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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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的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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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現徑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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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鮮血、迴蕩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歷史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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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歷史學者告訴我說，東出深圳墟五里的那片廣袤的空曠地，便是700多年前南宋王朝與元軍最後決戰的古戰場。我想他一定是搞錯了。我記得“崖山之役”發生在海上，從福建逃來的南宋皇帝，帶著軍民在深圳的大鵬半島登陸後，因為害怕在陸上遇到追趕的元軍，於是從海上繞道走，目的地是崖山，根本就沒有去過深圳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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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頑固的老頭言之鑿鑿，說是南宋的軍隊大敗之後，小皇帝是由人抱著沿深圳墟東北的一條小徑逃跑的，倉皇中還把一條護肚的錦帕失落在小徑上，所以深圳墟東北的那個小村子後來就叫做“徑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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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這樣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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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那本20世紀70年代印製的深圳市寶安縣地圖，上面清清楚楚記錄著深圳東部各個村落的名字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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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 ── 徑肚，一個芝麻大的村莊，就貼在蜿蜒的深圳河邊上。而且，現在從羅湖通往沙頭角的公共汽車有一個站就叫“徑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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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鬼，難道史載的崖山之役都成了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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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要到那個甚麼徑肚村去看看，包括那條鬼才知道的小徑，看到底是不是史書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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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帶了地圖，騎上“笨驢” ── 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寶貝單車上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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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多年前的一個冬天，準確地說是1985年11月，深圳四季中最好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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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響著振動地皮的打樁聲。深圳城裡正在轟轟烈烈搞經濟特區的大建設，國貿大廈正在拔地而起，滿街塵土飛揚。我卻跑到深圳河邊去探古，似乎有點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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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下是從深圳墟通向沙頭角的一條鵝卵石公路。貼著深港的邊境線蜿蜒向深圳墟的東面伸去。“笨驢”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東?西?著，簡直要把主人“?”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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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塊寫著“邊防禁區”的木牌前下了單車，一支木杆攔住了路。路邊孤零零立著的矮小磚房，想來就是著名的“長嶺邊防哨所”。這裡就是邊防禁區了。當年這寂寞的邊防哨所所在的位置，大概便在而今羅湖區行人如織豪華氣派的“蘭亭豪苑”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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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所裡走出一個端著衝鋒槍的邊防軍人，用手示意我停下。他把我的記者證拿過去端詳一陣，又拿了進屋去，同裡頭一個年紀稍大的軍人商量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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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哨兵揮手，表示我可以進入邊防禁區了。那年頭，一個黨報的記者是挺吃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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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來到一片廣闊的田地，開始打量那塊被史學家稱為“戰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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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兒就是香港的山脈和深圳的山脈之間形成的一片開闊地。沒錯，地勢平坦，三千元軍和他們的馬隊足可以展開慣用的弧形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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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周尋找著，沿著宋軍退敗時可能選擇的路徑。希望在小路上發現點甚麼，比如一片馬甲、一截兵器甚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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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在身邊的蘆葦叢中無聲地流淌，只有隔著鐵絲網，在離我三十米處豎著英國旗的碉堡上，傳來執槍走動的英國兵沉重的皮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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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英國大兵轉過頭來看了一下，對我做了一個鬼臉 ── 大概值勤的生活太枯燥了，才又慢慢地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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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700多年前南宋與元軍的最後決戰，真的就發生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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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睜大了眼睛注視地面。沒有啊，甚麼戰鬥痕跡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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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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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趴在地上打開地圖，手指沿著深圳河邊上一個個地名找：蓮塘村，有，在梧桐山底下；羅芳村，也有，更靠近深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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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地圖上的方位，在長嶺村邊，蓮塘村偏南，也就是在這條小河靠北一點的地方，應該就是徑肚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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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糊塗，此刻，它不就應該在我的腳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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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哪兒是徑肚？