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哲學的起源

〔推薦序一〕

自然與法的張力：閱讀柄谷行人的《哲學的起源》

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在《世界史的結構》之後，柄谷行人繼續撰寫關於哲學起源的這本書，在我看來是必然的。《世界史的結構》中，柄谷行人分析了資本如何滲透於民族與國家，重複掠取、分配到商品交換的循環過程，並且提出，若要思考抵制與超越當前「資本─國族─國家」的三環扣連，構想馬克思曾經提出的「原始共產制」，就要在更高維度恢復不被宗教或是國家所捆綁的遊牧社會式的「互酬─贈予」關係模式。

　　柄谷行人所以會在《哲學的起源》中討論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與政治思想，並且對照希臘時期的政治與哲學，原因是他在愛奧尼亞的政治思想中，發現了不被控制的自由互酬交換模式，也發現了不受支配的「平等法則」（Isonomia）。柄谷行人指出，被視為希臘雅典時期的諸多文明特徵，其實都是來自於愛奧尼亞，例如荷馬的作品是以愛奧尼亞方言所寫成，希臘的表音文字來自愛奧尼亞，市場自由交換以及鑄造貨幣技術，也是來自於愛奧尼亞；甚至雅典執政官梭倫（Solon）所推行的改革，讓奴隸免除債務，恢復自由，並且授予外國人市民權，也是從愛奧尼亞學到的平等概念。

　　希臘的雅典雖然被視為民主制度的起源，但是現代民主的弊端，也都在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暴露出來，包括雅典的民主建立於市民的同質性，並不納入奴隸或是外國人，因此雅典民主基本上是階級性的，同時也是權力集中與支配性的，甚至是具有血緣邏輯的國族主義性質。雅典執政者原本就是大地主，因此權勢的集中以及被壟斷的貨幣經濟，造成了更嚴重的階級分化。此外，雅典城邦剝削其他城邦，搶奪財富，作為城邦的資本以及市民出席議會的酬勞，也已經具體展現了現代國家與帝國的擴張與官僚體系。

　　柄谷行人所分析的愛奧尼亞「平等法則」與雅典「民主治理」（democracy）的不同政治哲學，令我深深感到興趣。我們當前在台灣反黑箱服貿抗爭運動過程之中所目睹的民主代議制度的失靈，人民選出的民意代表已經被黨團化，政策議案被朝野政黨意志綁架，無論是杯葛、關說或是密室協商，都無法代表全面民意。此外，民意代表的政商勾結，資本與權力的集中，部分宣稱「民意」的「公民」身分之排他性與敵國意識，在在都印證了柄谷行人的論點。

　　不過，更令我感興趣與關注的，則是柄谷行人所討論的「平等法則」（Isonomia），以及關於「自然」（physis）與「法」（nomos）之間的張力。柄谷行人集中討論的是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如何構成了根本的政治思想。iso是平等，nomos通常被翻譯為「法」，可是也指習慣、規範、傳統、制度、律法。柄谷行人指出，愛奧尼亞沒有奴隸，也沒有被部族酋長巫師或是國家資本壟斷的經濟交易。愛奧尼亞透過自然來看待人，以「自然」來質疑「法」的僵化限制，認為城邦、部族、氏族、身分、階級甚至男女，都是傳統習慣的規範與區分，而違反了自然。愛奧尼亞這種以「自然」質疑任何「法」的思想，產生了根本的平等以及沒有支配性權力結構的社會關係。

　　如果我們參考施米特（Carl Schmitt）的《歐洲公法中之國際法的大地之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中分析的Nomos，我們就會比較了解為什麼「法」具有複雜而多面向的意義，以及為何以「自然」質疑「法」是必要的。施密特指出，Nomos源自於希臘動詞nemein，包含了拿取與挪用，區分與分配，以及耕耘、管理、使用、生產與消耗幾個面向的意義，是人類活動中必然發生的過程。在不同歷史時期，會以不同形式展現其佔取與分配而形成穩定權力的法則，從佔取土地、圈地墾殖、生產與使用，到帝國擴張與地理大發現，繼續進行了對於更大的海洋與更大的陸地的佔取，都是具有擴張權力、穩定控制的邊界政治。只有相對於權力支配的遊牧社會，才展現了自由的交易以及沒有階級的平等。

