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釐清兩極化政治與世界觀的因果�王宏恩

————左膠右膠，不是問題�沈榮欽

————思考台灣與良善政治的距離�蔡佳泓



導言



1｜共和黨來自火星，民主黨來自金星

2｜「抽象太多囉」

3｜分裂的世界

4｜生活中的某一天

5｜響尾蛇與老鷹

6｜「你不必再害怕了」

7｜我們的共同命運



結論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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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釐清兩極化政治與世界觀的因果



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助理教授

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發起人

王宏恩



　　《極端政治的誕生》這本書，簡潔又連貫地介紹了美國政治科學界對於美國、以及全世界政治兩極化的最新實證研究。閱讀本書對於政治學的學者、政治工作者、乃至於對於當今兩極化政治憂心的選民們都有所助益。本書雖然沒有探討亞洲的案例，但本書的研究方法以及結論也跟亞洲各國息息相關。



　　這本書的兩位作者都是政治行為學的名教授，因此，要理解本書也可以從政治科學的方法論來鳥瞰。本書主要的論點，是人們的世界觀分歧最後導致了當今政治的兩極化。世界觀分歧是原因，而政治兩極化是結果。



　　讀者你很快就可以舉出一堆理由挑戰這個因果關係：什麼是世界觀、怎麼聽起來超級抽象？為什麼世界觀是因不是果？為什麼不是兩極化改變人的世界觀？假如人的世界觀一直分歧，為何以前沒有政治兩極化、現在才有？處理這些問題，就是近年來政治科學家的拿手絕活，也是本書接下來各章節的主要內容。



　　在第一章，作者回顧了這幾年來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的相關研究，說明人的世界觀至少有部分是天生的。作者定義的世界觀，就是人們是否覺得世界是個危險的地方。這種世界觀很顯然跟近幾年生物政治學研究中，人們對於外在環境刺激的受影響程度有關。生理上天生對外在威脅或噁心越敏感的人，長久下來自然覺得外在世界很危險，因此希望世界是不變的、可預測的。而生理上天生對外在刺激不敏感的人，就會更覺得世界很安全，也會更想積極探索尋求新鮮感。既然世界觀是天生的，那它就是影響人們其他行為與態度的原因，而不是結果。



　　在確認世界觀是原因之後，作者在第二章說明世界觀如何測量，以及為何用世界觀來解釋人類行為會比其他的解釋更好，例如傳統上測量自由派與保守派。作者以美國為例，舉出連大多數美國人也不知道自由跟保守的真正意義，而保守二字雖然在中文看似負面，在美國仍是一個正面的形容詞。相較之下，作者認為可以用大人對小孩的教養態度，也就是英文原書名中養育小孩的四個問題，來準確抓到人們對世界的看法。



　　接著，作者就用教養小孩態度題組測到的人們的世界觀，來解釋人們的各種政治行為。在第三章跟第四章，作者舉出無數的例子說明有不同世界觀的人不只投票行為不一樣，對政策的看法也不一樣，甚至每天吃什麼東西、喝什麼飲料、看什麼電視、買什麼車子、住什麼地方也都不一樣。但就算世界觀不一樣的人有不同的政治態度與生活習慣，也可能只是碰巧不同啊？這又如何解釋近年來的兩極化，而過去沒有？



　　在第五、六、七章，作者提出了一個整體的解釋架構，這與整個人類的歷史有關，而政治人物精準抓到了可以透過選民世界觀來推進極端政治的機會。第五章說明了美國二戰後原本兩黨政策都差不多的羅斯福新政時期，因為出現民權運動、越戰等事件，不同世界觀的人對這些事件有迥異的態度。因此美國兩大黨政治人物抓到這個機會，讓黨內支持者沿著「世界觀歧異」這條裂縫大重組（realignment）。在第六章，則是美國的恐怖攻擊以及接下來的對外戰爭，這些世界的重大變化進一步刺激了不同世界觀的選民分邊站，兩大黨政治人物與選民之間的交集越來越少。最後第七章，則是因為中東戰爭引發的大量前往歐洲的移民，移民同樣會刺激歐洲選民們把世界觀納入投票選擇的重要考量，因此導致歐洲選民的投票行為也越來越隨著世界觀選邊站。在這些重大事件發生當下，由於人們生活型態改變，越來越少或不需要與他人當面交流、日益傾向在社群網站與電視間建立同溫層，因此這個兩極化便推波助瀾不斷放大，最後透過民主制度反映在整個國家政策與對外關係上。



