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
尸子，名佼，是我國戰國時期的一位學者。其人最早見述於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楚有尸子、長廬。」但只說他是楚人，餘皆略而不言。其後劉向《別錄》則云：「司馬遷言『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劃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裴駰《集解》引）劉氏之言，使我們得以知道尸子生平的主要經歷與其著述之情況。班固《漢書•藝文志》「雜家」類有「《尸子》二十篇」。自注云：「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指其為「魯人」，與劉氏異。尸佼究為晉人，抑或魯人，或如宋翔鳳所云：「『晉』乃『魯』之誤。」由於缺乏可資論證的根據，故只能暫付闕如。
劉向所言，另為我們了解尸子的學術思想及其演變提供了有益的線索。尸佼本為商鞅之賓客，是商鞅在秦實行變法的得力顧問，則其學術思想無疑當屬法家。商鞅被誅而佼亡命於蜀，然後撰著其二十篇之書。班固《漢書•藝文志》將其書歸入「雜家」。所謂「雜家」，如班氏所云，乃「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貫」。據今所傳《尸子》觀之，正與之相合。有鑒於此，我們似可作這樣的推測：尸佼本為法家，及至商鞅罹難之後，使他對法家思想進行反思，發現了其中的不足與弊害，因此變而吸收各家之所長，將之融為一體，從而實現了他學術思想上的重要轉折。
商鞅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他自西元前三五六年被秦孝公任為左庶長而在秦國全面推行變法，至前三三八年孝公死而慘遭車裂為止，前後共十八年時間。在這十八年中，尸佼是否一直作為商鞅的高級參謀，已不可知。然而，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尸子在學術思想上曾給商鞅以一定的影響。這從今所傳《尸子》與《商君書》（此書非商鞅自撰，而出於法家者流掇拾商鞅餘論而成）中是可以窺見其端倪的。如尸子對於君主之治國，十分強調正名分，這一點，在〈發蒙〉中說：「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群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又云：「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商鞅亦注重名分，《商君書》中有〈定分〉云：「故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而各自治也。故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可見他們是一脈相承的。
然以《尸子》之總體思想而論，則分明是「兼儒墨，合名法」的。
如他對於孔子是推崇的，並多方面吸取了儒學之所長。在〈勸學〉中稱讚孔子是使人至善成材的賢師。他多處將孔子之言作為至理之言加以引述（見〈處道〉等篇）。儒家認為君主治天下當先行修身。此為尸子所重視，故他在〈明堂〉中說：「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處道〉又引述孔子之言：「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四儀〉中則以「仁義忠信」作為為人之「四儀」，並言「慎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在〈恕〉更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道奉為為人處事的典則。儒家特別注重民心，認為民心向背關乎興衰存亡。尸子於此亦有所取法。如云：「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皆見佚文）此外，他還主張以「孝親」、「忠君」、「信義」去觀人之品行（見〈分〉）。顯然，這正是儒家所倡導的品行。凡此，可見他吸取儒家思想是多方面的。若以分量而論，則它在今所傳之《尸子》中的比重也是較大的。《後漢書•宦者列傳•呂強傳》唐章懷太子李賢注云：尸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可見原本《尸子》亦復如是。然而，尸子對於孔子亦有貶辭。〈廣〉以「孔子貴公」為「弇於私」之弊。此所謂「貴公」，即貴君，是以君為貴之意。尸子以為若能秉之公心，則能以天下為貴了。
