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西方的伊斯蘭歷史研究無法脫離以歐洲為中心（Europe-centric）的世界史框架，特別是建構「文明歷史」層面上。哈濟生（Marshall Goodwin Simms Hadgson, April 11, 1922 －June 10, 1968）的三冊巨著《伊斯蘭文明：世界文明裡的良知與歷史》（The Ventur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於1974年完整出版，此套鉅作出版後對西方伊斯蘭史研究產生相當大的衝擊。從書名的標題用詞即可得知，作者試圖從世界文明體系去看待伊斯蘭文明的發展與內涵，在二十世紀中葉以前，這項研究可謂創舉。事實上，哈濟生撰寫此套著作的主要目的是把經過十四個世紀孕釀建構出來的伊斯蘭文明視為「人類單一文明」的一部分，即「as part of the unity of civilization」，然後進行深入探討。哈濟生在人類單一文明論的概念上，顯示了他本身對於宗教信仰的認知，即人類皆屬於同一個創造來源；所以，上帝創造人類後，人類自己建構出來的文明應該具有unity（一統性）。部分研究指出，哈濟生的人類（或伊斯蘭）文明史概念，與他的宗教信仰、學術養成的背景有極大關係，他並不因循傳統西方「東方學者」的偏頗態度。
哈濟生這部The Venture of Islam 試圖排除過去的歷史成見，重新建構伊斯蘭歷史，並且以世界史的研究方法去呈現穆斯林的自我意識，也就是以客觀理性的態度重新解讀伊斯蘭文明與文化，釐清西方殖民主義者所誤導的伊斯蘭史。哈濟生本身是一神信仰者，所以在他的著作裡，對於經典的訊息啟發了信仰者的現象，時時表露無遺。穆斯林社群在生活、宗教信仰方面的虔誠表現，以及伊斯蘭思想體系的建構，都深受《古蘭經》的的影響，因此哈濟生的論述常可見到主要穆斯林思想家、宗教學者理解、處理伊斯蘭的態度。對哈濟生而言，這些人是真正伊斯蘭歷史、文化的建構者，而不是那些朝代、帝國的創立者。他的破舊創新態度突破過去伊斯蘭朝代史編撰的傳統框架；藉由他的詮釋途徑，更加容易將讀者導入伊斯蘭的情境中，而去除自我的既定成見，特別是對於非穆斯林的讀者而言。哈濟生以世界史的角度看待伊斯蘭歷史，是一種必然且超然的態度與認知。事實上，在十到十三世紀之間，世界文明除了東方的中國之外，可以說是以「伊斯蘭中土」（Central Lands of Islam）為中心，更何況整個伊斯蘭文明的範圍跨越了歐、亞、非三大洲。顯然，哈濟生對伊斯蘭歷史的研究奠基於世界文明的探討，而他的最大成就在於「改變了傳統西方『東方學者』的研究途徑」，他深知西方學界無法再炮製帝國殖民主義者「自我優越」的觀念，或是延續其遺緒，新時代的學者必須以多元角度去看待歷史文明的發展；有一點更為重要，即哈濟生處理的伊斯蘭文明史使讀者（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皆然）能清楚理解伊斯蘭文明的發展，以及它與其周遭文明的相關性。從當代對於文明衝突的態度和尋求解決的方針，哈濟生無疑提供了「和平對話」的契機。
The Venture of Islam 這本書顯示了哈濟生對西方傳統「東方主義」（Orientalism）的檢討批判。歐洲傳統的東方學者在解讀他文明（或文化）時，往往無法就文本本身去作更廣度的詮釋，也就是說，這些學者無法就文本進行演繹，反而侷限在文本的字義，哈濟生研究的改變對早期以philology（語源學）為基礎的伊斯蘭文明研究而言，是一項重大突破。在這方面，哈濟生更意圖突破單一語言的障礙，他試圖整合不同的語言要素，如解釋穆斯林的語言中如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烏爾都文之間的關係。哈濟生相當反對「單一語源」的研究途徑，而且，他也反對傳統東方學者將歷史放在單一特殊的情境中去解說。他體認到隨著信仰的流動，文明的元素也漸趨向於多元性，從單一特殊情境的根源擴大出去。此一態度也顯示哈濟生突破了傳統東方史學家「學術為政治服務」的困境，因此，他也批判了基督教徒或西方宗教學者，指出這些學者以自我宗教文化傳統去看待其他文化的偏頗立場。
無疑，伊斯蘭歷史可謂是穆斯林的文明史，而伊斯蘭文明之所以為「伊斯蘭的」，主要是其核心乃是以Shari‘ah（伊斯蘭法）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體制，Shari‘ah 的發展又與宗教學者（‘Ulama’）對於信仰、儀式生活化的推動有著莫大關係。伊斯蘭建立之後，《古蘭經》的教義幾乎深植在穆斯林社會的各個層面。穆斯林之所以為穆斯林，是因為終其一生，穆斯林信奉《古蘭經》教義、以《古蘭經》作為生活的依歸。可以說，一位伊斯蘭信仰者（穆斯林）落實其自我理念，是以Shari‘ah 為依據。毫無疑問，哈濟生整理出伊斯蘭文明發展的軌跡與模式，他深入探討研究信仰者的社會、文明結構，似乎符合他本身為Quaker 信仰者的理念─他對信仰者社群外在理想結構的主張與認同。至於內在精神層面的理念，哈濟生對於蘇非主義的論述可以反映出他心中的Quaker 清修理念，他認為蘇非主義是science（知識學門），也是compassion（憐憫），這是一門「神愛」的學問，而且伊斯蘭的道德價值觀也透過穆斯林修習蘇非主義，得以支撐延續。傳統的東方學者認為蘇非主義是伊斯蘭的分支，甚至誤解唯一獨立的教派，保守的穆斯林更視之為異端。哈濟生對於蘇非的認知如同中世紀的大思想家Imam Abu Hamid al-Ghazali（1058 CE－1111 CE），主張蘇非主義為伊斯蘭的主體，應該與「伊斯蘭法」一樣被等同看待。唯有透過伊斯蘭法與蘇非主義之間的整合，才能全然落實伊斯蘭的教義。
總而言之，The Venture of Islam 這部巨著是西方學界伊斯蘭研究的集大成者，其研究途徑跳脫了過去的窠臼與侷限，抱持正面、同理心的態度去理解穆斯林社群。哈濟生不僅重新界定世界文明歷史研究，他更為伊斯蘭的研究開啟了一扇大門，無可否認，他的研究途徑與觀點扭轉西方學界自1980 年代以來的研究方針，哈濟生道出「真正的伊斯蘭」(real Islam)，澄清了「伊斯蘭文明本質」。這是一部伊斯蘭文明史的經典著作，也是入門者必讀之書，它可以滿足各個領域的讀者，更是大學的教科書，從1970 年代出版後，至今仍然聲譽不墜，廣受閱讀與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