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百五十年，現代成長隨著全球化逐步進入世界各國。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力提高與經濟成長克服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邊際報酬遞減效應（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effect），跨越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陷阱（the population trap），使人均所得不斷增加，人民生活水準與教育水準不斷提升，貧窮減少，健康改善，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出生率降低，使世界總人口經過長期增加，增加率漸趨降低。
2009年4月我承劉遵義教授推薦，獲史丹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首屆梁國樹教授紀念講座獎，我的講題是“The Limit to the Unlimited Global Liberalization”（無限制全球自由化的限制），這篇演講的中文版我於同年10月在上海「浦江創新論壇」發表一次，題目是〈金融海嘯、超額貨幣與世界經濟失衡〉，收入我的《現代經濟成長與傳統儒學》（2011）。自由化是好事，但終究有其限制，我們是選擇自我節制呢？還是選擇由不斷擴大的災害對我們加以限制？
1984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學參加了一個以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崛起為題的研討會。與會發言的學者所論大抵皆朝這一方向發揮。會後我和後來以發表《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書名噪一時的傅高義（Ezra Vogel）討論，表示他們的說法只是事實的一半，另一半是這個地區也都受到了英、美海洋文化之積極進取，富於冒險創新，注重法治紀律等觀念的影響，傅高義似乎覺得這種說法也有道理。
自然近代的產業革命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無生能源的開發與生化機電等運用的科技進展。但在行為態度上，不論是韋伯（Max Weber）指出的基督新教倫理，或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強調的天主教修會之榮譽天主的經營精神，無疑都超越了一時享樂而能堅忍持續勞心勞力的辛勤工作與不斷的再事投資，以形成資本之長期累積與加乘擴大。儒家思想的增進團體社會福祉為目的的思想，無疑亦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但以無生能源為主的近代科技用在生產上，約莫同時也出現了警訊：1962年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指出了人類在產業上以科技破壞自然生態的殘酷事實與嚴重結果。1972年，Donella H. Meadows團隊，受羅馬俱樂部委託研究的《成長的極限》（Limits of Growth）出版，以其藉電腦模型作系統分析之研究，得出人類經濟成長將在21世紀中達到極限的結論，因為自然資源的耗竭，廢棄汙染對環境的破壞，終將超過地球空間所能負荷。1987年Brundtland Commission（布魯特蘭委員會）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提出永續性（sustainability）的概念。原來探討成長極限的團隊，在1993年出版了《超過限度》（Beyond the Limits），指出農業、漁產已於1980年達到了頂點，氣候變遷更造成許多國家的生產毛額下降，到了2007年繼續出版的《成長的極限：三十週年最新增訂版》（Limits to Growth: The 30-Year Update），更在書中的末兩章，主張應「過渡到一個永續性系統」，並提出「過渡到永續狀態的方法」，他們因而在方法上提出：懷抱願景，建立網絡，說出真話，認真學習，發揮愛心等要點。除了建立網絡，分享全球資訊，是現代通訊科技的產物。其他項目，對熟悉儒學經典的華人，或東亞文明的成員而言：發揮愛心，即是行「仁」；認真學習是「好學」，說出真話，則是「誠其意」或者「至誠」「盡性」的「自識明」；至於「願景」，請問，張載所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