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再做些說明：本書的書名‘the last intellectuals’是故意要模稜兩可——既是意謂最後一代的知識分子，也是指剛剛過去的那一個世代（如同上星期），表示很快就會有另一個世代。我撰寫此書雖未抱持樂觀的心態，但也不是要做為一個預言者。正當我完成這部作品時，多種領域之中的一些書籍開始問世，每一本都挑戰一個學科——像是《政治學的悲劇》、《經濟學的修辭》、《國際研究與學術企業》，以及《自六○年代以來的激進政治經濟學》等等。這些書並未堅持單一的立場，卻都表明對於過度專業化的不滿，也都示意應該反其道而行，儘可能亡羊補牢，以重拾公眾文化。
雅各比教授在此書之後，即再也沒有停止過他對知識分子這個課題的持續關心，後來，一九九九年他又寫了《烏托邦的終結：冷漠時代的政治與文化》（The End of Utopia: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an Age of Apathy），在此書裡，他提到了一個過去的故事：兩百年前，即一七九九年，當時法國大革命已到了嘎然而止的時刻，由於革命造成的動盪與傷害等於褫奪了知識分子的正當性，於是接下來的時刻，知識分子遂告退潮冷卻，人心也變得麻木冷漠。這種保守的時代氣氛也擴散到了英國，於是高度理想主意的浪漫大詩人柯立芝遂寫了一封信給另一位大詩人華滋華斯，對當時社會的抑鬱消沉表示不安，信中並建議華滋華斯：「我希望你能寫一首白話詩，給那些因為法國大革命失敗，因而對人類的理想已放棄，並沉淪在伊壁鳩魯派的自私，退化到只關心日常軟性事務，至於對有願景的大問題則嗤之以鼻的人。」
（Social Amnesia）、《失敗的辨證》（Dialectic of Defeat）、《烏托邦的終結》等，也都一路深入延伸討論這個課題。根據個人多年來對他著作的理解，他之所以為世所重，乃是他的論點有著極為重要的原創性。他不像有些學者一樣，只是把知識分子角色的凋零歸因於社會的變遷、近代學院體制冷漠、以及逸樂文化的興起，體制的再封建化等。上述這些原因，的確發揮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但雅各比教授更強調的，乃是知識分子自我邊緣化、自己打敗自己的這個部分。他會提出「公共知識分子」這種新的概念，其實就寓有知識分子應自我改造的寓意！
而非常令人惋惜的，乃是面對客觀形勢的不利。知識分子並未來去深入反省、自我振作，反而是順應著這種形勢。知識分子愈來愈長於講一些有的沒的，用一些「反叛」、「顛覆」、「反霸權」之類的字眼，但談的題目卻都花俏不實，只對圈內小眾有自我慶祝的意義。知識分子愈來愈無法對公眾問題做出有視野的新選擇。雅各比教授稱之為「政治自戀」、「政治獨我主義」、「知識分子從烏托邦走向近視症」（from utopia to myopia），因於知識分子不能發生作用及導正價值及方向偏差，因而系統性的問題遂日益嚴重。今天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認為是國家走錯了方向，即可堪為證，這也是所謂的「零售聰明、批發瘋狂」」（Retail Sanity and Wholesale mad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