哪有甚麼徑肚村？我跺跺腳，身邊除了鬆軟的沙土外，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蘆葦叢和從深圳河上吹過來的風拂動蘆葦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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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我找的方位錯了，還是地圖錯了？我開始懷疑頑固老頭的說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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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著河邊的山地往蘆葦深處走去……走近河邊，扒開蘆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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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那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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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滿野草的一條荒蕪小道邊，地面上有一些灰色的東西，蹲下身去看時，發現那是一些磚瓦的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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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這兒的確有一個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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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撥開密密的蘆葦，終於看到路邊上幾截殘破的土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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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徑肚！這裡就是徑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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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 有人嗎？”我把雙手做成話筒大聲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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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除了風吹動蘆葦的“沙沙”聲和深圳河在轉彎處沖擊石頭的“嘩嘩”聲之外，甚麼聲音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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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這是一個沒有人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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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想起了半年前在調查深圳（寶安縣）歷史時，翻看的那些蒙著厚厚灰塵的案卷。當時，我無意中發現了那中間記載著的，深圳河邊上幾十年前發生的一段歷史 ── 大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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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一下子變得沉重起來，我記得1971年，寶安縣公安局給上級的《年終彙報提綱》中明明白白寫著：由於大外逃，深圳邊境一線，大望前、馬料河、恩上、牛頸窩、鹿嘴、大水坑等許多村莊都變成了無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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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這蘆葦叢中、這朝霞掩映下的斷壁殘垣，就是當年因為大外逃而造成的“鬼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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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啊，幾十年前那段震撼深港的偷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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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崖山之役”，甚麼“徑肚錦帕”，在我心中一下都失去了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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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綿延三十年不斷的深圳河邊的大外逃 ── 中國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幹部、軍人……無法忍受“左”禍帶來的反右、“四清”、“文革”、大饑荒等種種政治和經濟的煎熬，不惜在警犬和槍彈之下冒著生命危險，強行偷渡深圳河，逃往香港的“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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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群眾涉及廣東、湖南、福建、黑龍江等12個省，62個市（縣），實際人數超過了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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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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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衛在河邊上，荷槍實彈、刺刀出鞘的邊防軍人，面對的是成百成千黑雲一般湧過來的群眾。一位脫下了軍服的老軍人曾告訴我，那些年輕的端著刺刀的手，在自己的兄弟姐妹面前，常常為著良心和軍令的衝突而顫抖！那是一場保衛共和國的法紀尊嚴與人民群眾掙脫飢餓煎熬，尋找自由、幸福之間的血火大碰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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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這片一望無際、長滿蘆葦的河灘，當年是一片流淌著鮮血、迴蕩著走投無路的百姓慘痛呼叫的土地。那是血與火的迸發，是一場比之元宋大決戰更為悲壯更為慘痛的歷史大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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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三十年，誰的是，誰的非？以往的恩恩怨怨已成過去，唯留下而今的蘆葦一片，朝霞如血，黎明靜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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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面無私的歷史啊，你在把矛盾推向極致的同時，已經悄悄安排了下一段的啟動！不正是那一場場殘酷的碰撞，鮮血的迸發，才促使了中國人沉思、覺醒、推動了改革開放的車輪前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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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是歷史，永遠藏著謎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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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風陣陣，蘆葦沙沙，深圳河無語西流……我默然肅立、低頭，祭奠那些在這場歷史的陣痛中，獻出了鮮血和生命的農民、軍人、共產黨員、地主富農、右派分子……在這裡，在這片蘆葦中，他們曾一度不分階級、不分貧賤、不分地域，為了一個共同的追求而親密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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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覺熱淚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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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情的深圳河啊，你輕輕流淌，不慮不憂。