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理尚往來：新未來公民的品德素養(增訂版)

序

品德教育之本

　　二十一世紀才開始十年，兩個懸崖就出現了，一個是顯性的財政懸崖，另一個是隱性的道德懸崖。這兩個懸崖都出自人心，也就是社會道德的墮落。財政的問題出在大家只追求享樂，不顧後果，只圖眼前，不管將來；政客為了選票，不加稅，但要加福利，選舉支票亂開，結果債留子孫。其實道德的問題又何嘗不是？大家天天高唱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忘記了自由是以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原則，自由的後面是責任，大家以為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說：「大部分的人不是真正要自由，因為自由伴隨責任，而多數人害怕責任。」我們社會的問題就出在大家只要有自由不要負責任，只要權利不要義務，懸崖就出現了。

　　不知從何時起，官員看到立法委員，唯唯諾諾，立刻矮了半截；老師看到學生低頭而過，不敢多言；甚至國立大學的學生都可以在民主的議會殿堂咆哮，辱罵教育部長。這種放肆行為是怎麼被寵出來的？我們怎麼能容忍這樣的「言論自由」？中國以前有位教育家陶行知曾說：「放蕩不是自由，因為放蕩做了私慾的奴隸，便失去了自由。」正常的愛並不會寵壞孩子，真正幸福的孩子是獲得自由的孩子，他在生活中獲得尊敬，所以他也學會尊重他人，因為尊重他人反映出他的尊重自己。反思之後，我們要檢討自己：這些辱罵官員的立法委員，這些咆哮師長的學生，是我們教育的失敗，我們沒有教好他的品德。

　　現在整個社會太看重物質，有錢的便是大爺，趾高氣昂，忘記了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不能量販的─你的氣質、修養、品味。有一次黃富源教授來我們學校演講，他說「率直是很好的品質，但是禮貌是永遠不變的價值」，這個永遠的價值不能被別的藉口所取代（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s.）。「禮義廉恥」這個做人做事的根本道理曾在扁政府時代被拆下來，丟到庫房，現在很多校長又重新把它掛回去。荀子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禮怎麼可以丟掉？無禮則天下大亂。以前不能了解孔子為什麼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這二十年來看到無禮的後果，深覺孔子是大智慧，禮義廉恥是維持這個社會不墜的「綱」！

　　高官貪防災的錢真是令人憤慨，台灣每年因天災喪失無數人命，若是這種錢都可以貪，什麼錢不能貪呢？每次看到這種新聞都會想起岳武穆說的「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若是這樣，國家怎麼會亡？但是「文官要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時，國家要怎麼辦？想來想去還是只有靠教育，正如曼德拉（Nelson Mandela）所說「教育是改變世界最勇猛的武器」。但是教育的責任不是只有在學校老師的身上，父母應負有最大的責任，因為模仿是最原始的學習。

　　父母浪費，孩子絕對不會惜物；反過來說，父母珍惜一絲一縷，孩子也不敢浪費。我們以前東西沒有壞不可以丟棄，現在是東西不流行了，便丟，完全沒想到你家的垃圾可能是別家的寶物，為何不把它捐出去，給想要的人用呢？我很想去建立一個這種平台，把別人不要的東西送到要的人手上。我很喜歡〈禮運大同篇〉那句「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它真的是達到理想世界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品德教育不難，它並不需要高深理論，尤其不需要長篇大論，但需要從生活中教起。我們很小的時候，母親便說「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這句話很簡單，小孩子一聽便懂：犯病的東西吃下去會生病，小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生病不能出去玩，連英雄都怕病來磨，所以父母平日把這種話掛在嘴邊，小孩耳濡目染，生病的不吃，連帶著犯法也不做了。

　　最近嚴長壽總裁出了一本新書《為土地種一個希望》，我覺得非常感動，人活著必須有希望，有希望才會有熱情，有熱情才會去創業，才會對自己有所要求。一碗安穩的飯是好吃，但是它就像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人總得對自己有所期許。意義治療學家弗蘭克（Viktor Frankl）在《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中說：「重要的不是我們對生命有什麼期待，而是生命對我們有什麼期待。」其實人生沒有爬不過去的山，何妨放手一搏，至少要有李清照「生當為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那種豪情。

　　我們可能無法馬上改變世界，但是我們能從改變自己做起，當每個人都改變了時，這世界也就隨之不同了。

序

舉例與比喻

黃春明

　　洪蘭教授又有新書出版之前，遠流出版公司要我寫一篇序；當然，那一定是經過洪教授的默許，不然出版社那敢隨便做主，也因為如此，令我十分為難。

　　洪教授我雖不曾登門拜師，也無緣做過她的學子，但是，我除了拜讀她的著作之外，也有過多次機會的聚會，耳聞春風，又當面請益。另方面，遠流出版公司的老闆王榮文，他又是多年的好友；早年我們生活陷入困境時，他出了我的兩本書：《鄉土組曲》、《我們的動物園》，他預支版稅，還讓我太太帶著六歲的小黃國峻，在台北圓山動物園賣書。在這樣的關係，前者默許，後者邀請之下，我很難婉拒。如果序文寫得文不對題、辭不達意，我想洪蘭教授和王榮文先生，也該分攤一部分責任吧。

