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導讀（節錄）

　　在諾思教授的著作中，1981年出版的這本《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是學術界公認最重要的一本。從書名就可以看出諾思的企圖心，書的內容不是特定時地的歷史，而是一本關於經濟的「通史」，而且諾思在書的開頭就清楚指出《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這本書的兩個任務，一是將經濟結構理論化，二是解釋那些結構的變動與穩定。他認為這兩個任務被一般的經濟史著作忽視，唯有正面處理結構與變遷，才能掌握隨著時間各種經濟所表現出的成就。如此的雄心，不僅讓《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中充滿大膽創新的見解，而且在他的學術著作脈絡中，也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

　　諾思的學術研究重心在1970年代顯現很大的轉變，從新經濟史革命早期專注於美國的歷史議題，他再一次率先投入歐洲史的領域。他以《西方世界的興起》（1973）一書在經濟史的主戰場上挑戰主流論點，已經展現新經濟史與制度分析的能力。《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則在經濟史研究的領域裡創造新典範，不僅展開他為經濟史創建理論工具的階段，更將地理範圍擴大到西方世界之外，而且時間範圍擴大到從人類文明初始，直到當代。之後的《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1990）則進一步建構制度分析的理論基礎，以及研究不同制度下長期發展差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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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解《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在諾思學術生涯中的重要性，應該提起他在擔任美國經濟史學會會長卸任時的演講，在這篇以〈超越新經濟史〉的文章中，他不僅要求經濟史學者應該更努力應用既有的經濟理論從事歷史研究，還期許大家積極發展專為研究歷史的經濟理論。接著，他又發表了名為〈結構與表現：經濟史的任務〉的文章，清楚表達經濟學研究的是人類在限制條件之下的選擇，而經濟史就是研究那些限制條件是怎麼來的。這個主張不僅標示了新經濟史革命的使命，還回應了經濟史學者一直不忘的初衷。本書的寫作就是諾思實踐目標的傳世之作。

　　《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書中雖然清楚表明，這本書距離完整的歷史理論還很遠，但是已經提出一些重要的部分。為了向讀者展現這些理論的功用，他在書中也將理論應用到從人類文明誕生以來至二十世紀的歷史分析。在這麼長久的歷史過程中，諾思不僅針對許多主流經濟史既有的看法提出新見解，還包括許多當時新經濟史研究從未嘗試探討的議題。這樣的創見必然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再加上整本書所用的史料幾乎全是從文獻中引用的二手資料，更是許多保守的經濟史學者難以接受的。即使如此，這本書在出版時就能在經濟史學界得到極高的評價，而且歷經幾十年依然不墜，成為公認的經典。

　　全書的架構分為三篇，一是理論，二是歷史，第三篇則是以不到十頁的篇幅歸納出制度變遷與經濟史的理論，開創一個學派的發展。理論的部分並不複雜，在第一章，諾思檢討新經濟史所依據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指出新古典理論在研究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時，所呈現的不足。接著在第二章，他直接陳述為了理解經濟結構及其變動，必須具備的理論要件包括以財產權為核心的制度分析，以及當時文獻中對於建立制度與維持制度所欠缺的經濟行為分析，從此引出諾思在本書中提出的三項理論支柱，分別是政府理論、組織理論與意識型態。

　　在政府理論的一章裡，諾思提出一個能夠與新古典理論相容的財產權執行行為分析。這個看似相當簡單的模型，不僅能夠把國家組織的興衰與歷史上經濟結構的變化連結起來，也提供政治經濟學應用於歷史研究的廣大範圍。由於政治得失與國家興衰的議題一直是許多歷史研究的重心，諾思的開創帶動後續許多文獻結合政府財政與經濟管制，從財產權的角度檢視歷史上國家興衰的原因。正因為國家政府已經是原本歷史研究的重心，諾思所帶來的貢獻何在，值得特別說明。

　　「制度」為常用的名詞，雖然在經濟學界也早被賦予特殊學術意義，但是一般的理解並不明確。本書出版時，隨著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崛起，諾思的著作開創出歷史研究的「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或「新制度學派」（New Institutional School），為制度界定出新的理論意義，並且使之成為核心的研究主題。然而，在此之前，即使在學術文獻中，制度經常與政府政策混為一談。究其原因，政策與制度都是政府的作為，本來就不容易區分。諾思在本書中更清楚地設定政府行為，而且與新古典經濟理論一致。

　　本書的理論中，政府有其目標，而且是在制度限制之下決定其行為。政府雖然具有改變制度的能力，但是其改變是透過其執行財產權的權力，因此是邊際的，諾思甚至使用了非經濟學家比較難接受的極大化假設。如此處理了政府在制度結構下，既受制度的限制，又有改變制度的行為。這個作法進一步發展出所謂的「諾思悖論」（North Paradox），也就是國家政府既是維護制度（財產權）的力量，也是破壞的來源。

　　政府改變制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就其行為目的而言，最終的限制是交易成本，也就是財產權對所決定的誘因結構如何影響經濟活動的結果。政府如果為了自身的目的，破壞了財產權，將因為導致經濟活動的效率損失，而讓經濟表現惡化。因此，即使政府可以達成短期目標（例如增加稅收）的成功結果，卻會造成長期失敗的後果，而且長期可能來得很快。交易成本分析，就是本書下一個理論支柱。