你還記得三十年前，你身邊那些悲歡離合的故事、淚血摻和的辛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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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一幕幕湧上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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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松樹下的孤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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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這樣一個某些人正諱忌、千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記者證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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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幾月之前，羅湖區的某家酒店開業。酒店的總經理親自登門我任職的單位，要求派記者出席，任務輪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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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很平常，主人十分熱情，迎賓，嘉賓入座，放爆竹……可到了主人致詞時，情況起了變化。本來還平靜地站在台上的總經理，在念了一半的歡迎辭之後，突然捧著演講稿號啕大哭。台下猛然一片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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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太突然了，主人竟在喜慶開業的典禮上痛哭！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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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嘉賓，”主人稍稍冷靜了一下，嗓音依然帶著哽塞，“請原諒我的失態。我實在是太難抑制住自己，在今天這個地方……”他用腳蹬了蹬鋪展著紅色地毯的地面。“我的父親……二十多年前，”他又重新變得激動起來，“就是在我現在站著的這個位置……”他又哽咽起來，“倒下的……”他擦了擦眼睛，“當時我還小，他揹著我，已經快到河邊上了，一顆子彈打來……”主人抑制不住自己，痛哭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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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辜負他 ── ”他擦了擦眼淚，鎮定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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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瞞大家說，正是為了他當年對我的期望：活得有出息。我把酒店開在了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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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另外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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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我對一家港資工廠採訪之後，一位邱姓香港廠主突然把我拉到一個無人的客廳中：“你是記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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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莫名其妙，“當然 ── 當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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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有一個記者的良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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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點點頭：“當然，當然有。”依然一片狐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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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你是記者，你也有良心，有一段歷史，你應該記錄下來的，這對我們民族是筆財富。你敢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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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問話使我為難。那年頭，對於“記錄”是有許多限制的，尤其對於一位黨報的記者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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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說說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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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港 ── 深圳河上的逃港。”他說，“我親身經歷的事。敢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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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上下看了一下我，似乎在掂量我夠不夠分量寫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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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這個題材意味著甚麼。當年，“左”風未盡，對於這樣一個某些人正諱忌、千方百計掩蓋的題材，一個黨報記者的披露顯然要冒著丟掉記者證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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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啊！”我說，“充其量就是丟了這個飯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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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你跟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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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沿著前面說的那條從深圳通往沙頭角的簡易公路往東走。公路崎嶇蜿蜒，進入一片大山中。公路下面便是深圳河。我們在一條崎嶇的山路邊下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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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了嗎？”他指著深圳河南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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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隨著山勢綿延的英軍鐵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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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你再朝南看，在那片小樹林，對，那株小松樹的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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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見了，那是一丘小小的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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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是我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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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時，我發現，這位香港人，眼睛裡湧上來一層白花花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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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我過去了，他沒有過得去。