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從一九三四年秋一直到一九四○年夏，我有幸在瑞士日內瓦的國際關係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擔任國際經濟關係講座，那是由兩位卓越的學者Paul Mantoux和William E. Rappard所創立和持續領導的學術機構。在寧靜的研究氣氛中，我著手執行一個舊計畫—寫一本綜合性的經濟學專論，題為Nationalokonomie, Theorie des Handelns und Wirtschaftens。一九四○年五月，該書就在一片憂鬱的戰爭氣氛中於日內瓦出版了。目前這個英文版本，並不是前書的翻譯本；雖然整體內容結構幾乎沒什麼改變，但所有部分都已重新改寫。我特別要向我的好友Henry Hazlitt表達感謝，承蒙他費心閱讀這本書的手稿，給了許多最有價值的建議。我也必須感謝Arthur Goddard先生在詞句、文體方面的指教，惠我良多。此外，我很感激耶魯大學出版部的編輯Eugene A. Davidson先生和經濟教育基金會的總裁Leonard E. Read先生的支持和鼓勵。這幾位先生對於本書內涵的任何見解，不負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責任。這是毋庸贅言的。
導讀
這是奧地利或稱奧國學派第三代大師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的不朽巨著《人的行為》第三次「中譯本」。最早的中文譯本是一九七六年由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的，譯者是一九九五年過世的自由經濟前輩，《自由中國》半月刊主筆夏道平先生。
《人的行為》中譯本源起
由於先天的性向，更由於數十年來關於世局的體驗與思索，夏先生對奧國學派的經濟思想和其相關的社會哲學，有一份濃厚的偏好。他體認到：米塞斯是把經濟學納入社會哲學或行為通論的架構中來處理，與當代主流經濟學者所宗奉的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1883-1946︶偏於把經濟學寄託於數學或統計學部門有所不同。這一差異，關乎他們個人學問造詣之深淺廣狹者，乃至關乎經濟學之是否被確實了解者，其事小；關乎其影響於人類文明演化之分歧者，其事大。面對這個關係重大的分歧路口，夏先生選擇認同具深厚廣博的社會哲學基礎的奧國學派經濟思想，且花四年的時間將該學派代表人物米塞斯的代表作—多達八十多萬字的《人的行為》譯成中文，傳布到華人世界。
十五年之後的一九九一年，經歷東西兩方的緊張冷戰，臺海兩岸的雷霆鬥、日月昏，到左右兩端的極權暴政相繼轉向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該一變局顯現出奴役與自由的意理一消一長，也密切關係到米塞斯《人的行為》這本書的﹁時運﹂轉移。由一九八九年六月的香港《信報財經月刊》上，所發表的林行止先生的〈中國駐美大使索取米塞斯的《人的行為》—共產主義的「照妖鏡」〉一文，顯見共產中國領導人也注意、關切到《人的行為》，而米塞斯是批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激烈的。巧的是，當時遠流出版公司的詹宏志和蘇拾平兩位先生竟然跟我提議，將夏先生早年花下心血翻譯的米塞斯三本大作，重新校訂再行出版。當時還在世的夏先生以年歲已大作為藉口，要求我負責校訂工作，由於對米塞斯的經濟思想了解有限又沒對照原著，加上趕時效，我只就中譯文不通順和有疑問處提問夏先生並修正。
「修訂版中譯本」十多年後出現
如夏先生在〈修訂版譯者序〉中所言，該次的修訂，絕大部分是在單字和標點符號的改錯，以及文句的潤飾上。也正如夏先生說的：「嚴謹的翻譯，尤其是理論性的翻譯之求嚴謹，真是一件難事。我相信這個譯本如再修訂一次、兩次，仍不免還有缺失。」這裡，有必要講一下夏先生為何要我負責校訂。
早在一九八三年，我就踏入「自由經濟」的思路，也漸漸相信，一個個活生生的個人，才是經濟思考的起點和終點，但到一九九○年，在七年的摸索過程中，雖摸到了這一思考方式，但對此種思考方式的淵源，以及此派先輩大師的思想、修養卻極度陌生，頂多只知道芝加哥學派的幾位學者。我只是就自己所接觸過的一般學理反覆思索，再以實際社會所發生的現象，相互印證推敲而已。就在夏先生因一九八○年代初「蔣（碩傑）王（作榮）論戰」也進入中華經濟研究院（中經院）之後，於相互言談中得其教誨，才對幾位古典經濟學大師的哲理略知一、二，米塞斯這個名字，也是自那時才知道的。由於俗務纏身，一直無從獲得研讀米塞斯大作的時間，雖然夏先生屢次暗示，甚至明說，也都無所動作。
