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逃，生：從創傷中自我救贖

【推薦序一】

自我敘事的療癒與救贖

林美珠（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教授）

　

　　這是一本有關創傷的自我敘說，透過記憶的重組與再現，作者鮑赫斯•西呂尼克，敘說其親歷猶太人被大逮捕以及在戰爭創傷中力圖求生的生命經驗。令人好奇的是，究竟作者是如何處在無情殘酷的戰爭下，卻又能躲過創傷，不被「過去」所困，而能發展出一個具有心理韌性的生命故事呢？閱讀完本書或可得到幾個重要的線索，作為當代思考如何走出創傷之參考。

　　人格心理學家普遍認為一個人的兒時經驗對其人格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那麼當個體在年幼時遭遇到雙親遇害，又在被逮捕、逃跑、四處輾轉寄宿與躲藏中成長，可以想像這是很不利的成長條件。然而西呂尼克卻沒有受困於這種創傷經驗。西呂尼克認為他在戰爭期間之能夠倖存，是因為幼時與重要他人建立起來的安全感，以及戰爭期間結識的陌生正義人士所提供的情感依附，「我現在明白在我小的時候，我的母親給我灌輸了安全感。這種人與人相處的模式幫助我在遭遇事件時，沒有錯過人家對我伸出雙手」。而這種安全感的記憶，是一種保護因子「安全感可以防止視覺記憶用恐怖的影像霸佔我們的內心世界」，讓一個幼小孩童在可怕的戰爭中有機會體會到良善、自由與陽光。

　　當我們說創傷的記憶，那麼有人會質疑，究竟人們會不會竄改記憶？西呂尼克的生命經驗提供了一個有趣的解釋。在西呂尼克幼時的記憶中，出現了主動釋出善意的陌生人，像是猶太教堂內提供煉乳的漂亮護士、躲在垂死婦人的床墊下、示意讓救護車開走的德國軍官等，因此「惡人並不是毫無餘地的」，這些記憶讓他得以度過兒時創傷的難關。但隨著年齡增長，當西呂尼克尋找過去的「真實」時，發現他的記憶與所謂的真實有所出入，他發現他的記憶是被安排過的，他給自己製造出了一個協調的記憶，「這無意識的意向讓我改寫過去事件的呈現，使過去變得可以承受，而不是將記憶變成無情的譴責。多虧這樣的安排，我沒有受困在過去，我躲過了創傷」。在此處，重要的不是去證明歷史的真假，而是去瞭解記憶的改寫如何讓恐怖的事情可以被承受下來，甚至轉變成有利的故事。

　　個人敘事與整體敘事之間的關連，需要被辯證地理解。對猶太人來說，「你要是講出你的名字，你就會死。其他愛你的人也會因你而死」、「我媽媽不希望我和你一起玩，因為你是猶太人」，身處在這樣的主流論述下，個人敘事是噤聲的，只能在內在敘事著一種沒有身份也沒有主體性的自我認同。所幸，隨著社會文化的解禁，個人私密話語得以找到出口，透過語言的自我敘說，啟動心理韌性的修復，為這些過往尋找意義，進而有勇氣展開新生活。這不僅僅發生在猶太人身上，也發生在當代所有人身上。在當代社會，我們見證到了社會氛圍的轉變，會影響個人敘事；反過來說，當個人敘事找到新的出口與意義，又回頭過去重新定義創傷的歷史。所以當個人敘事與整體敘事是以一種辯證關係被瞭解時，可能會是比較健康的敘事。西呂尼克說「若要真正走出，與其原諒，不如理解」正是這種個人與整體敘事辯證下的重新賦義。

　　從本書章節的安排可以看出作者敘事的基調。第一章敘說的是戰爭的恐怖，對比之下作者幼時心靈卻有某種程度的幸福和勝利感。第二章敘事戰爭落幕，和平到來，然而解放之後並無喜悅，故事情節是痛苦與撕裂。第三章是來回於集體敘事與個人敘事之間擺盪的自我分裂的敘事。第四章是重要他人正向印記之敘事，在戰爭躲藏期間，收留作者的朵拉、艾米爾，還有帶來共產信仰的賈克，高中老師穆塞爾等，這些重要他人對作者來說提供了涵容的功能。最後第五章則一開始呈現出戰後嬉戲和談論政治的輕鬆敘事基調，但在接近尾聲時，對於文化論述的倡議、以及大審判的歷史及文化意義之再理解，導引出嚴肅的省思。