　　這個兩極化有可能改變嗎？作者在結論其實沒有給出很正面的答案。一個是可能世界有其他重大事件，讓人們更重視其他面向而不再是世界觀，例如全球暖化。另一個則是因為政治與企業都需要錢，而政治與企業都不能只靠一半或更少的人支持，因此長久之後政治人物與企業家還是會被迫回到溫和偏中間的立場。但也正是因為沒有明確的答案，這個問題才這麼需要被投入研究，我們也因此更需要知道目前已經累積了哪些研究成果了。



　　對於亞洲各國來說，其實台灣大學領軍的「東亞民主化計畫」（Asian Barometer）也有在亞洲各國透過面訪問卷測量民眾的世界觀，學界也有探討這世界觀對於各項態度的關係。舉例來說，一篇最近的研究發現，人們對小孩的教養態度與人們是否支持憲政上的分權制衡（立法院可以制衡總統）有顯著相關，越支持小孩子要聽話、不要頂嘴的人，也越反對立法院制衡總統。



　　但對於亞洲的新興民主國家來說，選民的世界觀更重要的研究議程，往往不是國內支持哪個政黨或政策，而是會影響人們對過去威權領袖的懷念、或對當今其他國家威權政權的仰慕。尤其在小國們被要求選邊站的2019年，亞洲各小國人民的世界觀及其對政治、外交的影響就尤其重要。各國的政治人物們顯然也注意到這一點了。本書中提供的各種研究方法與文獻回顧，可以是亞洲各國研究兩極化與世界觀的一個指引，而近年來確實也出現許多本土化的研究結果，例如有學者發現台灣人的個性（personality）跟政黨支持有一些關聯，而對威權的看法也對台灣、南韓、新加坡的投票選擇有解釋力。



　　假如世界觀所推波助瀾而成的兩極化，在歐美暫時沒有明顯的解方，那解答會在亞洲的新興民主國家們嗎？無論如何，我們都站在人類歷史的前緣看著，也推動著這一切前進。



左膠右膠，不是問題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　沈榮欽



　　沒有人會懷疑黨派支持者有不同的偏好，這些偏好通常由特定的議題決定。例如在美國，共和黨支持者通常反對槍枝管制、墮胎與健保，並否定氣候變遷理論，民主黨支持者則相反；在台灣，民進黨支持者傾向台灣獨立與贊成年金改革，而國民黨支持者則反之。



　　不僅如此，不同黨派支持者對社會也抱持著不同看法，例如典型的民主黨支持者是住在大城市中受過較高教育的專業人士，支持民權、女權、同性戀、少數族裔與新移民權利，愛貓多過愛狗的自由派，這些特徵幾乎也同時在台灣現任總統蔡英文身上找到：她是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擔任政府公職之前是大學教授、著名的同性戀婚姻權利支持者，並且雖然也飼養狗，卻是以愛貓著稱。



　　這些社會特徵與議題偏好如此同步，是否兩者傾向同時存在而無法分離？如果是的話，那麼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我們的黨派同時決定我們的議題偏好與社會特徵？還是議題偏好決定我們的黨派傾向，進而影響我們的社會特徵？或者因果關係應該反過來，社會特徵才是根本，決定了我們的議題偏好與黨派傾向？又或者以上的的猜測都不正確，而是有其他更根本的因素，同時影響了議題偏好、社會特徵與黨派傾向，但因為我們忽略了這個根本因素，所以只觀察到三者同時出現的相關性？



　　無論對這些問題的立場為何，台灣近年來的政治評論越來越以「左膠」與「右膠」相互指責，反映出社會對此存在共同的誤解。「左膠」一詞來自香港，用來指不切實際的左派分子，西方稱之為香檳社會主義者。其中「膠」源自香港網路用語「硬膠」，意指愚蠢、思想僵化。左膠被廣泛用來貶抑政府政策與各種民權思潮，尤其是社會福利政策或是女權、同性戀等少數權益，以及各種政治正確。為了反制，「右膠」的新名詞也被創造出來，用來諷刺市場萬能與各種保守意識形態。



　　左膠與右膠的廣泛使用，背後所潛藏的想法正是階級與對社會議題的態度可以合而為一，經濟上的左派也是自由派，經濟上的右派同時也是保守派，就美國而言，前者可以對應到民主黨，後者則是共和黨。但是就歷史而言，並非如此。例如自由主義的內涵，從亞當．斯密至今，已歷經數次變化，並發展出經濟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乃至新自由主義等各種流派；同樣的，保守主義在羅斯福新政之前與之後的意義也截然不同。政策上也是如此，傳統上認為共和黨的保守主義政策包括小政府、自由貿易與反對移民，但事實上，共和黨的川普總統不僅主張增加政府支出，而且反對自由貿易，高舉重商主義大打貿易戰，並且二十世紀初民主黨總統的移民政策要比共和黨的雷根更接近今日的川普。換句話說，左膠與右膠的使用，或許旨在批評不滿，反而隱藏了真正的差異。



