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天翻地覆崩世代
莫拉克與卡崔娜：未來的警訊
近年來，極端氣候所造成的天災人禍，已經成為全球學界與災難管理實務關注的焦點。二○○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間，超強颱風卡崔娜沿著美國墨西哥灣沿岸發展，在密西西比州與路易斯安那州三次登陸，造成全市土地平均低於海平面，最低漥處為海平面下六米，圍湖海造地而成的紐奧良市堤防多處破裂，許多貧困的低窪社區被颱風雨勢與海水倒灌掩沒，至少一千八百三十三人死亡，災後估計經濟損失高達一千億美元，當時創下全球災難損失最高紀錄（被三一一日本海嘯打破）。美國總統小布希與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簡稱FEMA）反應遲鈍，救災能力不足，又缺乏同理心而慘遭輿論抨擊。由於長期以來，路易斯安那州與紐奧良市受困於政客貪汙，災後重建工程也七零八落，使紐奧良市遲遲無法復原。這個把美國城市搞得像發展中國家的災難，成為本書作者娜歐蜜•克萊恩前作《震撼主義》的重要內容。
二○○九年八月七日，中度颱風莫拉克登陸台灣，受颱風及西南氣流影響，台灣中南部、東部多處地區降雨刷新歷史紀錄，引發嚴重水患，計有六百七十三人死亡，二十六人失蹤，一千七百戶房屋傾倒，農損逾一百九十五億元。在八月八日到九日之間那晚，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九至十八鄰，慘遭村後的獻肚山大崩山而全毀，有四百六十二位居民遭土石掩埋，占所有罹難及失蹤者的三分之二，此外南部多處著名溫泉鄉由於過度開發，許多樓房遭暴漲溪水沖垮，視訊畫面上傳到了國際媒體，令人觸目驚心。這是繼一九五九年八七水災後，五十年來台灣最嚴重的風災。
隨著天災日益惡化，我們所付出的災後重建成本、與需要採取的政策措施，也日益極端。例如，高雄市那瑪夏區等地原住民部落的遷村政策，使不少災民喪失務農生計，引發部落內部的分裂與衝突，造成社會輿論爭議，質疑重建委員會與慈濟功德會等外援機構與資源的運用決策。莫拉克災後重建的教訓提醒我們，台灣社會未來可能會持續面臨更大的氣候災難與更嚴重的社會衝突。
全球追兇：氣候變遷殺人的機制
莫拉克風災被不少氣候變遷研究者視為對台灣社會未來的警訊。如同本書所收集的學術研究顯示，隨著人類排放二氧化碳進入大氣的數量增加，全球氣溫上升，將會導致海平面上升與氣候災難的雙重打擊。
首先，如同過去地質紀錄曾顯示的，冰河時期與暖化時代的氣溫，對全球的液態水位有相反的作用，冰河時期將會造成海平面下降、暖化時期將會導致海平面上升，因此不少學者推估全球持續增溫，會使陸上的冰河溶解進入大江大海，導致海平面上升，將上次冰河時期浮出海面的陸地給淹到海底。
然而，筆者對於主流經濟學者使用海平面來推測財產被淹沒的損失、以及全球沿海低窪城市被迫遷移的所謂「環境移民」人口數，感到相當疑惑。就像紐奧良全市平均低於海平面兩百八十公分，這個城市也存在並發展了兩百年，面對海平面上升的威脅，以當今的工程技術，其實先進國家有足夠財政能力不斷加高河海堤防與抽水機的馬力，不會造成城市沉入海底的大量移民或財產損失。
氣候變遷殺人的機制，極有可能不僅來自海平面上升，而是來自極端氣候災難。全球升溫不僅會增加海裡的水，也會增加大氣裡的水蒸氣含量，並且提高全球寒帶與熱帶的溫差而導致風力增強，這兩者加起來就成為致命的熱帶風暴與極端降雨，使兩者發生的頻率提高。卡崔娜的案例告訴我們，平日人類感覺不到紐奧良圍海造陸的代價，只有到了災難來臨才導致嚴重傷亡；莫拉克罹難者多數並非死於低窪地區的洪患或海平面上升，而是死於極端降雨後的土石流。真正應該擔心氣候變遷的，可能不是南太平洋熱帶小島上的島民，而是處在地質脆弱與極端風雨紀錄惡化區域的人們，台灣顯然是這些區域其中之一。