　　本書章節安排大致是從六歲到成人的一種時間序的自我敘事，然而在記憶重組與再現的過程中，常常是過去、現在、未來，交織在一起。自我敘說的心理位置有時是彼時彼刻的西呂尼克，有時是此時此刻的西呂尼克，有時又是心理學專家的西呂尼克。這樣的時序與心理位置的不斷交錯，或許正是作者梳理其創傷經驗的敘事風格。亦即，在重構過去與理解現在之間不斷的穿梭，在「主體我」與筆下書寫「我的生命經驗」之間維持一個心理距離，因而得以讓內在那些處在不同時空座標上的多重聲音「發聲」與「對話」。這些自我的聲音可能原本隱晦，僅能躲在「地下室」，但被書寫出來之後重新得到了生命與主體性，就像本書書名的法文意思「逃吧，生命在呼喚你」。這不是一本自傳，這是一個有關自我救贖的生命故事。

　　最後希望讀過這本書的人，能像西呂尼克一樣可以找到聽我們述說故事的人，願意聽我們陳述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經歷，讓我們可以梳理回憶。我們其實也可以說出動人的生命故事。

【推薦序二】

浩劫的記憶，重生的韌性

林德祐（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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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集中營的生還者重新回到家園，然而那是一個千瘡百孔的家園，人心受到荼毒，先前的價值與信念全都瓦解，當時大多數的歐洲人只想要盡快遺忘戰爭這段非人的記憶，跳過那四年，彷彿那四年不算數。如果那時很多集中營倖存者嘗試將自己的見證經驗公諸於世，他們遭遇到的困境是：沒有出版社願意出這類的見證。猶太裔作家埃利•維瑟爾（ElieWiesel）的小說《夜》（La Nuit）一直到了一九五三年才付梓，而且是在遠離歐陸的阿根廷以意第緒語出版。義大利猶太作家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的書《如果這是一個人》（Si c’est un homme）發行的銷售量不超過二千五百本，而法國作家羅貝•安泰姆（Robert Antelme）也曾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恐怖煉獄，事後只能自己成立出版社，於一九四七年發行自己的書《人類物種》（L’Especehumaine）。

　　長久以來，法國對納粹集中營的記憶始終停留在政治犯集中營，少數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往往被歸類為這一類型。大致上來說，法國對集中營這段歷史的認知疊合了兩種意識形態：其一、國族抵抗運動神話；其二、猶太人送往集中營的屠殺滅絕。布肯瓦德集中營（Buchenwald）可說是代表性的集中營，這裡象徵著法國在抵抗運動中英雄對抗的精神，然而，在這片獨傾英雄主義的歌頌中，大屠殺的記憶反而模糊了。問題是，一個猶太倖存者來敘述滅絕行動，肯定與透過抵抗份子來講述集中營的事件大異其趣。對於抵抗份子來說，集中營事件可說是一件正義的最後考驗，面對這樣的事件，他們選擇奮鬥對抗；而對於猶太生還者來說，這段過往意味著正義公理的滅絕，人性道德的全然撤除。然而在大多數歐洲人的想法中，抵抗運動與猶太屠殺這兩種處境通常混為一談。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的電影《夜與霧》（Nuit et brouillard）就很能代表這兩種視野的並置與重疊。該片雖為集中營紀錄片，對於猶太人的敘述也只是點到為止。「無以名狀呀！」經歷過納粹集中營的作家總是如此嘆道，西班牙裔的法語作家喬治•桑龐（Jorge Semprun）在戰後五十周年時也說「無法講述呀！」而同時另外一位作家埃利•維瑟爾則振筆疾書：「緘默？辦不到！」因此，關於猶太大屠殺的這件過往，似乎存在著一種「說」與「無法言說」的張力。如何言說？如何言說無法言說之物？無法言說，因為史無前例。這場世紀浩劫除了造成原初的傷痕，更帶來了許多事後敘述上的困境：失語、多語、無語，若倖存者試圖講出，則很容易被斥為危言聳聽、流言蜚語、瘋言瘋語……

　　普遍的反應就是沉默。沉默幾乎是這場浩劫之後唯一可行的反應。我們也可以聯想到德國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e Adorno）說過的這句話：「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連寫詩都顯得野蠻。」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體會，阿多諾反對將集中營的這場世紀大悲劇進行任何的書寫或抒情的抒發。任何文字的表述都有可能偏離那場大恐怖。然而沉默卻隱含著另一種危險，遭到遺忘的危險。就像美國文學評論家喬治•史坦納（Georges Steiner）曾表示，吾人固然可以理解大多數人選擇沉默來面對這場鋪天蓋地的集體罪行，然而見證資料更有其迫切的重要性，無論如何悲戚，如何慘絕人寰，唯有見證才能帶來回響。