眼看一年復一年的過去，我對自由經濟理論的精髓沒下過苦功鑽研，就在快被夏先生視為「朽木不可雕」的當兒，遠流公司的詹、蘇兩位先生提議修訂米塞斯大作中文譯本，夏先生藉著要我擔任校訂工作的堂皇理由，逼我看完他翻譯的三本米塞斯大作中譯。雖然只能算是快速瀏覽、囫圇吞棗，卻在無形當中領悟到「經濟學是人的行為學之一部分」，而當代主流經濟學屬於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愈來愈多，早已欠缺清醒的社會哲學作為基礎，對人性以及人的社會欠缺基本的認識。問題的出現就在那個「人」的正確概念，沒有被當代經濟學和讀經濟學的人時時刻刻緊緊把握住。經濟學和經濟學家所必須了解的「人」，與生物學家和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經濟學家雖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動物的慾望、衝動和本能的反應，但更重要的是「人」還具有異於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當前的主流經濟學，完全摒棄人的修養或倫理道德，以數理模式機械化人的行為，將人「物化」、「機械化」。我也深深認同米塞斯一九四九年《人的行為》英文版第二三五頁中所寫的：「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
社會主義橫行全球
不過，就在所謂的「科學、嚴謹」數理化模式和計量方法愈來愈走紅之後，奧國學派不但被邊緣化，在當今的經濟學教學中已不見蹤影，米塞斯的著作也當然乏人問津，被束諸高閣、甚至被丟棄了。二十一世紀的今日，雖然共產主義表面上退縮了，但社會主義卻橫行全球，共產國家實施的是「熱的社會主義」，自由民主國家施行的是「冷的社會主義」，以「社會福利」的名義所向披靡，由共產世界來到自由世界的人都驚訝地感嘆：「這裡好像共產主義一樣，只是不講暴力革命那一套。表面上是自由社會，實質上好像全世界都是在搞共產主義。」連最民主自由、世界第一經濟強權的美國都不例外。而川普的當選雖被稱為「敲響社會主義的警鐘」，但其實困難重重。世人還是迷戀社會主義，由二○一四年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厚達七百頁的《21世紀資本論》全球暢銷，就可知其一斑；因果顛倒、本末倒置的說法竟獲普遍認同，可知揭穿社會主義有多麼困難。
在臺灣，二十一世紀小英政府也被認為秉持左派思想，以「一例一休」政策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政策就發揮其戕害人民福祉的魔力，而年金改革、揭「公平正義」旗幟的改革政策也都脫不了社會主義的實質。年輕人的未來被出賣，世代之爭激烈上演，可以說都是實施社會主義政策所肇致的，唯有讓世人清清楚楚看清社會主義的真相，打從心底徹底將之抹殺才能「找回被出賣的未來」，而《人的行為》正是這樣一本最好的救命書，對尚未被毒害的小小年紀少男少女尤其重要。可是，遠流版的《人的行為》中譯修訂本已絕版，而夏先生又早已過世，無法再負起修訂再版的重任！
說也真巧，和我同時受夏先生感召修習奧國學派學理，且早已通讀米塞斯等大師著作，頗受夏先生推崇的中經院同事兼好友謝宗林先生，多年前提早退休後，感悟到要重新翻譯《人的行為》作為傳家之寶。經我得知，勸他交由出版社公開出版，其過程已在謝宗林〈譯者序〉和洪瑞彬〈校訂者序〉中清楚交代，在這裡，我只想對這兩位志趣相投的好友及具有識見的五南出版公司之朋友表示謝意。
傳諸萬世的全新《人的行為》中譯本
所以，這個譯本是全新的，經過二十六個年頭之後於二○一七年重新面世，由精讀過前兩次翻譯版本的謝宗林這位真正的專業者精心翻譯，並請專人予以清晰、流暢、可親和可讀的校正，應該是頗完美的版本，能分享到的讀者可說是一種福氣。不過，這本愈陳愈香一千多頁的不朽巨著，七大篇三十九章的篇幅，畢竟稍嫌笨重，趁二○二○年再版將之分成上下兩冊，各一半頁數。即便如此，本書終究還是很不容易消化的。因此，最後，我就重述夏先生在一九九一年〈修訂版譯者序〉最後向讀者提出的建議：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讀書人，包括在校的學生和已有某些成就的學者專家，多半是些連散步也要抄捷徑的效率迷。效率迷要找精神食糧，喜歡去的是速簡餐廳，看到大部頭的書，很少不皺眉頭而肯耐心從頭到尾啃下去的。何況這本巨著又是當代經濟學界的冷門書哩！所以我建議：凡是稍有意願接觸這本書的人士，請首先翻開目錄，找自己有點興趣的章節看一看，想一想，如果覺得有些『實獲我心』之處，我想，就可能逐漸樂於進而追索其理論體系，而再從頭細讀全書。」共勉之！
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吳惠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