　　本書正是要回答以上這些問題，透過最近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的發展，刷新對於這些問題的全新認識，主張這些政治態度的分歧或許並非僅是反映政策或階級的差異，而是世界觀的不同。本世紀初政治學者開始有系統地探究生理與政治態度之間的關聯，例如政治學者約翰．希賓（John Hibbing）向神經科學家瑞德．蒙泰格（Read Montague）提議，認為人的政治傾向或許部分由遺傳決定，觀察一個人對威脅的生理反應，可以判斷出其政治態度，希望透過磁振造影儀（MRI）儀器一起研究。蒙泰格一開始覺得這個提議荒誕不經，一個人的政治態度應該是受到社會、文化、經濟或教育的影響，而與生理差異的關聯不大。但後來實驗結果「幾乎讓他的下巴掉下來」，因為藉由神經反應，他們可以預測一個人是自由派或保守派，準確率高達95％。



　　對危險物件反應比較強烈者是保守派，比較輕鬆者是自由派。即使是不受意識控制的反射反應，也能準確判斷出個人的政治態度：受到驚嚇時，反應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對於過期牛奶的嘔吐感較強烈者是保守派，較溫和者是自由派。世界在保守派眼中，比在自由派眼中更為危險與不潔，因此在英美的研究顯示，保守派大腦中控制生存本能的杏仁核，通常比自由派更大，代表他們的生理對世界更具警覺性。



　　後續的研究發現，嘔吐的敏感程度也與是非善惡的信念有關。嘔吐感較強烈的人，對於他人冒犯行為的反應也比較激烈，更容易視其為犯罪。另一個實驗中，在具有嘔吐物氣味房間填寫問卷者，相較於在無味房間填寫問卷者，更傾向於反對同性戀、A片與婚前性行為，代表嘔吐的生理反應會影響我們做出更嚴厲的道德判斷。甚至有研究發現，嘔吐感與投票行為有關，在美國2008年總統大選中，對細菌傳染嘔吐感較強烈者，更傾向於投票給共和黨的馬侃（John McCain） ，而不是民主黨的歐巴馬（Barack Obama）。



　　這讓政治學者們重新思考，也許最適合用來描述保守派與自由派差異者，並非變動不居的政策偏好，也不是對社會議題的態度，背後真正反映出的乃是世界觀的差異。保守者抱有「固定」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變遷更加謹慎小心，喜歡熟悉而可預測的事物。自由派則抱持「流動」的世界觀，對社會與文化規範的變化表示支持和理解，喜愛嘗試新事物，對差異保持開放的態度。



　　本書作者進而指出，傳統上我們可以區分出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民眾對於槍枝管制、氣候變遷、限制移民或是墮胎政策的態度，不僅如此，後續的調查更進一步發現，兩黨支持者連住在什麼地方、在哪上學、選擇什麼職業、信仰何種宗教，都有所差異；而且連看什麼電視節目、聽什麼音樂、開什麼車、替子女取什麼名字、喝什麼咖啡、吃什麼食物、喜歡貓或狗等生活上的細節也都不同。這些因素彼此相關，但很少人會認為其中存在因果關係，比如說很難想像喝什麼咖啡會影響對槍枝管制的看法，或者是黨派偏好會決定食物的偏好，那麼要如何理解這些食衣住行的生活細節與政治態度的關聯呢？



　　作者認為生物政治學提供了一個理解這些問題的框架，其中缺失的環節正在於世界觀，「固定」世界觀與「流動」世界觀的差異，同時影響了以上這些因素，所以我們會觀察到不同黨派的人有不同的偏好與生活習慣，生理因素巧妙連結了政治態度與生活習慣，從而加深了我們對於政治的理解，作者以此說明社會的區隔是如何形成，為何今日的政治較過去更為極端。這也是本書精彩之處，作者不僅提供了一個框架，得以將生理反應、生活習慣、職業、就業與住宅選擇、社會議題以及黨派偏好串連起來，產生一個首尾一致且完整的解釋，並且利用這個框架，進一步說明社會與政治變遷的原因，從而解釋當代極端政治誕生的緣由。