尸子也推崇墨子為賢者（見〈貴言〉），而他對於墨子「兼愛」思想的吸取與闡發更令人矚目。「兼愛」是墨子學術思想的核心。他主張人與人之間要相親相愛，反對人為「自利心」所驅使，而做出損害他人、他家、他國的行為。尸子承此意而云：人無「公心」，則必致「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之結果。因此，他主張要律以「公心」，具有「兼天下而愛之」的心胸。另外，墨子言「愛」而注重實「利」，將「愛」落實於「利」，以「利」來體現「愛」。這是墨子「兼愛」思想的一大特色。如〈天志中〉云：「愛人利人，順天之意。」〈魯問〉云：「愛利百姓」等。尸子於此，亦深會其意，而云：「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發蒙〉）又云：「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君治〉）「愛天下欲其賢己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治天下〉）尸子與孟子同時，在孟子斥罵墨子「兼愛」之說為「禽獸」之道的時候，尸子對之卻有如此識見，亦是難能可貴的了。能行「兼愛」，必由「公心」，此理易明。然尸子卻云：「墨子貴兼」，亦為「弇於私」。此當為失言。《尸子》中有〈止楚師〉一篇，記述墨子止楚攻宋的事跡並加以贊頌。於此，亦正可見尸子對於墨子兼愛無私精神的充分肯定。除此而外，墨子還主張「節葬」而抨擊世俗「厚葬久喪」之流弊。尸子亦云：「禹之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舜西教於西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見佚文）與「節葬」說幾無二致。
對於法家學說，尸子仍認為為治政所不可缺。故他除強調正名分，「以實覈名」而外，又極主行賞罰，並認為這是君主「獨斷」之權。他說：「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發蒙〉）以為「刑罰」，對人民可起到「鞭策」之作用（見佚文）。
二
汪繼培云：「劉向《別錄》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八，可為嘆息。」《尸子》全貌已不可復睹，但僅據此十二之文，已可窺見其綜合各家所長的基本取向。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蔚然成風，使我國學術界初次出現活躍繁榮的局面。然而，學派的形成，人囿於學派之見識而對別的學派採取不相容的態度，畢竟是有礙於學術之發展的，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在此種學術背景下，有能破除學派之壁壘，摒棄一家一派之偏見，而能站在高一層次的立場之上，宏觀而比較客觀公正地看待各家各派的長短曲直，從而取其所長而捨其所短，則不能不說是有識之士的卓異之處，而大有益於學術之發展。所謂「雜家」，就其主體而言，正是適應此種要求而產生的一個新的派別。尸子所論，固然不可能事事皆是，然而這種嘗試與開拓，畢竟是可貴的，在基本上也是成功的。
《尸子》本二十篇。《隋書•經籍志》云：「《尸子》二十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此書唐時尚全，故《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雜家類」均有「《尸子》二十卷」。但書至宋而殘缺。《宋史•藝文志》將之列於「儒家類」而僅為「一卷」。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有《尸子》，但不著卷數。此後，則散佚不存。時至清乾隆年間，有任兆麟校本《尸子》刊行。是書乃以其家傳之〈仁意〉、〈君治〉、〈廣釋〉（《爾雅》疏引作〈廣澤〉，任云：「徐廣曰：『古「釋」字作「澤」也。』」）三篇本為主，復取見於惠棟鈔本而為舊本所未見者，以及采錄見於群書之文，編為〈附錄〉一卷。嘉慶時，又有孫星衍等所編的《尸子集本》刻行。孫本所收錄者，一為見於魏徵等所編《群書治要》之〈勸學〉等十三篇；一為見於歸有光所編《諸子彙函》之〈止楚師〉、〈君治〉二篇；再為見於《爾雅》注疏與他書引文。比之於任本，可為詳備。稍後，又有汪繼培湖海樓本問世。其自序云：「繼培初讀其書，就所攬掇，表識出處，糾拾遺謬，是正文字。後得惠、孫之書，以相比校，頗復有所疑異，迺集平昔疏記，稍加釐訂。以《群書治要》所載為上卷，諸書稱引與之同者分注於下，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者為下卷。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別為〈存疑〉附於後。」今比較孫本、汪本，優劣互存。汪本雖有所釐訂，然亦有失誤。故本書所用正文，以得原文之真者為準，而不拘於一家。全書之編次，則依孫本，以十五篇據前而佚文次後。佚文之次序，亦依孫本。其中孫、汪二本皆缺而獨存於任本者，則補錄於後，以使《尸子》之遺篇佚文而尚存者，略備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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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渭松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寫於杭州寶善橋寓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