與平定造反,圍繞造反檄文所言是真是假刻劃人物:嬴成蟜狂傲無知,樊於期凶惡陰險,呂不韋和秦太后窘迫難堪,華陽太后幸災樂禍,秦王憤怒疑惑,李斯胸有成竹,趙義、周媼、松友煞有介事,嬴氏宗室嬴班、嬴沖等先是觀望,繼是拜伏,確認秦王是秦莊襄王嫡嗣,姓嬴而不姓呂,絕非呂不韋的「奸生之兒」。諸多人物各就各位,音容笑貌,盡顯個性,栩栩如生。再比如李斯聽荀卿講課,李斯結識鄭國,李斯交往任愛(詐腐前的嫪毐),李斯考察東方六國,李斯偵察大鄭宮,李斯和蒙恬追留尉繚,李斯救援鄭國,李斯餞別呂不韋,李斯勸說蒙嘉自我了斷等情節,典籍裡均未見記載,而《李斯外傳》把它們歸到李斯名下,憑藉合理的想像虛構,編故事,講故事,娓娓寫來,侃侃道來,波瀾層疊,繪聲繪色,從而使李斯的事蹟更加繁富,也使小說的內涵大大擴展,反映社會生活,展現時代風貌,方方面面,多姿多彩。
《李斯列傳》評價李斯:「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指恰合時機的遊說),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趙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叛,斯乃欲諫爭,不亦末(小節)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大節),乃與俗議(事實)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西周初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列矣。」《李斯外傳》根據這一評價,對李斯做了這樣的定位:一位才高德薄,功巨過顯,大節有虧,由於晚節失守,以致身敗名裂的政治家。應當說,這個定位是準確的。李斯為人為官,集才高、德薄,功巨、過顯於一身,因才高而建巨功,因德薄而犯顯過,德與才並不兼備,功與過反差極大,大起大落,恨事悲情,到頭來死無葬身之地。
李斯的才出類拔萃。他通曉諸子百家學說,尤其通曉法家學說精髓,知識、智慧、謀略、遊說辯論,規劃設計、推理判斷、文學修養、書法功底等,都是一流的。他用天下一統的宏大構想遊說年輕的秦王,獲得信任與重用,為自己尋找到了強大的靠山。秦國掀起逐客風暴。他用一篇〈諫逐客書〉,挽救了自己及成千上萬逐客,得以在秦國站穩腳跟。秦王的身世詭秘奇特。李斯知道真相卻裝作不知,周旋於兩個最顯赫人物——呂不韋和秦王父子之間,在父親跟前絕不非議兒子,在兒子跟前絕不非議父親,兩邊落好,游刃自如。李斯的仕途以五十七歲為界,可分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他用傑出的才能輔佐秦王,使之成就了帝業,兼併六國,統一天下,締造了一個疆域廣大,民族眾多,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後期,他用傑出的才能輔佐秦始皇,力主推行郡縣制,力主統一貨幣、統一度量衡、統一車軌、統一文字,力主強化法制,以法治國、依法治國等,均被作為「國策」,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大秦帝國誕生,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推進和確立封建制,是個陌生而全新的課題,沒有先例可供參照和借鑒,沒有聖賢給予示範和指點。秦始皇和臣屬李斯等,用一腔熱情與豪情,去嘗試去探索,想大事幹大事,每件事都幹得轟轟烈烈,風聲水起,充分表現出新興地主階級特有的朝氣蓬勃,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開創精神與進取精神。他們在短短數年內創建了前所未有的豐功偉業,最有生命力處是奠定了後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政治的基礎格局。這一格局的某些精華部分,經積澱經演變,至今仍在沿用,影響巨大而深遠。
