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爾黑德著書頗豐，其他著作包括《非洲人三部曲》（African Trilogy）、《蒙哥馬利》（Montgomery）、《加利波利》（Gallipoli）、《蘇俄大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藍尼羅河》（The Blue Nile）、《致命的衝擊》（The Fatal Impact）、《挪亞方舟已無空間》（No Room in the Ark）、《白尼羅河》（The White Nile）。
《加利波利》一書，還嬴得1959年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書獎和庫伯紀念獎（Duff Cooper Memorial Award）。
但是對於一般讀者而言，這些洋洋灑灑的文獻史料著實厚重了些；於是，第二類精簡描繪這趟航程的大眾路線書籍應運而生。其中有兩本最是精緻突出：《達爾文的航程》（The Voyage of Charles Darwin）以及本書《達爾文與小獵犬號》（Darwin and the Beagle）。兩者各有千秋，但是風格路線不大相同。前者由英國廣播公司（BBC）出版，純粹由達爾文觀點來敘事，按照年代，摘錄他本人航海日誌及自傳，很能統一表現達爾文的個人思維；再加上達爾文生就一手好文筆（他被公認可以「靠筆過活」），整本書的可讀性相當高。
不過，論到重現整段航程的真貌，《達爾文與小獵犬號》可就更勝一籌了。
1994年，我到奧克蘭（位於紐西蘭）作客，當時手邊正在翻譯《螞蟻與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想找些相關書籍來參考。在市立圖書館架上，看見好幾本《Darwin and the Beagle》並擺在一起。同一本書為何要準備這麼多本？因為太重要，還是因為太好看？
對於這條支線，穆爾黑德的處理手法顯然要比知名科學家兼科普作家（兼馬克思主義者）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詳盡、高明得多。古爾德在《達爾文大震撼》（Ever Since Darwin）中，把兩人關係定位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實在太過主觀和簡化（這或許和他的馬克思階級對抗本能過強有關）。事實上，費茲羅並不只是一個「跩得二五八萬的貴族船長」，他還是一名情緒暴起暴落的躁鬱症受害者；而達爾文更不曾長期扮演「陪船長吃飯、忍氣吞聲的小可憐」角色，他的脾氣可硬著呢，兩人衝突，幾乎每一次都是費茲羅的態度先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