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漢武帝：威震四海

序

　　

真實是歷史學的生命

　　

　　「真實是歷史學的生命。」這是我在史學啟蒙上接受的第一個教誨。

　　

　　年少貪玩，讀史乃出於無奈，偶爾也有感興趣的時候。記得初讀「鴻門宴」，讀到樊噲嗔目視項王，「目眥盡裂」一句，不懂，跑去問家裡的長輩，長輩說是「眼睛瞪得太大，把眼眶撐裂」的意思。再問：「是司馬遷親眼看見的嗎？」再答：「當然不是。」三問：「是他聽眼見之人說的嗎？」三答：「也不是。那只是一種形容、誇張。」四問：「寫歷史能形容、誇張嗎？」長輩煩了，一揮手：「等你長大就明白了。」

　　

　　人到中年，讀史不僅成為生活中的一個樂趣，更成為我唯一的謀生手段。對少年時代提出的疑問，也即「史學真與美」的關係問題，卻似乎更加困惑了。歷史學家們一面稱讚《史記》是「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是既真且美的鴻篇巨制，號召人們學習之、借鑑之，一面卻以「論文體」寫下了大量的論文、人物傳記乃至歷史故事，千篇一律，令人「望史卻步」。習慣成自然，彷彿不如此就不「真實」、不「學術」了。

　　

　　於是，終於釀成了「史學危機」：史學論著—包括人物傳記在內—無人閱讀，連史學工作者們也缺乏讀史論的興致，史學界疾呼：「狼來了！」經過長時間的反思、研究，學者們幾乎是一致呼籲：「史學必須美起來。」最近，從事歷史人物研究的學者提出了「人物中心論」的主張，要求在歷史人物研究中破除以事件為中心的老框架，不能以事件的研究代替人物的研究、以對事件的撰述代替對人物活動的刻劃。

　　

　　作為一位平凡的史學工作者，我對專家們的主張擁護之至，覺得非如此不能破除「危機」；不過，我又以為，史學的美必須建立在史料真實的基礎之上，不能以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動描寫取代客觀的史料依據，不能以捏造的「警句」代替清醒的、持論有據的分析。「目眥盡裂」固然重要，終不能代替「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否則，人物沒有活起來，歷史依然在沉睡；文辭絢麗若「桃花」，「人面」不知何處去，史學也就失卻了其研討和發現歷史發展規律的意義。

　　

　　每個人都在走路，每個人都只能走自己那一段路。我也只能走自己這一段路。

　　

　　我的史學功力不夠，不敢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學術」為旨歸；我對漢武帝的研究，只是在確定事實、研究實際材料的基礎上，力求「文章不發半句空」而已。我的文學修養不夠，沒有生動傳神的筆致，沒有深刻警世的言語，可以凌雲健筆意縱橫，褒貶百代；我只是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力求讓歷史和人物動起來，真實地反映時代的和個人的風貌，絕不只見「桃花」，不見「人面」。

　　

　　總之，在《威震四海：漢武帝》中，我只寫歷史運動過程中的人物，絕不分割二者，或者隨意削弱某一方。

　　

　　在具體寫法上，考慮到漢武帝在文治武功等方面都有許多重要活動，是和秦始皇一樣開百代風氣的封建帝王，他創造了許多「中國之最」和「世界之最」，歷史場面大、持續時間長，如果寫成「編年史」，勢必將人物參與的歷史進程分割得支離破碎，故而我採用了類似「紀律本末體」的寫法，並在各章之間注意時間的連續性。本來各章皆有細目，後來發覺這樣會使全書層次太多、太亂，不利於讓歷史本身說話，故而堅決剔除了。本書引文仿效范文瀾先生《中國通史簡編》的辦法，均譯成白話，或全譯，或只譯大意。至於引用的詩、賦則完全不譯，以免韻味全失。

　　

　　漢武帝一代，人才倍出，衛青、李廣、霍去病、張騫、李陵、蘇武、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劉安等人，在歷史上都留下了很深的足跡，漢武帝的文治武功就是依靠他們完成的。因此，本書對他們的活動選擇性進行評述，同時注意切勿喧賓奪主。在寫作過程中，我曾參考了大量當代學者富有創見的研究成果，恕無法一一列出。但直接引用他人成說的，則一定予以註明，不敢掠人之美。

　　

　　每個人都在走自己的路。

　　

　　強者在書山文海中披荊斬棘、蹈波踏浪，意態瀟灑，勝似閒庭信步。我是弱者，只敢在強者開闢的大道邊緣，一邊望著他們愈去愈遠的背影，一邊小心翼翼地邁著踉踉蹌蹌的步子。

　　

　　這本《威震四海：漢武帝》，就是我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行跡，虛浮之處，肯定不少，萬家讀者，群起攻之可也。半世行路，只走出這幾步，深感愧對師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