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長期以來，台灣學者對香港社會、文化發展及台港合作關係很少關心，很少深入的研究與分析，其原因是香港在台灣人民的眼中是一個購物天堂，因為它是一個稅率極低的自由港，也因政治的關係，是台灣人民與貨物進出大陸必須經過的轉口站而已。因此台灣人民與政府對香港政治、文化、社會的發展並不關心，在1997年之前數年新加坡政府極力爭取香港金融界上層人士移民新加坡之時，台灣也有人士呼籲政府把澎湖地區開發成香港特區，以便香港的企業與金融中心可遷移到台灣來自由經營，但政府也沒有反應，並且以為在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以後，它的獨特性會消失，而大陸的上海等其他大城市會取代它的地位。
但是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的是，它在1997年以後並未走下坡，相反地，無論是政治、經濟、高等教育都有高度的發展。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乃至城市大學近年來在國際評比上都名列前茅，這些發展引起台灣學者與人民對香港研究的興趣，特別是近日在香港、台灣二地外交關係提升以後，港台關係成為一個熱門題目。在此趨勢下，香港中文大學與台灣中央大學合作，在中央大學成立了一個香港研究中心，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了一個台灣研究中心，從事台灣與香港關係的研究，也提供二地政府在擬定政策時所需要的背景資料。
中央大學在2012年4月成立香港研究中心並舉辦一場研討會，會中發表的論文作者根據評述人的意見加以修改成為本書，並由中大出版中心出版。本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台港二地文化與教育的發展。此部分包括第一章楊祖漢教授的〈香港新亞書院的成立對台港二地新儒學發展的影響〉。香港新亞書院是在1950~60年間由一批大陸前往香港的學者如唐君毅、錢穆與張丕介等所創立，他們認為中共摧殘了中國固有文化，因此要藉新亞書院的成立在海外保存並延續中國文化的命脈。上列三位學者與牟宗三先生對新儒家思想的努力耕耘，不但在香港發揮了很大的影響，也對台灣新儒家思想的發展很有幫助，因為這些學者都曾在中央大學作長或短期講學，他們的學生如朱建民、楊祖漢等在中大擔任教職，因而使中大成為台灣新儒學的大本營。在第一章中，楊祖漢教授敘述新亞書院成立的宗旨，成立的過程以及它對台港二地新儒學研究與發揚的情況，是一篇極有歷史價值的文章。
第二章是林文淇教授的〈香港、台灣60與70年代抗日愛國電影〉，該文以抗日愛國電影為背景，探討台港二地電影的特色，兩者表面好像差別很大，因為香港比較自由，特別是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以後，大批上海的電影界人士抵港，他們對抗日的背景比較清楚，因而製造了很多有深度的抗日電影；而在同期間，台灣則因為受政治的影響，電影主題以反共復國為主，抗日為主題的電影不多。但是被人忽略的是，在60~70年間，台灣香港二地電影界的人士有非常密切的互動，很多電影根本無法區別到底是香港的電影還是台灣的電影。過去電影學術界也很少對此時期台港電影界的交流加以關注與研究，本文提供了一個比較台港電影發展異同原因很好的背景，為研究該時期港台電影的特色與互動提供了一個研究的起點。
在1960~80年間，台灣政府很重視僑生，該時期香港與澳門很少大學，因此很多港澳生來台升學，這些僑生畢業後有部分留在台灣，有部分出國留學，並在美、加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再回台工作，其他回僑居地工作，對當地的教育與經濟很有貢獻。留在台灣的僑生對台灣的經濟、教育、醫療等領域也都有相當的貢獻。在本書第三章中周慧如女士訪問了劉炯朗、林百里等港澳僑生，述說了他們對台灣經濟發展與教育的貢獻。這是政府與民間從來未有系統性探討的議題，政府可以從本文中得一啟示，為什麼在1990年後港澳僑生人數大減，這一方面因為陳水扁把華僑分割成老僑與台僑，以致不少老僑出走，另一原因是港澳近年來慢慢也成立了很多大學，學生可以留在港澳升學，不必來台。政府此時應檢討今日的僑生政策，繼續提供具吸引力的環境吸引優秀僑生來台升學，為台灣爭取經濟與社會建設所缺乏的傑出人才。