李斯的德存在瑕疵。他在青年時代說過:「詬莫大於卑賤,悲莫甚於窮困。」基於此,擺脫卑賤與窮困,追求尊貴與富有,成了他人生的目標,入仕的動力。他有私心有貪欲,這決定了他把「爵祿」(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看得極重,沒有爵祿力爭,有了爵祿力保,力爭力保都是全身心投入,毫不懈怠。他的性格、品格的最大弱點是「阿順苟合」——阿諛逢迎,巴結討好,說話辦事總是揣摩皇帝的心思,迎合皇帝的意志,目的在於邀寵,以謀取私利。李斯有才,但往往把才用偏,「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不注重不研究怎樣用正確的政治理念和明晰的政治方略,去彌補皇帝的缺失,每每熱衷於用驚人之想和驚人之語,取悅於皇帝。天下一統之後,他提出不少建議,均被秦始皇採納。如用和氏璧製作國家御璽(印文刻「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將收繳的兵器鑄作十二個金人,驪山陵增建一項附屬工程——兵馬俑陪葬坑等。這些建議既非「明政」,亦非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之急需,只因秦始皇喜好,所以李斯提出,純是阿順苟合使然。秦始皇固然雄才大略,但在治國理政上多有缺失處,好大喜功,濫用民力,揮霍無度,處事決事的主觀性、盲目性、即興性和隨意性時時可見,造成人力、物力、財力極度透支,民不堪負,怨聲載道。李斯對此看得一清二楚,但從未正面進諫過直言過。為何?因為不敢,擔心進諫、直言有可能觸怒龍顏,丟失爵祿。李斯升任丞相以後,發生了焚書和坑殺方士事件。焚書,李斯是首倡者;坑殺方士,李斯是執行者。焚書和坑殺方士的出發點是為了箝制民眾思想,打擊刑事犯罪,鞏固中央集權、國家統一的成果,但方法簡單,手段殘暴,效果也未達到預期。東晉時,儒家信徒拿焚書和坑殺方士大做文章,惡意編造出個「焚書坑儒」說來,強加於秦始皇,成為他是「暴君」是「魔鬼」的標誌性罪證。
秦始皇時期,李斯德薄,雖有過失,然人品、官聲、形象,從總體上看都是正面的,好評如潮。西元前二一○年農曆七月,秦始皇駕崩於巡遊途中的沙丘(今河北廣宗西北),情勢驟然逆轉,李斯用背叛、變節之行徑,使其過失升級為顯過,乃至罪過與罪惡。其時,在巡遊隊伍中以及在全國,李斯官位最高,權力最大,肩負的責任最重。按禮按理,他都應當忠實遵從秦始皇遺詔,擁立秦始皇長子扶蘇為皇帝,並輔佐扶蘇,發揚光大秦始皇的功業,也是發揚光大他李斯的功業。宦官趙高妄進「邪說」。他完全有資格有能力殺趙高,除奸佞,確保皇權實現順利更迭。孰料關鍵時刻,他想的卻是尋找新的靠山,長保爵祿,居然聽信「邪說」,參與實施「廢嫡立庶」逆謀,擁立了秦始皇少子胡亥為二世皇帝。沙丘逆謀是一場政變,造成的惡果無法估量,加速了大秦帝國的滅亡,阻礙了中國封建制國家真正完成統一任務的進程。李斯在其中扮演了罪惡的角色,萬劫不復。此人說到底是個悲劇人物,悲劇源自大節有虧,源自晚節失守。他六十四歲任丞相時,曾說要保持晚節,造福於黔首及兒孫。三年後,他六十七歲時就把保持晚節事忘得精光,上了秦二世和趙高的賊船,成了三人政變集團中的樞紐成員。秦二世時期,李斯不論主觀意願如何,客觀上已淪為秦二世和趙高的幫凶,但受疑忌受擠兌,根本進不了趙高一手把持的最高權力核心。趙高掌控著秦二世,挾天子以令天下,把李斯玩弄於股掌之中,接著捏造個「謀反」的罪名,把李斯投進大獄。李斯曾任廷尉二十年,修訂《秦律》,法學思想和法學實踐的基調是「嚴威酷刑」。趙高對李斯亦用嚴威酷刑,「榜掠千餘」,製造血腥。李斯從天堂跌進地獄,體面與尊嚴盡失,飽受折磨與屈辱,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吃刑不過,屈打成招,招認了趙高需要他承認的所有罪款。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李斯就是這樣的,晚節失守,失足成恨,付出的代價之大,實為古代著名政治家之最。然而,讓人費解的是,李斯對晚節失守對沙丘罪惡,似乎全不認識,或是刻意回避,從未進行過檢討與自責;相反,還吹噓什麼「忠」,死前遺言仍說「吾以忠死,宜矣」,至死不悟,不可救藥!世人歷來痛恨和鄙夷背叛者變節者。所以,李斯六十九歲時遭腰斬,夷三族,悲而不壯,慘而不烈,人們並不怎麼同情。
《李斯外傳》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寫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寫國運民生和世態人情,寫封建制和奴隸制的矛盾與對立,寫真善美和假惡醜的衝突與鬥爭,內容充實,底蘊厚重。修辭手法多樣,敘事清晰,描寫生動,議論、評述、辨正部分備見新穎。層次跌宕,語言活潑,人物形象鮮明。讀來饒有興味,亦堪回味。
《李斯外傳》是我歷史小說創作的最新成果,即將由大地出版社出版。特撰拙文,權當序言。
二?二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