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血淚交織的韓國奇蹟－憤怒的數字
韓國人常說：「進了三星上天堂，不進三星下地獄。」三星亮麗的業績背後，是99%韓國人的血淚。對於那些主張要學習韓國經濟奇蹟，不惜代價地培植明星產業並猛推各種FTA的人而言，這本書讓我們看見韓國奇蹟背後「不可承受之重」的代價，以及「一將功成萬骨枯」的真相。
這本書用涵蓋各種社會面向的統計數據，無偏頗地完整呈現韓國經濟奇蹟背後的社會代價——經濟成長的果實盡歸極少數人，1%的股市富翁擁有市價總值的81.8%；經濟成果是所有人共同努力出來的，但絕大多數人卻只得到苦果；被韓國奇蹟犧牲的不是少數人，而是88%韓國人（無法進入大企業的上班族和人數可觀的自聘僱人員）；在看似耀眼的GDP成長率下，是大財團對中小企業、中產階級、與勞工的冷血剝削，令人髮指的所得不公平分配，以及大到讓人想自殺的升學壓力與社會壓力。
這本書讓我們看到，除非能兼顧合理的所得分配與大小企業的均衡發展，否則經濟成長與社會成長的總目標將背道而馳，明星企業將變成社會的惡性腫瘤。
1%人的天堂，99%人的煉獄
韓國在2012年成為全球第七個20-50（人均所得兩萬美元且總人口五千萬人）的國家，而且進口與出口總額皆達到全球前七名，成為全球七大經濟強國之一，以及台灣人錐心刺骨地嫉妒的對象。
另一方面，韓國卻有更多統計數字在34個OECD 國家中敬陪末座（也就是說，比希臘、墨西哥、智利、捷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等國家更遜色）：自殺率世界第一，老人自殺率全球最高，臨時工比率OECD第一，所得差距OECD第二，社福支出OECD最低，工會組織率最低（10%），工時第二長（僅次於墨西哥），兩性薪資差距全球第一，教育水準全世界最高而幸福指數卻最低，民間教育經費支出（補習與私立學校學費）為OECD最高；在極端扭曲的升學、就業、生活壓力下，年輕人不願意生孩子，韓國的出生率從原本OECD最高變成了OECD最低。
跟這些痛苦的統計數字成對比的，是大企業資產的迅速暴漲。韓國十大財團的總資產在2003年時僅值GDP總值的48%，2012年卻變成84%！
明星企業乎？癌症腫瘤乎？
大企業壟斷經濟成長利益的現象主要是仰賴兩大手段，一個是減少勞工薪資，另一個是掠奪中小企業、包商、供應商的利潤。
拜各種FTA之賜，大企業的供應鏈與工作機會外移極其嚴重：每10隻三星的智慧手機之中，只有1台是在韓國生產，使得大企業一邊擴張營業一邊裁減員工數。此舉間接導致失業人口上升，許多失業者淪為收入極低的自聘僱人員（佔總就業人口的29%），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年收入低於一萬美元，不到韓國人均所得（33,629美元）的三分之一。由於韓國物價約為台灣的一倍，這些人的實質收入大約只有台幣15萬元。
另一方面，大企業又逼迫國內供應商降低價格（比照落後國家的水準），以致韓國許多中小企業必須採取低薪策略，才能勉強保持損益平衡。非典就業在韓國中小企業裡非常地普遍，5∼10人的企業裡非正職員工的比重佔了58.3%，而未滿5人的企業裡更高達 79.5%。結果，許多勞工（約佔總就業人口的50%）只能爭取到約聘僱的職缺，其工作內容跟正職一樣，但薪水卻只有正職的51%，而全國臨時工人數更高達就業總人口的24%。
這種強欺弱、大欺小的惡劣競爭，跟新自由主義以及FTA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尤其跟李明博執政時期（2008-2013）的各種措施有關。
韓國的大財團是二次大戰以後就存在的，但是大財團擠壓中小企業和勞工的生存空間卻始於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在1985∼1997年期間，韓國製造業在實質工資成長率為10.4%，比工業生產增加率（9.7%）還要高了0.7%。但是金融風暴之後的1997∼2011年，實質工資成長率僅3.5%，比工業生產增加率（7.6%）低了4.1%。
以2010年為例，韓國家庭的實質所得只成長了3.2%，企業的實質所得卻增加了25%——經濟成長的果實盡歸三星和現代等大財團的口袋。因此，即便歷經了2008年的金融風暴，2012年時韓國十大財團的總體流動資產仍高達123.7兆韓元，足足是2006年時的4.5倍；而韓國4大企業三星、現代、LG、SK的資產在2008年占了韓國總資產的18.5%，到了2012年時大幅增加到了25.6%。
大財團資產暴漲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府慷慨地地對大企業減稅。2012年韓國總減稅規模是9.5兆韓元，其中一半由53間大企業拿走，平均每家大企業獲得886億韓元。
為了捍衛政府各種偏袒大財團的政策，三星設立了45億美元的賄賂基金，用以買通行政、立法、司法部門的各種高層。
韓國的大財團不再只是韓國人的榮耀，他們同時也已經變成韓國社會的惡性腫瘤，吸乾了經濟上的養分，讓其他中小企業和勞工無以為生。
劫貧濟富的社會，飢寒交迫的中下階層