氣候變遷傷害了誰？圖利了誰？
然而，就像人類歷史上充斥著不公不義的血淚悲劇，氣候變遷殺人案裡的加害者，也就是該為改變全球氣溫一事負責的，往往是有錢有權自保的權貴階級，這些罪有應得之人，卻多數不是災難的受害者。根據近年來災難研究領域的「脆弱性」分析，對氣候變遷受害者進行大量統計與田野研究，學者發現災難的惡性循環：氣候災難的受害者多半是社會上的弱勢者，本來非弱勢的受災者也很容易淪落為弱勢者而多次受災。而那些靠石化產業等排碳汙染發大財的有錢人，則是將自己的榮華富貴，建立在全球弱者的生命財產損失上。
在筆者已經發表或即將發表的全球脆弱性研究中，確實有不少證據符合娜歐蜜•克萊恩在《天翻地覆》與前作《震撼主義》的觀點。我所使用的全球各國災難數據，來自比利時魯汶大學災難疫學研究中心(Centre of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 CRED)的緊急事件資料庫(Emergency Event Database；EM-DAT)。該數據庫資料涵蓋世界兩百二十七個國家，自一九○○年至二○一○年所發生的各災難事件。我們將資料庫中各國每年所有災難事件所造成的年度死亡人數相加，除以各國年度總人口數，得到以每十萬人為單位的「天災死亡率」及包括所有災民取對數後的「天災受災指數」。統計顯示，政府支出、清廉程度與受災指數呈現顯著負相關，而經濟發展程度低與貧富差距大會顯著提高受災人數（Lin 2015）。最近，筆者與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李時雨教授的研究顯示，新自由主義下國家能力的退縮，是導致氣候變遷災情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天翻地覆》強調民主與地方參與是防禦氣候變遷的重點，也可以在跨國研究中證實其重要性。與民主國家相比，威權統治下人民受災機率較高，為什麼？民主體制的制度優勢在於：(1)言論自由：民主使公民容易取得災難資訊並減少因貪汙（豆腐渣工程）所造成的死傷。(2)結社自由：民主有利於公民社會發展，透過非營利組織建立人際網絡，累積所謂的社會資本，用於救災資源動員與分配、甚至有助於災後重建的長期績效（Aldrich 2012）。
自己的星球自己救：崩世代的挑戰
延續《NO LOGO》對消費資本主義浪費資源的批判、與《震撼主義》對災難資本主義的攻擊，本書探討了近年來環境災難惡化的重要根源之一：資本主義能源產業造成的氣候變遷，討論了面對氣候變遷的各種「綏靖」方案，主要是不挑戰大財團的市場壟斷與政治權力，與其妥協下零碎化的綠色資本主義、氣候慈善或氣候變遷調適，甚至去發展不確定性更大的氣候工程學等。《天翻地覆》一書的觀點，即是這些與財團大老妥協的綏靖方案不可能奏效，在民眾民主監督下，由國家或地方政府進行的公共投資或管制措施、與打擊大財團的限制碳排放政策才是正途。娜歐蜜•克萊恩的警世之言甚是，但誰能力挽狂瀾？
幾年前，我與幾位勞工運動的活躍人士合作的《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發現，台灣的青年世代面對全球化下兩岸權貴集團崛起、國家財政能力衰退與惡化的工作條件，導致晚婚與減少生育，即將面對嚴重的社會制度危機。這些問題已經夠嚴重了，崩世代還必須同時處理過去世代短視近利的經濟發展後，所留下的氣候變遷爛攤，確實是非常嚴峻的政治挑戰。
然而，當「暖化」變成事實，「生態」革命就成為義務。太陽花運動讓我們看到台灣青年世代的公共參與及青春活力，或許我們不僅該挑戰全球資本主義浪潮與中國效應下的服貿黑箱，更應該關注全球與中國惡化的生態環境，深入國家與地方上有關氣候變遷的政治經濟鬥爭，自己的「地球」自己救！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