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第一輯

發刊詞

■李怡、張堂錡

　　《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終於創刊了。面對這樣一份新的學術雜誌，面對這樣一種新的學術概念，也許讀者不無困惑：在林林總總的文學期刊中，這份由兩岸學術同人共同推出的新雜誌目的何在？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促使我們要在「民國文學」的框架裡解說我們的文學？

　　簡言之，《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是立足兩岸、匯聚全球現代文學學者思想的新型學術雜誌，它試圖為我們持續多年的現代文學研究貢獻新的學術空間，為不同思想基礎與人生體驗的華人世界的學者打造一處新的深入對話的平臺。

　　如果從大陸開放、臺灣解嚴算起，兩岸的文學研究交流已經進行了二十餘年，從最早的好奇般的打量，到最近共同策劃各種專題研討，彼此的理解和認知都在不斷加深。但是，即便共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我們也感到，在一些基本的概念、思維和價值定位上，也還存在不少的錯位；同時，我們交流的深度和廣度都嫌不足，目前大家最有深度的交流似乎在一些特殊的「理論」層面，諸如後殖民文化與文學、東亞問題等等，但是這些問題的理論依據恰恰並不是來自兩岸，不過是西方批判理論或歐美（其實主要又是美國）學界「問題」的傳播與回饋，至於涉及彼此文學現象的複雜之處，則基本上歸於自說自話。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議邀請到的對岸學者寥寥無幾，而出席對岸文學會議的大陸學人同樣不多，許多時候還是由專門從事台港澳文學研究的少數學者為代表，而他們的臺灣敘述也不時受到臺灣學界的質疑。問題在哪裡呢？拋開一些非學術的意識形態偏見不論，我覺得，重要的是在於我們還沒有能夠進入到一個共同的感受系統當中，通過尋找彼此共同的關注點展開對話。

　　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中原文化中心論」的心態，大陸學者自覺不自覺地將臺灣文學作為「旁支」，沒有深入清理其內在的生命理路。只有在生命體察的層面上，文學的解讀者才可能實現跨地域的溝通和連接，文學的闡釋者也才能通過挖掘自己的感動元素完成有效的表達，畢竟，當代中國的生存感受與臺灣是大相徑庭的；同樣的情況其實也見於臺灣，歷史波詭雲譎、滄海桑田，臺灣學者的感受要能夠毫無阻礙地進入中國大陸的悲歡離合之中，照樣不易。缺乏生命的共振點，彼此都只能是隔靴搔癢。

　　要改善目前的狀況，需要的就是尋找和擴大一種生命體驗的共同性，並將之散布於文學的感受與學術研究當中。那麼，是否存在這種「共同」的可能呢？

　　在我們看來，這樣一種「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其實早已經深藏在彼此的歷史記憶與現實際遇之中。

　　我們同樣具有中華文化的傳統，從共同的民族記憶中走出，融入全球現代化的走向中。

　　文學同樣經歷了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後工業文明的歷史過程，甚至在其間成為「世界工廠」的遭遇也是一樣。

　　文學同樣經歷了從威權專制到現代民主的過程，雖然後來對民主的理解和實施形式尚有不同。

　　就文學而言，我們同樣經過了中國古典文學的修養和基礎的積澱，同樣進入到現代白話文學的時代。雖然因為政治意識形態的介入，中國新文學傳統的理解和繼承方式有別，彼此有過對新文學傳統的不同的認識─大陸以左翼文學為正統，臺灣以胡適等自由主義文學為正統，但是作為大的現代文學系統依然具有相當的同一性。

　　可以說，正視和發掘我們共同的人生命運，才能夠真正加強我們在文學理解上的溝通。文學是情感的藝術，它本身就是人類溝通的最好形式，我們在文學方面共同的認識反過來也會加強我們命運一體的感受。