　　儘管本書的研究大多以美國為對象，但其基本精神應該在台灣也適用，不過確切的情形與適用範圍，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舉例來說，政大教授蔡佳泓等人研究五大性格特質與台灣人統獨傾向的關聯，發現開放性高者較傾向支持台獨，而外向性人格高者較支持統一。不過書中以美國為主的大量研究卻發現。五大性格特質中，開放性和自律盡責比較與威脅的反應相關，抱持開放性人格者通常是自由派，而自律盡責性格者多屬保守派。其中雖然開放性兩者一致，但是對另一個因素則有所差異，台灣是外向性人格，而美國是自律盡責性人格。造成兩地差異的原因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是也提醒了我們，要將書中理論應用到台灣時，應該抱持更謹慎的態度。



　　另外一點是，本書作者雖然極佳地解釋了造成極端政治的原因，但是對於極端政治區隔機制的描述或許可以更為加強。例如書中提及，傳統上我們將美國區分為紅州與藍州可能過於粗糙，更精確的說法是這與人口密度有關，通常城市居民傾向民主黨，而鄉村居民傾向共和黨，作者接下來以世界觀的差異，說明住宅選擇的因素，以及造成區隔的原因。可惜的是，作者對於選擇住宅後，究竟是何種機制使得這種區隔進一步強化，則論述較少；這方面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Thomas Schelling）在《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中，有精彩的說明，讀者若能結合經濟學與數學社會學的理論，相信對於造成極端政治的原因，將能有更進一步的理解。



思考台灣與良善政治的距離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任　蔡佳泓



　　民眾如何選擇候選人？如何評價政治人物？如何選擇公共政策？這些看似複雜的問題，本書兩位作者海瑟林頓以及偉勒主張，其實都只需要了解民眾的基本特質，就能一一回答這些問題，並且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許多民眾在一些重要議題上互相對立。



　　什麼是世界觀？



　　本書是兩位作者繼 《美國政治中的威權主義和兩極分化》（Authoritarianism 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一書後，再度合著探討美國民眾的政治態度。他們強調世界觀（worldviews）而非政黨認同、意識形態對於政治以及非政治態度的重要性，並且解釋為何世界觀逐漸走向極端，以及為何極端政治到處出現。



　　世界觀是什麼？世界觀是對於這個世界如何運作的看法，也是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更是對或錯的看法。如同英文原書名所說的，「Prius或者皮卡？」前者代表環保、白領階級、年輕、全球化；後者則令人想到藍領階級、實用主義、製造業、美國優先等等。為什麼看似與政治無關的汽車，卻有這麼多的政治意涵？



　　在前一本書中，兩位作者就已經提出世界觀的概念。他們定義世界觀為一組相關議題的立場，但是這些議題之間不見得有共通的信念 （Hetherington and Welter, 2009:64）。世界觀來自四大重要議題：種族、民權平等、女性主義與家庭、外交政策等等。這四大重要議題存在美國社會已久，如同Carmines and Stimson（一九八九）所指出的，種族議題會隨著社會結構而變化，但是它的影響力會一直持續。



　　作者主張這些議題構成美國民眾的世界觀，這些議題的出現部分是因為政治人物或政黨藉由鼓吹提倡這些議題而贏得選舉，例如出身德州的詹森總統在一九六四年簽署禁止種族歧視的民權法案，而在同年總統選舉中打敗同樣來自南方的高華德參議員。作者進一步解釋這些議題都與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有密切關係，而威權主義被定義為尊重長者、行為有禮貌、服從等等價值。威權主義與美國民眾的政治態度有高度相關，例如威權主義越強的民眾，越支持「移民應該接受美國價值」這項說法。作者進一步說明同屬民主黨的歐巴馬與希拉蕊得到不同威權主義特性的民眾支持。歐巴馬的支持者對種族的容忍程度較希拉蕊支持者來得高，對於人權的標準也更高。

　

　　價值的衝突



　　從兩位作者的前一部著作，可以理解他們的思路是要找尋不同於過去政治態度研究所重視的政黨認同、保守或自由意識形態。他們想從非政治的領域，找到更能廣泛解釋政治態度的心理態度，例如人格特質、社會文化等。他們指出共和黨往往被聯想到陽剛（masculine），而民主黨被聯想到陰柔（feminine），這並非偶然，而是長期的政治分歧不斷強化的世界觀。放在美國政治的脈絡，陰柔往往接近容忍不同的意見、包容不同種族、強調社會平等；而陽剛則代表國家利益、重視秩序等等。這一點在恐怖攻擊於美國發生時，對共和黨的小布希總統特別有利。