　　戰後開始有一些曾經經歷過集中營的人試圖以檔案書寫的方式將內部的生活陳述，提供文學、社會或歷史的見證。法國歷史學家塞吉•克拉爾菲德（Serge Klarsfeld）特別收集了這段歷史中的檔案資料，他認為，這段歷史就像一場召喚，由那些未能活下來的罹難者所發出的召喚。克拉爾菲德的傳記以羅列的方式，記錄了八萬多個受難者的人名、出生年月日，男性女性和兒童，這樣的企圖心正是一種對納粹的滅絕行動提出的挑戰。別忘了，當時納粹先是將猶太人撤消姓名，褫奪公民權與身分，代之以刺在身上的編號，將人的處境貶低為奴隸或牲畜。

　　本書的作者鮑赫斯•西呂尼克是法國知名心理分析師。他的父母親都在奧斯威辛滅絕營慘遭殺害。「這是怎樣的感覺，本來和他們住在一起，接下來他們突然徹底消失？這或許不叫痛苦，沙漠之中無關痛苦，在沙漠中只攸關生死，就這樣」，他分析道。戰爭結束後，關於猶太的敘述都變得無法言說，也無法真正被聽見。沒有人真正願意聽。這一部分的經歷彷彿遭到雙重扼殺，西呂尼克除了緘默，還是緘默，囚禁在自己內心的幽暗地窖之中。然而，幽暗地窖卻是自己的能量貯藏室，既可藏身亦可蓄積勇氣與能量。

　　於是，西呂尼克講述這段過去。他的描述方式不同於普遍回憶錄作者採用的直線型敘述。為了讓自己的經歷對他人產生啟發之效，每講述一則童年中的過往，他就會試圖為心靈的傷口提出註解、分析：突然與父母親天人永隔、寄人籬下的飄泊不定、情感的連結才一產生隨即中止，經歷著不斷遭到遺棄的孤寂。這樣的手法使本書呈現雙重層次的閱讀：一方面他描述他自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另一方面，他分析著自己的回憶以及他人的觀點；前者是戰爭倖存的猶太兒童的觀點，後者是成為精神分析師的專業人士的觀點。或許西呂尼克正試圖以心理分析師的專業職能撫慰受創的自己，受創的集體心靈？

　　作者並不是以悲慘嗚咽的語調陳述過去苦痛的回憶，相反的，他試圖以持平的立場回觀過去。他不試圖尋求他人的憐憫，他總是不斷自我調整，不使自己陷入情感用事的境地。他重組過去，那些碎片，那些下臨無地的深淵，那些無垠的苦楚，那些謬誤的記憶，那些死亡蔭谷……就像一個調查員，西呂尼克重新拼湊人生的拼圖。透過這本書，他捕捉著回憶。有些回憶是千真萬確的，有些是事後加油添醋的，但這些自主或不自主的回憶都努力地將那段無以名狀、無法思考的黑洞轉變成條理分明的東西，藉此可以活下來，且活得更好。敘述的真實並非歷史的真實，敘述是一種事後的重新編織，生命中的重大創傷藉由敘述變得可以承受。回憶並不使真實再度回返，但是回憶重新裝配了真實的碎塊，把這些零星不完整的生命斷片轉化成我們內心深處一幕幕的影像。這也印證了：透過心理韌性，一個受創的人可以從深絕的痛楚中療癒，成功的走出生命中的暗黑。書中展現出一種勇氣的例證，一種慷慨的精神，那股力量使他戰勝一切厄運，使他變得更強、更無畏。西呂尼克把自己變成書中的研究客體，從自己的創傷經歷中獲得啟示，也試圖將這場啟示傳送給他人。他因為不幸而理解不幸，駕馭不幸，體現了心理韌性的奧祕：懂得回觀過去的遭遇，透過現在的亮光照亮過去，那一段創傷因而顯現出其超越一切的意義。

【譯序】

填補集體記憶空缺，重建受創的心靈

謝幸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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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鮑赫斯．西呂尼克（Boris Cyrulnik）是法國當代著名心理醫師，尤其推廣了「心理韌性」（resillience）的概念。所謂的「心理韌性」指的是任何遭受心理創傷的人，只要能夠接受到周遭人士的關心與持續的情感交流，都有能力重新自我修復，甚至超越自我。有別於一般傳統理論的宿命論與因果論，他認為人自身具有能力將生命中的不幸遭遇轉化為正面的力量，命運多舛的兒童日後也能變成健全的大人。

