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最近注意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逐漸趨於沒落。一般而言，「知識分子」一詞是從十九世紀中期的俄國開始，而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大概是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在法國德雷佛上尉事件的爭論中逐步形成，但法國史學家勒高夫（Jacques Le Goff）認為早在西洋中古時代就已經有「知識分子」了。這裡倒不是想針對這個爭論作任何討論，而是想說明「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與理想，在經過一個半世紀的輝煌年代之後，現在已經有沒落的傾向。
美國的雅各比（Russell Jacoby）於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於二○○一年出版了《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 : a study of decline），這兩本書在西方引起極大的迴響，但是不知為什麼，當時居然未引起我太大的興趣。其中一個原因是我當時尚未察覺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有任何危機。然而最近兩、三年，我開始覺察到台灣的知識分子文化正處於沒落中。
一九八○年代我偶然讀到一本英文書（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其中居然提到學生運動領袖余紀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中央大學學生群情憤怒痛責政府守土無方，他們聽到一種謠言說外交部長王正廷事先收到從日本大使館傳回的情報，知道日本即將進攻東北卻毫無作為，事變發生時還流連西湖，一群憤怒的學生遂衝進外交部辦公室。美國學者 John Isreal在書中這樣記載：「學生領袖余紀忠先生說：學生對外交部長王正廷的憤怒，來自一份教授的報告。這位教授的兄弟當時正擔任駐日外交人員，這份報告說王正廷忽略了來自駐日外交人員的警告─日本即將進攻東北，而當日軍進攻時，王正廷還在西湖遊玩。這個消息迅速傳遍全校。校園裡到處有人咒罵王是惡棍、叛徒，於是學生們計劃懲處王正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