　　無論是國族、性別、階級、公民或是職業，都是界定人們生命形式的法則。此處，就是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與政治思想的特殊性所在。愛奧尼亞思想以自然的變化與發生狀態來質疑被穩定下來的規範理性，只有持續質疑鞏固律法的邊界政治，思考生命的自然發生狀態，才有可能抵制具有壓迫性的法則，這也是柄谷行人所辨識的哲學的起源。

　　柄谷行人的論點與黑格爾正好相反。黑格爾在《哲學史講義》中說：「希臘哲學肇始於西元前六世紀，居魯士大帝的時代，小亞細亞的愛奧尼亞共和國沒落的時期。就在這個以獨自的力量形成高度文化的美麗世界逐漸沒落的同時，哲學登場了。」柄谷行人則說，哲學起源于對於巫術的質疑，而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就是典型的哲學起源，也影響了希臘哲學，在不同思想家的哲學中被恢復。

　　對於讀者而言，這種具有起源性與發生性的思維，是具有高度啟發性的。然而，柄谷行人在《哲學的起源》中所進行的工作，我們更應該在中文脈絡進行，以便讓我們重新思考中文脈絡對於習俗規範建制的「法」如何影響了共有漢字傳統的東亞歷史過程，以及東亞地區的思想家從「自然」的基礎質疑「法」的哲學起源在何處？如何以萬物之自然變化運作，來質疑與鬆動被理性規範穩定的各種符號法則與邊界？柄谷行人說，愛奧尼亞的泰勒斯，巴比倫的以西結，印度的佛陀與馬哈維拉，中國的老子與孔子，都是質疑巫術而具有先知性質的哲人。巴門尼德與蘇格拉底則是將愛奧尼亞自然哲學在更高層次恢復的思想家。我會認為，莊子思想的滌除名相以及齊物平等，同樣具有以自然質疑法的批判力量。

　　但是，我更關心的是，這種起源性與發生性的哲學思維，並不會僅僅發生在歷史的起源，而應該可能發生在任何歷史時期的思想工作之中。那麼，中國的思想脈絡與歷史過程中，這些具有挑戰「法」的自然哲學與平等法則，何時發生？如何發生？在什麼樣的歷史環節、話語脈絡以及社會制度之下一次又一次的發生？是否曾經在柄谷行人所說的D層次出現？如何構想了不具有支配性與壓迫性的平等社會與交換制度？更重要的是，這種思想資源是否可以協助我們挑戰、揭露與鬆動當前「資本─國族─國家」共構或是任何一環各自牽動的支配性符號邏輯？或者，我們當前是否能夠讓這種起源性的思考發生？

〔推薦序二〕

無支配的哲學起源

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柄谷行人《哲學的起源》的中譯出版，恰逢2014年台灣的318太陽花學運展開之時。筆者落筆的此刻，學生不僅佔領立法院已超過十三天，更在3月30日於凱達格蘭大道的遊行示威中，喊出「退回服貿．捍衛民主」的訴求，並向政府提出「重新立法．公民審議．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的要求，以期「兩岸服務貿易協定」能夠在公民的充分監督下，不致破壞台灣的民主政體與生活價值。這是一個偶然的巧合，但是卻在許多方面感受到柄谷先生思想上的準確力道，直擊這場運動爭議的核心問題。

　　這個學生發起的運動所欲保衛的社會價值，顯然與不同區域和國家之間的貿易協定有關，特別是中國與台灣的關係，同時，它也與兩岸貿易條件改變後，所可能影響的社會政治型態有關。從《哲學的起源》一書的觀點來看，太陽花學運所欲追求的價值，無非是一種自由的、無支配的政治型態，也就是貫串全書、反覆論證的愛奧尼亞式「自由無支配」（Isonomia）。

　　本書檢討了前蘇格拉底時期愛奧尼亞的政治哲學與自然哲學的關聯，將之聯繫於對「民主政治」（Democracy）的起源式批判。柄谷行人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觀點，認為Isonomia這個原理，始於愛奧尼亞。他想要說的是，這種強調全體公民參與審議的Isonomia（無支配），不只是一種理念，它在愛奧尼亞的各個都市中，是實際存在過的制度。一直要到愛奧尼亞沒落之後，它才作為一種理念，散播到其他的城邦。就跟愛奧尼亞學派諸哲學家的自然哲學一般，他們的哲學不只是一種理念，而是跟他們強調典範式實踐的先知生活結合在一起的：真正的政治社會生活，應遵從自然，以自由無支配的方式運行，才能保障人類的本性不被政治與社會生活所扭曲。