　　鮑赫斯出生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法國波爾多城，是中歐猶太移民的後裔。父親原籍為俄羅斯─烏克蘭人，母親是波蘭人，三○年代移民到法國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具猶太血統的父母事先將他託付給寄養機構，之後都遭到納粹逮捕，從此自人間消失，留下他獨自經歷顛沛流離的童年生活。猶太大屠殺奪走了他的雙親，讓他陷入孤立無援之中，經歷逃亡躲藏的險境，該如何走出創傷，找到一條生路？

　　在《逃．生：從創傷中自我救贖》（Sauve-toi, la vie t’applle）一書中，鮑赫斯一方面回顧二戰期間猶太屠殺帶來的集體創傷，以及身為猶太後裔的成長歷程；另一方面則以心理學的角度看待遭逢創傷的兒童，如何展現驚人的心理韌性，與外在世界重新連結。閱讀這本書可以是一種雙重的收穫：讀者可以理解二次大戰猶太大屠殺倖存者在戰後的心靈創傷，重新認識這段連歐洲人都不願正視的一段黑暗歷史；同時也可以透過作者對自身遭遇的分析與解釋，獲得有關自我心理建設的課程。

　　戰後的法國社會對於這段不光榮的過往始終不願面對，甚至噤聲不談。社會集體遁入災難後的否認機制中，得過且過，視而不見，使得任何真相的揭露都變得困難重重。直到席哈克總統任期內，維琪政府犯下的罪行才獲得官方的承認，當年的法國政府高官巴彭也遭到判決，最後還給受到迫害的猶太人一個公道。媒體又掀起對猶太大屠殺那一段歷史的討論，讓大眾對於此類議題有更多的理解。這段歷史亦可使我們聯想到台灣的二二八事件，在極權的時代，真相完全遭到否認，致使廣大群眾對此段歷史依然漠然，甚至誤解。

　　除了真相遭隱匿，還有意義遭扭曲的困境。書中提到的另外一個困境就是，人是由周遭的文化論述所構造，政治的意識形態、社會的集體氛圍、主流的價值觀……這些影響著受創者的形象，不斷在改變中，時而受到關注，時而受到蔑視或憐憫。災難倖存者重返社會之後，背負著身心的創傷和家庭的失落，對於追求幸福感到罪惡，周遭的人面對逃過死劫的倖存者，由於缺乏足夠的理解，有時甚至投以有罪的眼神，或一味地責備他們無法打開心房侃侃而談。在總總不利於言說的社會氛圍之下，權宜之計就是「向前走，不要回頭看」。鮑赫斯曾引用《聖經》裡羅得夫人一回首變成一座灰白鹽柱的典故，反映了當時法國政府這種集體恐嚇的心態：不要回頭過去看，不然你會出事的！

　　然而，抹滅過往的態度就能指向一個幸福的未來嗎？實際上，那些過往的創傷都是屬於主體的一部分，不回頭觀看只會讓自己過不下去，無法認識自己，無法望向未來。作者認為刻意忽略這段過往會使自我不完整，需要透過敘述記憶的途徑，讓受創者回頭觀看，重組記憶片段，學習將過去個人的災難經過轉化予以呈現，透過敘述與他人分享，因為大恐慌而凍結的心靈才能逐漸融解，重新織就與建立一個新的自我認同。作者認為，人的心理韌性可讓受創者從災難傷痛中復原，重新找回內心的平衡：「『我的』創傷，甚至無法言說的部分，賦予我個人的特質！」（第三章〈創傷記憶〉）。他將自己童年的不幸經歷加以轉化，從中汲取一股力量，而成為研究與推廣心理韌性的專家。

　　本書作者認為，在有愛有溫暖的環境下，倖存者會有勇氣說出受創的經歷，真相也能以多面向的方式呈現出來。受創者需要在溫暖的周遭環境的配合之下，因創傷而遭冰凍在內心的話語才有可能融化，真相也才能跨越集體論述、意識形態的制約顯現其原本的樣貌。對作者而言，透過分享與理解，遭到禁錮的創傷記憶可以重新復甦，與現在產生連結，提供有意義的教訓。這本書有助於身處台灣社會的我們了解，如何創造一個自由的氛圍、溫暖的環境，促使社會文化學習去面對這一段確實存在卻遭政治扭曲的歷史，如此亦有助於填補集體記憶的空缺，與受創心靈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