本書第二部分是有關台港二地經濟發展的情形與相互間的影響，其中包括第四章黃麗璇教授與第五章林昱君及江怡慧兩位研究員的論文。黃麗璇教授在其文中比較台灣與香港二地過去三十年間經濟發展的特徵，以及它們不同的產業結構如何造成二地勞動市場結構與人力資本、薪資、失業等的差別。黃教授指出，在過去二十年香港的薪資不斷地上升，台灣則是呈現倒U型，先是上升然後開始下降。什麼原因造成港台薪資趨勢的差別？是台灣勞動市場不夠開放？或只是台灣經濟在轉型時的陣痛？黃教授認為真正原因有二﹕（1）台灣在過去二十年勞工福利與保障勞工權益立法的幅度與速度遠大於香港，造成台灣勞動市場的僵化﹔（2）台灣勞動市場開放度與競爭力都低於香港，因此香港勞動市場的經驗可供台灣參考。林昱君與江怡慧在第五章〈香港服務業對台中介角色的日漸重要化〉一文中述說自ECFA簽訂以來，兩岸政治關係有顯著的改善，因而台港二地的經貿與文化關係也熱絡起來，香港與台灣的互補作用不但沒有因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而減少，相反地台商對於「立足香港，放眼大陸」有很大的興趣，投資也因而增加；香港金融與保險業對拓展台灣市場也非常感興趣與重視。換言之，香港服務業在台港二地經濟互補的功能上日趨重要。
本書第三部分是台港二地管理的比較。香港在1997年以前是英國的殖民地，台灣在二次大戰前是日本的殖民地，二地受兩種截然不同文化與法律制度的影響，因而二地管理方式亦相異。但是自1970年以後，台灣留學美、加人士大增，與美國經濟關係亦日趨密切，在管理上受美式管理影響甚深。本書的第六章中，黃懿慧教授比較了港、台、美三地企業溝通的模式。黃教授指出，在香港的企業中，西方理論為基礎所發展出的傳播溝通策略，如資訊中介傳播與雙向對等溝通，都比中國傳統的關係策略重要；而台灣的企業則是最注重雙向對等溝通，其次是借助第三人的人脈網絡，個人層次與面子，人情很少使用。西方傳播模式在美國較普遍，美國勝於香港，香港勝於台灣，資訊中介傳播的使用在美、港及日本之間並無差別。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無論東、西方企業的員工都會承受高度的工作壓力，因為他們的雇主都必須競相提升企業的競爭力，但目前的研究都以西方國家員工的處理工作壓力方式為主。其實東、西方情境不同，處理的方法亦異，目前西方國家研究所得的結論並不適用於東方國家。在本書的第七章中，林惠彥、陸洛、蕭愛鈴及吳珮瑀訪問了台港二地的員工，探討二地工作動機與因應策略。研究結果顯示工作限制對工作滿意，工作績效有預測的效果，因而了解員工的工作動機是現代組織的重要管理課題。組織可以透過授權增加員工的自主性，創造一個員工「樂在工作」並足以發揮所長且追求自我實現的良好工作環境，紓解員工的工作壓力，進而留住優秀人才，創造具競爭力的人力資本。凡是到過香港的人都會驚奇香港彈丸之地可以容納如此龐大的人口，而城市的規劃也是如此井然有序。相反地，很多人都覺得台北欠缺城市規劃，都市更新計畫總是在原地踏步，城市有點雜亂。香港大學的王維仁教授在第八章〈城市空間與建築形態：由香港半山的垂直肌理看台北的街廓巷弄〉一文中述說香港雖然在陡峭的坡地上容許5到10的容積率的開放，這是任何城市都不容許的，但是香港在優越的自然條件，高效率的法治與公權力機制下，保持了半山區的生活品質。相反地，台灣是新生沙泥岩層，土質鬆疏，很難像香港建築極高的樓層，公權力的不彰使台灣的山坡地開發不當，擋土牆排水基礎設備不佳，這些都是造成台灣城市與建築雜亂的主要原因。
本書是中央大學香港研究中心成立數月以來第一期研究成果報導，本書得以順利的出版，要感謝各位作者在短短的期間內趕出這些有深度，有見解的台港經濟、文化與管理比較的論文，我們也要謝謝中大對本計畫財務上的支援，中大行政大樓祕書室及台經中心各同仁在研討會上的幫助，黃凱璐小姐與張淑嘉小姐對本書出版工作的協調，催稿與對稿等的大力協助，一併致謝，沒有以上各單位的充分合作，本書是無法面世的。
中央大學代理校長 李誠
2012年12月于中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