　　現在看本書第四章的理論，應該只能呈現當時的知識狀況，並未包括1990年代之後經濟學界出現大量有關財產權與經濟組織的理論與實證文獻。不過，就諾思在本書中所關注的分析架構而言，已經足以確立組織在制度分析中的理論地位。制度與組織的區別，雖然在諾思的下一本書《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有更清楚的說明與闡述，但是在此已經有了基本的了解。正如前一章裡，諾思區分了政府施政與制度，這一章裡組織與制度的區別已經呈現。組織在制度限制之下追求目標，其行為不會完全受到政府施政的決定，除了利益衝突之外，還有交易成本的考慮，而交易成本正是組織何以存在與運作的原因。

　　組織除了在制度的限制下追求目標，也可以透過擴大組織或聯合其他力量的方式改變制度，這種行動的力量是過去經濟理論所忽略，卻是了解歷史結構變遷的關鍵因素。這又進入了政治經濟學的領域，可是與前一章政府行為的分析截不同，而必須深入理解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邏輯。在諾思之前，關於集體行動的經濟學理論已經不少，他的貢獻在於加入組織因素，強調組織能夠協調個人的合作，發揮團體力量，產生改變制度的結果。當制度限制了組織追求目標的能力時，組織可以靠著結合集體行動的力量，改變限制進而達成目標。

　　組織如何改變制度限制？這讓諾思面對一項更大的挑戰，那就是「白搭便車」的問題。改變制度的成本很高，而獲得的結果卻是高度不確定的，因此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非常困難，諾思認為如果不面對這個問題，將無法說明歷史上許許多多無法以經濟理性解釋的集體行動，尤其是許多人的犧牲奉獻。這是本書中第三個理論支柱「意識型態」的根據。諾思認為，了解歷史結構變遷的理論架構，必須處理那些明顯不符合成本利益計算的行為，他以「意識型態」涵蓋經濟理性之外的行為動機因素，這是本書在出版後受到最大質疑的部分。

　　嚴格而言，本書的意識型態理論的確相對而言比較粗略，書中內容在諾思的著作中只是開端，之後他繼續以不同方式剖析組織如何能夠超越個人的利害計算，形成更大的力量，甚至在後來的著作中，他也很少再使用「意識型態」這個被學界認為不夠明確的詞彙。其實諾思當然知道，個人理性與集體行動之間的矛盾，是經濟學理論極大的難題，也知道在本書中直接迎戰是很冒險的，他還是慷慨赴義引領革命，實踐他自己的理論。

序言（節錄）

　　本書目的是為分析經濟史提供一個新的架構。經濟史的核心問題，是既要解釋清楚支撐與決定經濟體系成就的制度結構，又要解釋這種制度結構的變遷。由於經濟史學家們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不能掌握這個核心問題，因而需要一種新的分析方法。發展一種制度變遷的理論，是社會科學家面臨的主要挑戰。本書提供了這樣一種理論所包含的一些因素，但一定並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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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經濟學家們基於貿易利益這一牢固的信念，建構了他們的模型。專業與分工是《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的關鍵。然而，經濟學家們在建構他們的模型時，忽略了專業與分工所產生的成本，這些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是決定政治或經濟體制結構的制度基礎。因而本書的理論架構與其他社會科學有所重疊，並且探討作為解釋制度變遷基本因素的政治組織與意識型態。本書所針對的讀者，不僅限於經濟史學家，而是層面更廣泛的讀者，因此盡量少用技術性的經濟學語彙。雖然在第一章我用正規的經濟學術語來提出問題，但在這裡和本書的其他部分，我一直努力使非經濟學者也能理解我的論點。

　　我在第一篇提出的理論指出，大部分的經濟史應該用一個新的模型重新塑造。第二篇如此進行，其中各章涵蓋了從農業的起源到二十世紀這一萬年的西方經濟史。用如此龐大的規模探討經濟史的理由，是因為要推進經濟史的解釋，必須有一個概念基礎。我們對過去的認識，並沒有超越我們所運用的理論，而這種理論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本書的理論及隨後的歷史分析，將提供一個系統化考察和檢定新假說的基礎，根據這些新的假說去尋找新的證據，結果可能會修正甚至推翻原先的假說。

　　為了對知識有所貢獻，理論必須能被否證，亦即對理論或可以根據研究中包含的假說直接進行驗證；或可以根據從論點中推出的邏輯性假說間接進行檢定。由於不可能明確驗證有關經濟史的各種解釋，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各種與我們相對立的解釋仍將繼續存在，並被應用於各式各樣互不一致的現行政策處方中。然而，我提出的建議是面對現實，而非絕望。如果我們相信有可能對過去提出唯一的科學解釋，那簡直自欺欺人，但是我們如果沒有朝這個目標努力，則太委屈了經濟史這門學問。不斷堅持尋找可檢證的假說和證據，能夠逐漸減少各種相對立的解釋。雖然我們絕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達到共識，但是對於一些問題我們可以取得共識，至於其他一些問題，我們會縮小各種不同解釋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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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是對制度變遷研究的繼續工作，承接於我與戴維斯（Lance Davis）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經濟成長》（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Growth, 1971）以及與湯瑪斯（Robert Thomas）合著的《西方世界的興起》（The Rise of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1973）。我不僅從我早期研究的這兩位合作者那裡，而且從一些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及其他學科的社會科學家那裡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