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論,索必耶其實也有慷慨讚美皇家學會,在提及學會會堂中進行的實驗,以及會員辯論時談吐舉止的得體,全都語帶讚揚。他甚至預測「皇家學會的先進計畫,若不是因為各種不同的因素結束」,「我們必定會看到大家全都由衷讚佩這樣優秀學習組織的一個世界。」可惜索必耶這份遊歷紀要的詳細內容,完全稱不上恭維。他聲稱皇家學會的會員因笛卡兒與伽桑狄(Gassendi)兩位法國哲學家而分裂,而這個言論同時觸怒了英國忠貞愛國與堅守原則的兩大派人士,因為皇家學會一直以謹遵自然、不觸及任何系統化哲學自傲。除此之外,索必耶在紀要中還寫道他只了解法則的形式,對其他幾乎一無所知,而且「對文獻完全沒有認識」。這樣的描述,侮辱了學會的贊助人查理二世時期的英國大法官克拉倫登伯爵(Earl of Clarendon)。
至於牛津的數學家約翰.瓦里斯(John Wallis),也是學會創始人兼學會中最具影響力的重量級人物之一,索必耶這樣寫:這個人的出現總是讓人想捧腹大笑,他的口臭也讓「對談時毒氣四溢」 。根據索必耶所寫,瓦里斯唯一的願望就是藉由「倫敦宮廷的氣氛」得到淨化。不過提到令學會頭痛的人物,同時也是瓦里斯個人仇敵的湯瑪斯.霍布斯,索必耶就只剩下讚頌了。他寫著,儘管霍布斯自小即接受新教的教化,但他優雅又「英勇」,是「皇室王者」之友 。更有甚者,索必耶聲稱霍布斯是已過世的英國大法官與新科學先知培根爵士(Sir Francis Bacon)這位知名人士的真正繼承者。這個消息在皇家學會重要人物的眼中簡直罪無可逭。培根廣受學會尊敬,是學會的指引之神,而且也是學會實際上的守護神。把培根的光環罩在霍布斯身上,真的是孰不可忍。一如學會的歷史學家湯瑪斯.史伯瑞特在一份徹底反駁索必耶的文章中寫道,霍布斯與培根就如同「聖喬治 與馬車夫」那般天差地別。4英國這位東道主認定了索必耶的忘恩負義,他最後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他或許可以不在意史伯瑞特遠自倫敦傳來的惡言侮辱,卻無法忽視巴黎宮廷中不愉快的分歧意見。法國當時與英國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在戰爭中抵禦荷蘭共和國,因此法王路易十四對於麾下朝臣製造出有力盟友與自己之間的外交摩擦,深表不悅。他很快撤掉了索必耶皇室歷史學家的身分,並將他逐出宮廷。驅逐令雖然在幾個月後撤銷,但對索必耶來說,一切已人事全非。他不斷試圖討好國王,始終沒有成功,結果他轉向羅馬尋求教宗的保護。索必耶於1670 年辭世,死前一直沒有重新拾回他在英國之行前的地位與聲望。
儘管從索必耶的前程大業看來,《英國紀行》出現的時間實在糟透了,但在許多方面,他的見解卻透露出了大家認為他這種地位的人應該有的看法。畢竟,他是路易十四的大臣,而法國絕對君權的建立,又以路易十四功勞最大。他的治理哲學充分涵蓋在他那句(很可能為誤傳的)「朕即國家」(L’etat c’est moi)的名句中。1660年代,路易快速將國家權力集中於國王手中,並穩健邁向建立單一宗教的國家之途,這個過程在1685年新教的胡格諾教徒(the Protestant Huguenots)遭到驅逐後畫下句點。如果法國宮廷的野心是要建立「一王、一法、一信仰」(un roi, une loi, une foi)的國家,那麼索必耶在英國當然看不到任何這種跡象。英國人雖然大力抑制真正的天主教信仰,卻無法用他們自己的宗教將天主教取而代之。不勝枚舉的教派侵蝕了已經建立起來的國教基礎,也因此對王權造成了損傷。內戰期間,那些以行動支持危險共和政體的大人物,如今都在教會與國家中,坐上了令人敬重的位子,而霍布斯這個以支持「國王」為人生哲學的堅貞保皇分子卻遭到了排擠。5
說起英國人的個人禮儀,也好不到哪裡去。在法國,宮廷社會中的地位,是所有迫切想要出名的男女最高的社會與政治渴望。這個上流社會的成員,以他們時尚的穿著和優雅的舉止著稱,言行衣飾的設計,全是為了與眾不同,建立起社會優越性。然而招待索必耶的那些英國人士,全無接納法國規矩的意願。其中一些高貴的貴族—包括皇家學會的會長布朗克爵士(Lord Brouncker)與出身貴族的羅柏.波以耳(Robert Boyle),教養的確堪比任何一位法國大臣,但是其他人卻沒有這樣的涵養。但就像瓦里斯事件一樣清楚可見的是,缺乏宮廷高度的優雅,並不會讓人在最崇高的學識圈失去受人敬重的資格。霍布斯與此相反,他一輩子都是貴族世家的一員,習於貴族禮儀,所以深得索必耶之心。索必耶藉由嘲弄瓦里斯與讚美霍布斯,不僅表達了個人的感受,也批評了英國社會缺乏宮廷教養,同時還為英國宮廷並未如法國般樹立起國家文化風氣的事實,表示惋惜。一旦底層人民與高層貴族來往交際,如瓦里斯這種鄉巴佬獲准進入上流社會,宮廷與國王怎麼有希望建立起自己的權威?太陽王(le Roi Soleil)的宮廷絕對不會允許這樣的交流,但這樣的交流也正好證實了索必耶認為危險的「共和政體精神」,正隱藏在英國社會表層之下的想法。
一名政論作家在評論外國組織時,把重點放在隱晦不明的數學概念上,這種作法對今天的我們來說,不僅令人訝異,更讓人感覺莫名其妙。高等數學的概念在我們眼中是如此抽象卻又放諸四海皆準,因此不可能跟文化或政治生活有任何關係。那屬於受過高度訓練專家的範疇,與現代的文化評論家甚至沒有任何交集,遑論政客。然而在早期的現代世界,情況並非如此,因為索必耶絕非唯一一個關心無限小的非數學家。事實上,在索必耶那個年代,隸屬不同宗教或政治陣營的歐洲思想家與知識分子,都曾奮力運作,試圖從哲學與科學的角度壓制與消滅不可分量的理論。霍布斯與瓦里斯在英國因為不可分量線而論戰不休的那幾年,耶穌會也在天主教國度領軍進行對抗無限小的宣傳戰爭。在法國,霍布斯的友人笛卡兒剛開始還對無限小表現出興趣,後來卻改變了心意,最後在他包羅萬象的哲學領域中,全面封殺了無限小的概念。即使到了1730 年代,英國國教高派教會的主教喬治.柏克萊(George Berkeley)依然嘲弄數學家運用無限小的概念,他還稱這些數學物件(mathematical object) 為「消失量的亡魂」。聯合對抗這些反對者的陣營中,有些是當代最知名的數學家與哲學家,他們全都擁護無限小的運用。除了瓦里斯外,這些人包括伽利略與他的支持者、納德.雷.波維爾.德.豐騰內爾(Bernard Le Bovier de Fontenelle)與艾塞克.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