　　如果我說我的序文，只不過是錦上添花的話，多多少少有自抬身價的嫌疑。其實在為難之餘，寫一點先拜讀洪教授新集子的心得，也可以自己找個自在一點的理由。

　　我年近八十了，只剩一張嘴，偶爾也有人邀請演講，在盛情難卻之下，倚老賣老：「我吃的鹽巴，比你吃的米還要多。我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要長。」在這樣的意識下，就走上講台。我的演講內容千篇一律，大談「生活即是教育」為重點。當然它涵蓋生活的時代背景、生活文化、經濟環境，乃至於精神習慣、知識、實踐到創意、智慧、領悟等等有關人文的，想到哪裡就說到哪裡，題目嘛就像帽子一樣，像一個人戴帽子，隨時可以換來換去。這次有機會先拜讀洪教授的新集子裡面的理念和道理，我發現和我靠一張嘴信口開河的話語，有不少不謀而合的地方。這使我心安了一點，還滿足了我的虛榮心，自覺得英雄也好、英雌也罷，竟然所見類同哪。

　　其實洪教授為一般大眾寫的素養教材，都有這樣的特色，幾乎篇篇都有舉例或是比喻，來印證文章裡的道理和看法。並且這些例子或比喻，一方面是從生活中拈來，一方面是從她習慣閱讀的書海中撈出來，是絕大多數人的生活經驗，可理解的範圍裡摘舉出來的。所以文章裡面，再怎麼深奧的大道理、大學問，都像古時候母親先把食物放到嘴裡嚼爛了，再吐出來餵食幼兒；可能我舉的例子，以現代人來看會覺得噁心，可是我只能這樣比喻。我要說的是，傳達一些抽象的東西時，具體的舉例和比喻是不可缺的。

　　現在我要拿過去貧困的農業時代，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為什麼比起他人善良得多的事實，來印證比喻與舉例，在教育的功能上是何等地重要。我們都聽過這樣的一句俗諺：「半部《論語》治天下。」多少年來，在貧困的農業社會的農民，識字的大概不會超過百分之一，因為他們把所有的時間，全力投入勞動生產都嫌不夠，那有人有條件去識字讀書，有的話也不成比例，沒有代表性。那時的農民文盲居多，當時的天下也是農民占絕大多數，那麼所謂的治天下，或是天下治也好，那就是說，整個天下的人都遵守《論語》提倡的、教導的四維八德：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價值，甚至於成為行為的文法。這是怎麼做到的呢？農民不識字啊，就算識字，也不一定那麼簡單就讀得懂《論語》，並且才半部的《論語》，天下就治了；家庭有倫理了，社會有秩序了。

　　那麼《論語》是以什麼樣的教育方法，讓不識字的農民他們懂得《論語》的道德價值，再從道德的價值變成日常生活中，做人處世的行為的文法，讓社會有一個普世的價值，制約群眾的行為，內在的又成了自律的力量。這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舉例和比喻。文盲居多的農業社會，語言，特別是生活領域的語言，比讀書人豐富而又生動得多。當時就透過語言講古、講岳傳、講三國、目蓮救母、孟宗哭竹、孔融讓梨、趙氏孤兒等等不勝枚。故事裡面的內容離不開忠、孝、仁、愛、信、義等儒教，我們先不管裡面有不少沒人性的愚忠愚孝，但農民聽慣了這一類的道德的故事做為比喻或舉例，戲曲也唱這一類的道德故事，農民從不識字，到養成了有儒家思想的生活行為，可見比喻和舉例的能耐。反觀那少數識字的，還考上狀元的人，《論語》他們幾乎可以倒背如流，好應付科舉考試，可是在歷史上看到不忠不義不孝不廉的，為數不少都是讀書人，例如《鍘美案》的陳世美、《王魁負桂英》的王魁等等，他們當時都逃不過包大人的虎頭鍘！

　　讓我說話，有時像風箏斷線離題。趁手上還抓牢那一條線，好回到正題打住我的閒話碎語，再回到洪教授的這本新集子。目前台灣類似這樣的集子，寫得有東西，又容易消化的為數不多。能將普世的價值，還有一些教育上的新觀念，範圍又要涵蓋得廣，還要寫來生動有趣，老少咸宜，雅俗共賞，只有這樣的東西，才能成為大眾的素養或教養的教材，這本集子就是這樣的糧食。

　　在台灣這些年來，每年上山下海到偏遠地區，做上百次以上的演講，可能只有洪蘭教授一人吧。幾年前東元文教基金會要頒社會貢獻獎給她，主辦單位要印一本小冊子，同時要我為洪蘭教授寫幾句話。當時我不敢署名寫了一首詩〈What a wonderful洪蘭〉，我就將這首詩做為本序文的句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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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蝶蘭、東亞蘭、洋蘭……

　　看千看萬，五顏六色

　　各種各樣

　　受綺麗外觀的自我束縛

　　期盼他人的品頭論足

　　待在溫室、花店待價自戀

　　被幽禁在雅房

　　渴望關愛的眼神自憐

　　縱然是國色天香

　　在世俗裡換算金錢之外

　　還是金錢

　　What a wonderful洪蘭

　　在名蘭系譜不見經傳

　　在溫室雅房不見她的蹤影

　　在這不完美的社會裡

　　洪蘭花開在校園

　　洪蘭花開在深山

　　洪蘭開在下一代的苗圃

　　讓園丁們在她的身上

　　學習照顧下一代的幼苗

　　洪蘭！What a wonderful洪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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