　　柄谷行人特別強調遊動性的移民社會，才具有Isonomia（無支配）政治經濟體的構成要件。他說，「Isonomia（無支配）為什麼肇始於愛奧尼亞諸都市？因為這些地方的移民切斷了從前氏族、部族的傳統，放棄了過去的束縛與特權，創設了新的盟約共同體。比較起來，雅典或斯巴達這樣的城邦是由氏族的盟約共同體形成的，強烈殘留著舊有的氏族傳統；這些傳統成為城邦中的不平等與階級對立。在這樣的地方想要實現Isonomia，頂多只能夠變成Democracy──也就是多數決原理的支配。」換句話說，即便是今天的代議政治，若是被政客、門閥或財團把持，而不設法切斷這些不平等與階級對立的來源，代議政治不過就是多數決政治，在代表席次上的少數，實際上卻可能是大多數底層勞動者或一般公民的異見，不可能透過生活實踐與對話的基礎，進入政治的議程。

　　《哲學的起源》要考掘一種無支配的哲學起源，這顯然不只是一種理論，就其原初狀態而言，愛奧尼亞存在著如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哲學實踐生活，這種自由而無支配的哲學實踐生活，具體體現了Isonomia（無支配）的政治精神：去除階級、自由流動、公民參與。「在愛奧尼亞，人們免除了傳統的支配關係。不過在這裡，Isonomia不只意味著抽象的平等性，人們實際上在經濟上也是平等的。「雖然愛奧尼亞的貨幣經濟發達，卻沒有造成貧富的差距。……在愛奧尼亞，沒有土地的人，並不會到他人的土地上去工作，而是移居到其他都市；因此，不會形成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在這個意義下，『自由』帶來了『平等』。」這是一個沒有奴隸與奴工的社會，是一個自由移民的社會；這是一個人們不被資本、國家、國族主義捆綁的社會，是一個言論自由、人人有平等發言權的社會。

　　太陽花學運的訴求，其實恰好指向這種「自由無支配」的政治要求，正因為如此，其訴求才會要求中止與檢討由國家、資本與隱藏的國族主義所包裝的貿易協定，這樣的協定，無疑將帶來貧富差距、階級分殊、經濟上的不平等與國族的威脅。

　　柄谷先生因此對照了雅典式民主的問題，特別是這種民主形式與市場經濟、國族鬥爭的直接關聯。「雅典認同市場經濟、容許言論自由，卻因此必須面對不平等與階級分裂的事態。雅典的民主主義，企圖透過財富的重新分配，以達到平等化。另一方面，雅典的民主主義，以其社會成員的『同質性』為基礎；也就是排除異質者。」換句話說，這樣的政治經濟體，最終走向的是追求同質性的帝國主義，而非遊動式的、以公民審議為基礎的自由移民社會。

　　因此，柄谷說：「不僅如此，雅典民主主義的實現，不只需要剝削奴隸與寄居的外國人，更仰賴對其他城邦的支配。舉例來說，伯里克里斯透過提洛同盟，從其他城邦強奪財富，用來消弭市民之間的經濟格差；他把這些錢分配給市民，作為出席議會的酬勞。也就是說，雅典的『直接民主主義』，是透過帝國主義的膨脹，才可能實現；這也帶來了蠱惑大眾的煽動者（Demagog）。」當筆者從學生運動現場回返書房，閱讀到這些字句的時候，腦海中立即浮現的參照，正是目前中國與台灣的貿易關係，以及其中涉及的不同政治、國家型態，在不久的未來，所可能造成的巨大干涉。

　　自由無支配的政治，究竟有沒有可能在今日實現？柄谷行人提出了歷史上的相關案例，七世紀的冰島與建國初期的美國，做為具體的參照。我認為，學生運動本身的組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打造了一個初步的模型，讓自由而無支配的關係，在這個政治運動中實現出來。剩下來的問題，是這樣的微型政體，將在何處尋求其具體聯盟，一種無支配的具體政治聯盟，以抵抗「國家－資本－國族」綜合體的同質化走向，我相信，反全球化的政治、經濟、環境、勞工、學生運動，將可以在《哲學的起源》一書中，找到最強而有力的理論資源，因為，它不僅只是理論，而是建築在具體自由、無支配的實踐生活上的思想，一種捍衛個體自由的自由思想、遊動生活、與團結形式的實踐哲學，我們恰恰是透過這樣的思想與實踐哲學，才能回到哲學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