當時，他的腳受傷了。我小，才幾歲，是有人揹著的，他沒有。我一回頭，看見哥哥倒在河裡了。唉 ── ”他擦了一下眼睛，“也沒辦法拉他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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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就不用說了……20年後，我在那邊富了。就又到邊界上來，站在那邊的鐵絲網下，想看看哥哥過不去的那地方。找不到了……找不到了……二十年了，河都拐了彎了。”他搖著頭，哽咽起來，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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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在河那邊對著河堆了一座空墳，立了一塊碑。還好，現在它還在那，看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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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遠遠看去，河對面是一片野草的山墓前是立有一塊碑，留有紅色的墓字。只是隔得太遠，字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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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這裡叫閘門山。”他說，“願意聽我的故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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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公路旁的草地上坐了下來。山谷中吹來了涼涼的山風，拂動我們的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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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著山風，我打開筆記本……
後記
歷史是由誰推動的？由人民。
20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人民“逼”著“推”出來的！
20年前，在深圳寶安縣採訪時，一位曾經逃過港，後來又被村民們推選為村經濟發展公司總經理的朋友問了我一個問題：“你知道鄧小平為甚麼要在深圳辦經濟特區嗎？”我一時語塞。
是啊，鄧小平為甚麼不提出在新疆，在黑龍江，在廣西的憑祥，在吉林的延邊……辦特區，而單單選擇了深圳呢？
可以說，長期以來，歷史對這一涉及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重大問題，記述遠不是明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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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曾經描繪了人類有史以來最為宏偉壯麗的圖景，它曾承諾不僅將給社會帶來平等、公正，而且將創造出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為人民群眾帶來比資本主義更為豐富的物質財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20世紀，社會主義無論在亞洲還是歐洲，都取得了廣泛的勝利。
但是，後來的進程卻使人失望，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未能實現對民眾的承諾。即使僅從經濟發展上看，傳統的蘇式社會主義也是失敗的。
無論是西方的柏林牆還是東方的三八線，抑或是南方的深圳河，人民群眾寧可以鮮血和生命作為代價，也要從社會主義往資本主義跑，而不是從資本主義往社會主義跑。
用深圳（原寶安縣）老百姓最樸素的話說就是：“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我們用腳投了一票！”
這一切，對於那些本書提到的一直在邊境前沿與民眾接觸的有良知的共產黨人：陶鑄、趙紫陽、習仲勳、李富林、寇慶延、方苞、張勳甫、吳南生……可謂洞若觀火，看得清清楚楚。實踐的教育使他們比之其他共產黨人早一步覺悟，早一步清醒，而有可能最先脫離舊的思維，在實踐的引導下，成為20世紀中國最早的一批改革者。
當年，正是為了遏止“偷渡外逃”，“解決肚子要吃飯的問題”，逼著共產黨人想法子。1961年，以李富林為首的寶安縣委，向廣東省委要政策，提出了開放香港沿邊十四個公社的要求；1978年，以方苞為首的寶安縣委再次向廣東省委提出開放沿邊十四個公社和一系列的對港開放政策，得到了陶鑄和習仲勳的支援，並發展為外貿出口基地。實際上，即使在辦特區之前，在深圳（寶安縣）也已經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實行著某些“特殊經濟政策”的開放地區。
這正是深圳經濟特區最原始的胚胎。
人民群眾日趨高漲的“逃港潮”一次次地衝擊著“圍牆”，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要求“對港開放”已成為寶安縣的共產黨員、幹部和群眾內心普遍的要求。正是在這種要求的強烈推動下，1979年4月，習仲勳、王全國等廣東省委領導人帶著群眾的願望去北京向華國鋒、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提出給廣東劃出一塊地方來，實行特殊經濟政策，以穩定人心，發展經濟，解決外逃等問題。
此時，可以說即使是鄧小平本人，包括鄧的改革開放戰略的直接實施者谷牧等人，對於改革開放怎麼搞？先從哪裡搞？認識也是有限的。正是這些來自基層的群體智慧，豐富並昇華了鄧小平等人的思想，使鄧小平有了首先在深圳等地辦特區，先搞一塊特區，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驗”，然後“摸著石頭過河”，一步步擴大改革開放的偉大構想！
歷史，是沿著這樣一條路發展的，而不是其他：從群眾到領袖，從被迫到自覺，從特區到全國，從群眾要求到理論昇華……一場源起於20世紀下半葉的復興中華民族的改革開放，就這樣一步步推開了！
沒有百萬人用鮮血演繹出的大逃港，歷史，也許還停留在深圳河的蘆葦叢中不知多少年！
可以說，大逃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催生針！
所以我說：如果將來要給中國現代歷史劃段的話，顯然，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在沿海的寶安縣，而不在內陸！
比起東歐的柏林牆（成功越牆5043人，被捕3221人，死亡239人，受傷260人）、朝鮮的三八線，發生在深圳河上的前後歷時30 年的百萬人“大逃港”，時間更長、人數更多、規模更大、情狀更慘烈，對於中國改革者的衝擊和教育也更強烈、更深刻！
可以說，它不僅是中國歷史中，也是人類文明史上永遠也無法抹去的一段！
但是，長期以來，因為種種原因，一段如此重要的歷史卻被深埋著，不能公開。
22年前，當我發現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創辦經濟特區的歷史，遠不是平日書本上看到的那麼簡單的時候，我就決計補闕它，我相信歷史總有被公開的一天！
我不聲不響地幹著這件事，從醞釀、收集資料，到下筆寫作、完成此書，前後整整22 個年頭。
這本書的創作時間這樣長，是有它特殊的原因的。最困難的是人物的採訪和史料的獲得。
就在三年前，有關群眾外逃的歷史檔案還是作為國家機密，不對群眾公開的。就是說，我即使能夠得到寫作材料，採訪到歷史見證人，甚至能夠成書，在這批歷史檔案公開之前，也是不可能公開出版的。
22年中，強烈的使命感讓我一直不願放棄，不斷地準備、琢磨……一有空隙，便奔波於寶安縣農村的舊村瓦舍、山中小徑，採訪那些逃過港的老農，曾經失去了親人的婦女、青年。我也因此而有了魏天?、歐陽東、張樹木、文國祥等一批至今來往的“逃港者”朋友或者“逃港者”後代朋友。為了感受逃港的生活，我曾在深圳民政局一位朋友的幫助下，化裝成逃港者，潛入筍崗橋老收容所酷熱、惡臭的監房中，聽逃港者們傾訴對香港的幻想和藏在心底的怨氣……
當然，有時我也是“不被歡迎者”。就在兩三年前，被採訪的逃港者、被糾纏得甚感為難的檔案管理人員，還因為種種原因，不能不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我。我理解他們，但我堅信，所有的歷史，包括那些塵封著的檔案總有一天會解密。
這一天終於盼來了。
2007年4月，廣東省檔案館解密了1949 - 1974年的一萬兩千多件檔案，有關群眾逃港事件的內容亦在其中。我於是有了讀到更多歷史資料的機會。這也無異於給我的寫作以解放！
而《大逃港》一書，也終於可以公開出版了。
感謝上帝：歷史，不該沉於河底！
即使由於某些原因，本書的歷史只能以文學紀實的方式寫出，但其中的人和歷史事實，皆屬真實可靠，有號可對。
本書能完成創作，還得感謝我採訪過的尊敬的長輩、老師和朋友，從習仲勳、寇慶延、李富林、方苞、李馨亭到最普通的寶安縣農民萬冠平、周仁生、梁九生……以及有關單位：從深圳市檔案館、寶安區檔案館到中山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以及席軍、張沫清、潘強恩等一大批熱心支持和關心過我的朋友（包括網上給我以鼓勵的朋友），還有那137名樂意談起他們經歷的朋友。是眾多勇敢地站在歷史良心一邊的人們的幫助，使我終於得以完成此書！
我也不能不沉痛地記起，22年中，那些為了還原歷史的真相，曾經無私地反思、含淚回憶當年並提供材料的朋友，包括寶安縣反偷渡的直接指揮者李馨亭、周水君、楊譚發……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看不到我的書的出版了。
如果在可以想見的未來，這本《大逃港》能給記錄中國當代歷史尤其是記錄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人們，以一點有價值的參考，給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間的窮困的偷渡者和他們的親人以一點慰藉的話，那便是我和我身後的這一大批朋友最大的心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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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河邊地下有知的魂靈，現在，你們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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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秉安
2000 年8 月動筆於深圳錦隆花園，
2009 年8 月寫成於深圳蛇口春樹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