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生1979年〈論現代繪畫〉文中述明了，藝術的精髓在於人文哲思的蘊含。邱亞才將自己執拗的悲劇性格，轉移到繪畫人物的描繪中，孤獨、沉思、冷漠、憂鬱、傷感、空茫，形象上彷彿揉和了畢卡索「藍色時期」的冷調與莫迪里亞尼修長變形的詩性，卻又散發出一股中國古典的淒美。于彭自早就立志做一個屬於自己血緣文化的「文人」，他說：「文人就是傳承文化的人」又說：「歷史的靈魂是一直活著的，而且是存在於當下的，就好比那些古詩中的情懷，那是千古不變的」。鄭在東理解到，身為一個具有中華民族文化血緣的藝術家，絕不能僅僅是個畫家，而應該是一個「生活藝術家」，這種生活藝術，不是追逐時髦潮流或是複製古人表相，而是一個藝術家真性情的抒發。這三位具有濃郁文人性格的藝術家的創作都走向了「只可意會，不易言傳」的藝術道途，用他們的畫筆「意會」了藝術真性的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