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美國在中國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

前言

　　中國在1930和1940年代對日本的作戰，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改變民族命運的轉捩點。當然，日本早在19世紀末期明治維新成功之後就迫不及待地參加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侵略，而且後來居上，成為掠奪中國土地和資源最兇狠的國家。從台灣的割讓開始，繼之占領東三省，再繼之在華北扶植地方政權，在這數十年中，無論是中國的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縱或有抵抗的意願，卻不能展示抵抗的效果。以致日本食髓知味，最終導致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中日兩國爆發全面性戰爭。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自從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現代化外交關係以來，最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和西方的交往，也改變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回顧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中國依然是「半殖民地」。列強在中國瓜分土地（租界、勢力範圍），控制中國的各種資源（工、農、礦業），僭越和分割中國的行政權（包括海關、郵政、鐵路、內河航行、駐軍屯兵、經濟實業發展，乃至司法管轄等等）。其方法就是以不平等條約強加於中國，迫使後者屈服。

　　但是到了1945年大戰結束時，中國的國家地位徹底改觀。列強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中國在主權和治權上成為一個充分獨立自主的國家。更甚於此者，中國成為亞洲的領袖國，而日本則完全成為戰敗國。在戰後新建立的國際秩序裡，中國還成為世界四強之一，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這一切發展不但將18世紀以來中國在和西方國家交往過程中所遭受的屈辱一掃而空，而且躍升為新世界的領袖，和維持世界和平發展的磐石。這真是一個驚天動地的蛻變。

　　如眾所周知的，導致此項蛻變的最關鍵因素是，中國在珍珠港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立即和美國、英國和蘇聯結為全球性戰略盟友，對抗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軸心國同盟。而其中特別具有決定性因素的是中國和美國的結盟。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的全局，太平洋戰區、中美同盟關係等重要課題，幾乎從大戰剛結束，就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每隔數年就會有中外文佳作問世。本書作者在幾年前也做過一些梳理的努力。戰爭受重視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西方列強一致參與的全球性大戰。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從盧溝橋事變（1937年7月）到珍珠港事件（1941年12月）長達53個月之間的中美關係，卻很少引起學術界關注。特別是在英文學術論著中，多則一筆帶過，少則隻字不提。造成學術上一大片空白。

　　其實，就中美關係發展而論，抗戰前半段四年的外交來往，正是為後半段四年的同盟關係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得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一天之內，美國政府不但極力邀約中國成為盟友，而且推崇中國是世界抵抗法西斯陣營的四個領袖國之一。

　　然而在這53個月中，中美關係到底經歷了何種變化？特別是中國政府的對美外交政策的大課題：決策過程是什麼？由何人執行？中國的外交目的是什麼？談判的技巧如何？美方的反應是什麼？中國政府在這段時間內，總體的得失又當如何評價？何以在1937年7月盧溝橋戰事爆發時，美國政府認為事不關己，而到了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美國政府卻十萬火急地促請中國成為並肩作戰的盟友？

　　以上這些問題，都值得學術界去進一步探討，因為它們對於了解中國外交策略的構思和中美外交關係的發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努力。這也是本書希望達到的目的。

　　在本書研究過程中，作者非常著意地使用原始檔案，除了參考堆積成山的官方檔案之外，還盡量把中美兩國關係人性化，而不是引用冷冰冰的官方文獻、文告或宣言。在國際關係政治學領域裡，學者們經常運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這個概念來解釋外交行為。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個行之四海皆準的鑰匙，可以科學客觀地解釋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殊不知「國家利益」的界定因人而異。這在抗戰的前半段中美外交關係上極為明顯。因此本書嘗試把這些領袖人物的形象、個性、心理狀態、內心私處的盤算策劃盡量予以呈現。在這個努力中，舉凡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光甫、胡適等人的私人檔案、日記等等，都給了作者極大的啟示。也不免影響到本書的寫作風格，和分析的理數。敬候讀者指教。

　　本書的研究和寫作並非一氣呵成，而是經過相當歲月，其間或是由於教學責任，或是由於其他研究課題占了優先，所以雖然研究目標從未轉移，但是進度卻時快時慢。在這漫長時段裡，首先要感謝一些學術單位慷慨以經費或假期加以支援。它們包括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研究金，香港科技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的研究金和研究假期，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的研究金。它們出了錢之後多年都沒有看到成果，也沒有施加任何壓力，真是大度。而我個人遲遲依然能夠完成本書，也給我一種責任完成感。

　　在這個漫長的研究歲月裡，讓我獲益最大的是幾個圖書館和典藏館的工作人員。他們無論是高層行政人員或是基層執行人員，都展現出高度的專業素養和樂意助人，使得我獲得完全滿意的服務品質和善意指點，大大提高了我使用資料的速度和效率。這些單位包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善本書和手稿收藏館（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台灣的國史館、台灣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和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沒有那些敬業和熱心的工作人員的指引和協助，本書大概難以問世。

　　最後，在寫作和出版的過程中，作者也得到許多親朋好友的鼓勵。特別是陳永發教授看過稍早的全稿，林載爵先生協助審核全書各章，都只能在此誠摯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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