　　回到《極端政治的誕生》這本書，作者試圖解釋為何美國進入極端對立的文化、價值、政治的對立與衝突。他們認為世界觀又可分為流動與固定兩種類型，固定的世界觀代表保守、不喜歡變遷、喜歡熟悉的事物；流動的世界觀代表願意妥協、保持開放等等態度。作者認為，抱持流動世界觀的人越多，不同政黨之間越可能接納對方。但是兩大政黨在一九九○年代不斷地強化鞏固各自陣營，使得流動世界觀的空間越來越小。例如一九九四年代表共和黨參選眾議員的金瑞契（Newt Gingrich），提出〈美利堅契約〉（Contract with America），一舉帶領共和黨贏回失去四十年的眾議院控制權，與當時的民主黨柯林頓總統分庭抗禮，被認為是加速兩大黨對立的重要分水嶺。



　　讀者可能想問，世界觀來自哪裡？作者認為，世界觀來自成長與生活經歷，也受到社會階層、文化差異及對新觀念的包容度等基本價值的影響。由於是從幼年時期開始養成，因此世界觀不容易被改變，而且可能與教育程度有密切關係。教育程度較高的民眾，可能較願意接受不同的觀念。不過，作者指出個人天生就有認同自己人、排斥非我族類的現象，他們說，「幾十年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團體身分認同對我們很重要。當我們自己認定是某個群體的成員，這個身分就會變成我們感知的核心，影響層面逐漸擴大到一些最無關緊要的事情。我們會很自然地偏袒自己人，詆毀不相屬的群體，於是乎形成人性的核心特徵，也衍生出求生存的基本策略。」換句話說，教育改變思想觀念的機會並不大。而且作者發現，接收新資訊也不見得會影響既有的認同，而在假消息充斥的時代，民眾不見得信任資訊，可能只相信具有相同信念的朋友圈內流傳的消息。



　　經濟的角色？



　　作者指出，世界觀與認同政治結合，讓右派政治趁機崛起，在美國、英國、德國、丹麥、法國等國家，都有反對開放移民的政黨出現。筆者認為，移民問題部分反映出過去冷戰結構解體之後，許多國家的民主體制以及經濟不穩定，部分國家陷入內戰，有的則是經濟發展陷入困境。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全球化經濟帶來國與國之間以及各國內部更大的貧富差距，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英、法等國的抗議運動都是冰山的一角。



　　貧富的問題也與政黨選擇有關，就連階級色彩較歐陸淡化的美國也不例外。Andrew Gelman （二○一○）結合總體資料與問卷調查資料，建立多層次迴歸模型，解釋富有的人在貧窮的州傾向投給共和黨，但貧窮的選民在富有的州卻仍然投給民主黨。Gelman發現州與州之間的文化差異越來越大，而高收入的選民也越來越各擁其主，意識形態的差異越來越明顯。Gelman的研究凸顯了經濟對投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貧窮的州。而本書作者說明了經濟議題可以被操弄，驅使經濟弱勢的白人為了種族議題，轉向其實訴求減稅的共和黨。經濟不平等是否會影響民眾的世界觀，值得觀察。



　　台灣與良善政治的距離



　　那麼，這部書對於了解台灣政治有什麼幫助？台灣的兩大黨多年以來培養了一群堅強的支持者，在統一或獨立的議題上有相當程度的對立，衍伸出來的是對兩岸關係、能源問題、產業政策、對政黨領導人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並且形成台灣人或中國人的政治認同。有許多民眾不滿這兩大黨，並且厭倦認同的對立。兩大黨會不會為了選舉而走向極端？又如何防止？從實證資料來看，或許多數選民的心目中並不是非黑即白，還是可以接受新的事物，但是有多少政治人物努力打破藩籬，不受到特定團體的綁架，試圖接觸不同世界觀的選民？這其中的關鍵，一方面是多數尚未決定統獨立場、自認不支持任何政黨的選民。如果這些選民真正問責政黨，選擇表現良好的政黨，這樣會讓政黨努力提升問政或執政品質。另一方面是已經長期認同某一政黨的選民。這些政黨支持者必須在初選中挑選最好的候選人，淘汰只會討好同溫層或者訴求極端的候選人。



　　最後，本書的作者提出世界觀作為政治認同的解釋，或許讀者可以思考台灣人的世界觀或價值觀是什麼？統獨議題與國族認同在不同的世代是不是有不同的面貌？未來台灣人又會有什麼樣的世界觀？是固定或流動？又與全球的社會、科技、環境變遷有什麼關係？這些問題對於具有特殊地緣政治位置的台灣而言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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