在強凌弱、大欺小的叢林法則下，小企業所能付出的薪水遠低於大企業：員工300人以上的企業薪資是九人以下小公司的兩倍。然而大企業聘僱的人數卻在下降，1995年有18%的韓國人受雇於大型財閥企業，到2010年卻降為12%。對於那些沒有能力擠進前12%的上班族而言，生活簡直是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惡夢。
就家庭收入最低的20%家戶而言，他們在2010年的負債是年收入的1.43倍，到2011年時更擴大為2.02倍。此外，根據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報告，韓國的家庭負債在2012年時已達到GDP的84%，高於意大利的46%、法國的50%、日本的66%、美國的81%與西班牙的82%。
然而，大企業獨占經濟成果的同時，又買通政府對大企業減稅，其結果是社會安全網的大破洞——而低水準的社會安全網，則成為社會不安和競爭激烈的原因。
由於政府對弱勢的福利嚴重不足，入不敷出的家庭只能靠高利貸過活：2010年上半期最高利率曾經高達49%的。2013年修改了「民間融資法」，將民間融資企業及金融機關的最高利率降到34.9%。
受害的不僅僅只是所得最低的20%家戶，韓國家庭中體驗過貧窮的竟高達35%！
代價高昂且複製階級的升學競爭
在這種貧富差距兩極化的社會裡，人人為了生存而不惜一切代價地爭擠明星企業，或者至少擠進聘僱人數只佔總就業人數12%的大企業裡。這股生存競爭更往下延燒成激烈的升學 競爭，以及高不可攀的補習費、學費、大學生的房租與生活費。
據保守估計，每個韓國人從出生到大學畢業要付的平均養育費超過了3億韓元（約新台幣833萬元），教育費支出甚至占了家庭收入的33.1%，其中光是補習費就高達教育總花費的58%。
所得兩極化的現象更通過教育資源的兩極化而複製了階級，使韓國越來越像是世襲的社會：月均收入未達100萬韓元的低收入家庭，補習費的支出是6.8萬韓元；而月均收入在700 萬韓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補習費的支出是42.6萬韓元，幾乎是前者的七倍。
此外，韓國大部份的學校財團把經營大學當作賺錢的事業，並且以學生的學費作為事業的主要收入，因此私立大學的學費非常地昂貴，2011年時高達938萬韓元（約新台幣26萬556元）。
除了學費之外，高昂的房租更是大學生承受不了的負擔。2013年首都圈的大學宿舍人數總容納量只有13.5%而已，而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等十多間學校的單人房宿舍費用超過50萬韓元（約新台幣1.4萬元）。江南Tower Palace是一棟住商混合的高級摩天樓，其中的公寓租金卻只有大學周邊雅房的78%。
面對高昂的學費和房租，有160萬名大學生被迫必須申請學貸，總額在10兆韓元以上（約新台幣2,777億元），其中9萬名大學生更承受每年20%以上的高利息學貸。
然而繳完學貸後的大學畢業生卻不一定有能力償還貸款：2013年時，10名年輕人中只有6名找到工作（青年聘用率55.8%），而且大部份的工作不是低薪就是約聘僱。由於職缺太少，許多企業甚至以招募「青年實習生」為名，榨取免費的勞力。
這是一個工作貧窮的社會，很多年輕人越努力越貧窮，再怎麼努力都看不見未來！
不婚、不育、不養、不活，沒有未來的台灣與韓國
雖然韓國的頂尖企業比台灣的頂尖企業更亮麗，但是兩國的上班族卻是命運同等悲慘的難兄難弟：同樣是以工時超長（超過日本）著稱，同樣是在活在劫貧濟富的體制下，同樣是被迫過著「四不一沒有」的非典型人生。
然而，有些地方台灣社會甚至比韓國更悲慘：我們的房價負擔比遠高於韓國，而政府的服務則遠低於韓國——2015年政府總支出僅佔GDP的13.9%，遠低於韓國的31.8%（2013年）；其中中央政府的社福支出佔GDP的2.6%，遠低於韓國的9.8%。
可悲的是，許多評論者迄今仍只看見韓國的金玉其表而看不見敗絮其中，主張要集中所有資源去發展少數明星產業，以便跟全球一較短長——好像大家都已經忘記兩兆雙星與五大產業如何變成「五大慘業」。媒體更以威脅、恐嚇的口吻勒索全部台灣人：除非不計一切代價地跟韓國拼 FTA，否則台灣將會成為全球經濟圈的孤兒——好像媒體從來都不知道韓國社會為他們一系列的 FTA 付出過多大的代價。
嚴肅面對低度成長下的所得分配
解嚴以來台灣一向的經濟政策都是只求GDP成長而不顧所得分配，甚至犧牲所得分配來成就GDP成長率。在過去的高度經濟成長中，台灣的中低收入者還勉強可以分享到一點點經濟成長的果實。然而如果繼續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將會把台灣帶向動盪不安，甚至自我毀滅的途徑！
由於全球經濟復甦無力，以及欠缺促進產業升級的策略，台灣的經濟將邁向零成長，甚至負成長。如果在這局勢下還罔顧財富重分配的必要性，底層社會入不敷出的窘境將日益惡化，而年輕人更將會從「看不到未來」變成「放棄未來」。
問題是，當年輕人紛紛放棄未來時，台灣社會還會有未來嗎？
?
彭明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