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使我不窮也不富：從聖經神學看財富

引言

統計數據

　　在今天超過五十億的世界人口中，至少有十億人生活在任一合理的貧窮門檻以下。再過幾年，這比例在全球人口中預估將高於百分之二十五。雖然其中部分原因確實可歸咎於貧困、偽宗教，與貪污，但許多窮人是自然災害、飢荒或旱災的受害者。在一些國家，農人難以從其面積狹小又貧瘠的農地裡耕種出足夠的作物。都市中，許多人長期找不到工作，或只能賺取微薄、不足維生的薪資（另見Oxford III Conference 1995: 13-14）。窮人不但收入不足，他們也大多未受教育、疾病纏身，以及遭受政治或宗教迫害。世界上的貧民大多居住於鄉村地區，尤其是所謂的「10?40之窗」（亦即北緯十度至四十度）。不計其數的人離開了鄉村，進入第三世界新興的大都會區，以追求更好的生活，但真的得到更好生活的卻沒有幾個。反之，所帶來的是環繞在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主要大城市周邊地區不斷蔓延的廣大貧民窟。悲慘的情況因著恐怖主義和內戰而加劇，造成二千萬難民離開本國，另外的二千四百萬人則在他們自己的國家中流離失所（Nicholls 1996: 2-5）。

　　年有兩百萬孩童死於容易預防的傳染疾病。估計有十三億人缺乏安全的飲用水。貧窮的國家累積難以還清的龐大外債，而貿易逆差使這些國家罔顧境內愈發貧窮的人口，繼續出口有利於富有國家的大量天然資源。無辜的孩童總是受害最深。一九九四年的統計顯示，全世界最富有的三百八十七名億萬富豪的總收入，約等於全世界收入後百分之四十五的人口之收入總額，或等同於二十五億人的全部收入（Marty 1995: 2）。然而早在十多年之前，世界上已經有大約二億的貧窮人口信奉某種形式的基督教（D. Barrett 1982: 5）。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他們從電視媒體或與外國旅客的接觸中得知西方社會的生活型態，因而時常納悶在西方的我們為甚麼可以對他們的艱困處境這樣漠不關心。

　　西方世界的主要城市也存在類似的各樣困境，雖然受苦程度沒那麼嚴重。儘管如此，在過去二十五年，無論執政黨或其主張的政策為何，美國與英國的貧富差距均逐漸擴大（R. Sider 1997: 143-144）。美國的嬰兒死亡率已連續數年高居所謂「已開發國家」之首（Ronsvalle & Ronsvalle 1990: 160)。這個貧富懸殊的發展與種族界線日漸趨於一致，在黑人、西語裔的美國人，以及美國原住民中的貧困人口比例遠超過白人和亞裔中的貧困人口比例（參照：R. Sider 1997: 178-179）。保障弱勢群體公平就業機會的各樣「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計劃，成效微乎其微。然而，高度宣傳與政治化的「逆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案例背離大多數美國人的民意，這些平權政策和法令遂遭廢止，如此一來更加深富人與窮人（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間的差距。同樣地，保守派人士對非法僑民或移民的心態，使移民者有資格享受的公共福利遭到禁止，當中無辜的孩童又再度成為最悲慘的受害者。同時這個國家似乎患了集體失憶症，忘記了當今大部分美國人民的祖先（就美國原住民的觀點來看）曾是非法移民。

　　在北美與西歐，有三個經濟困局可說明迄今所有主要的社會政治方案或體制的失敗。第一，貧窮在擴大。即使國民生產力顯著提高，但平均收入水準下降、貧富差距擴大，個人與國家負債也增加。第二，雖然許多環保團體貢獻其力，其中包括一些採用偏激手法抗爭遭致惡名、或與「崇拜地球」等生態議題有關的人士，以下所有問題仍然持續惡化：臭氧層的變薄、溫室效應、酸雨、生態多樣性的喪失、可耕地減少、有毒廢棄物、大面積的森林濫伐、海洋污染、能源資源減少，以及人類健康整體惡化。第三，不管主要的政治體制為何，或儘管局部地區有短暫的改善，失業人口仍然持續快速攀升，在歐洲尤為明顯。

　　考量這些令人擔憂又沮喪的趨勢，再看一看西方人如何花費他們的金錢，著實令人吃驚。一九八○年代晚期與一九九○年代初期的一項調查顯示，比起貢獻於基督教海外事工的金額，美國人每年花費此金額的二倍在鮮花、另外二倍在女性的絲襪、一倍半在電玩、一倍半在彈珠?、多過一倍半在除草、五倍在寵物、一倍半在美容保養、將近一倍半在口香糖、三倍在游泳池與其周邊設施、約七倍在甜食、十七倍在減肥與其相關產品、二十倍在運動、約二十六倍在汽水，以及鉅額的一百四十倍在合法的賭博性活動（Ronsvalle & Ronsvalle 1992: 53-54）。在一九九五年，為了說服消費者以上這些產品是生活必需品，全世界共支出了約三千八百五十億美元的廣告花費（R. Sider 1997: 21）。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之間，美國基督徒花費用於建造教堂的總額是一百五十七億美元（R. Sider 1997: 89）。蘇特（Suter 1989: 649）直截了當地指出：「以最誇張難堪的方式來說，我們該問，第三世界國家為了美國人的貓和狗所付出的勞力與資源，是否應多過於維持第三世界自身人民的基本健康？」

　　同時，美國人捐獻給各類慈善機構的總金額，仍然保持介於家庭收入的1.6%與2.16%之間（Stafford 1997: 21-22）。美國基督徒的表現只是稍微好一點點而已，捐獻的平均值約占國民平均所得之2.4%（R. Sider 1997: 205）。而且始終如一的是，收入較低者比收入較高者捐獻更多的金錢給宗教組織（Ronsvalle & Ronsvalle 1990: 154）。不同世代也顯示出明顯的差距，今日美國銀髮族是最慷慨捐獻給基督教活動的年齡層。戰後所謂的「嬰兒潮世代」（baby boomers）儘管賺的錢總數更多，但往往因為累積了過多債務，以致於可供支配的收入較少。至於所謂的「X世代」，或被稱為?嬰兒潮剋星?（譯注：baby busters，1965-1980年間，使嬰兒潮世代被切割分裂的族群），正迅速體認到他們已經不能期待擁有像父母那樣的財富水準和生活方式，但是他們卻依然故我地消費。因此，個人債務紀錄竄升至新高（三個族群皆同，進一步參照：Sine 1991: 143-164）。在西方多數富有或近郊的社區裡，已越來越難辨別出基督徒居民的花費模式與其周遭非基督徒鄰居的差別。蘇特（Suter 1989:645-648）提及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的雋語（「賺你所能、存你所能、捐你所能」（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已逐漸被「金錢萬能」、「順應潮流融入群體」、「盡情揮霍」所取代。就政府對外的經濟援助來說，在十八個西方主要捐獻國中，美國捐獻金額佔國民生產毛額（GNP）的比例是最低的，英國則名列第十二（R. Sider 199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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