　　命運共同體的存在是我們彼此熟悉、情感溝通的基礎，是學術對話的前提。作為兩岸命運共同體，在目前最容易認同的文學表達就是「民國文學」，並且首先是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一段民國文學，即1912至1949年間的民國文學。

　　前述命運的體驗都在這一文學記憶中有生動的體現。

　　從1912至1949，這本身就是無數海內外華人努力奮鬥的一個時期，真正的「民國」是告別千年帝制，反對封建專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國家，是全中國人心目中的「新中國」。包括左翼文學，包括臺灣曾經禁止發行的魯迅等左翼力量在內的作家對民國不僅僅是抨擊、批判，可以說，越是批判民國，心目中恰恰有一個理想的民國，完美的民國。魯迅曾經以這樣激憤的文字捍衛「民國」的理想：「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反而是民國的敵人。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裡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同樣，離開民國時期的歷史記憶，根本無法理解今天臺灣社會、文化與文學的深層基因，更無法深入地認識自己。許多歷史演進的淵源已經包含在20世紀上半葉民國歷史文化的深刻記憶當中，包括民國建立之初主權在民的理想，雖然由於後來的威權統治不斷被干擾、破壞與中斷，應當說，民國反對專制、實行憲政的精神脈絡始終延續，始終形成對專制統治者極大的壓力。從知識分子而言，雖然激進的左翼知識分子都留在了大陸，但是如胡適、殷海光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依然在臺灣保持了獨立不依的姿態，與專制政府展開持續的抗衡，沒有他們的努力，就不會有後來衝破蔣氏父子的統治，要求民主改革的前仆後繼的浪潮。包括在極端白色恐怖的時期，臺灣社會格局中還能延續那麼一些自由理想的火種，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民國」的理想，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探索和建立的現代科學、民主、人權的精神傳統─所謂的「民國風範」與「民國精神」。

　　「民國文學」曾經是臺灣學者描述現代文學的基本概念，從1975年尹雪曼擔任總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到2011年陳芳明、林惺嶽等著的《中華民國發展史•文學與藝術》都是如此；最近數年，又為勘定學科概念的大陸學者重新提出，並已被兩岸現代文學學者開始逐步接受和運用。

　　我們認為，它一方面深深根植於我們的命運體驗，另一方面又足以引導我們邁向學術自主的堅實遠方。

　　兩岸學界對百年來華文文學的研究，自覺不自覺地長期受制於西方的思想與方法，當然，文化的開放無可質疑，但是作為學術創造的主體性卻也因此大受影響。日本學者溝口雄三提出研究中國問題就要反對「沒有中國的中國研究」，提出應該深入把握「作為方法的中國」，這對中國自己的學術選擇無疑也是當頭棒喝。我們應該發現自己問題，理所當然地運用自己的方法，既然有中國人自己的「民國」，那麼就有「作為方法的民國」。

　　民國歲月，一個東亞大陸的古老民族走進現代，如此不同的歷史，如此不同的命運，如此不同人生與文學形態，當然就應該有符合民國的觀察、描述方式。在將來的某一天，來自華文文學世界的「作為方法的民國」日漸成熟，衍生出來種種概念、思維和視野，這將是對世界學術的一大貢獻。

　　這樣的期許當然並不能掩蓋我們彼此可能還存在的認知上的種種分歧（包括兩岸學者對「民國」這一概念的時間定位分歧），但重要的是，分歧再也不是一切，面對依然存在的學術隔膜與體驗隔膜，如果能以「民國時期的文學記憶」為基礎，將可以貢獻更多深入交流的話題。總之，從「民國」的文學與文化出發，特別是從大家都能夠理解的民國文學的經典時期（1912-1949）出發，我們完全可以獲得充分的精神交集。

　　守護我們的共同記憶，這是我們命運的脈搏。

　　珍視我們的歷史話語，這是啟動華人學術獨創性的必由之路。

　　關愛我們這份新生的雜誌，這是走近彼此的精神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