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古爾德已經畢業，也開始在哈佛大學教書。雖然研究事業正奮力開展，但另一項事業倒意外落在他身上。因為有人很欣賞他的文筆，便邀他在美國自然博物館所出版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雜誌上寫一專欄，叫「這樣的生命觀點」（this view of life，借用達爾文自己謙稱的演化觀）。古爾德活潑瀟灑的文筆，剛好在此得到很大的發揮，所以很快地便吸引了一群忠實讀者。這個專欄持續進行了二十多年，總共幾百篇恣肆揮灑且妙趣橫生的小品，也凝成了好幾本文集，其中流傳最遠、影響最大的，當屬第一本《達爾文大震撼》了。
自一九八五年《達爾文書信集》（Correspondence of Charles Darwin）出版以來，時至一九九一年已出版七大冊。雖然一八八七年所出版的《達爾文的一生及書信選》（The Life and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早已是學界熟悉的著作，但這經過嚴格刪修及檢查過的文集，缺少了很多細節，使我們無法知道達爾文的性格，更無法探究他思想與其社會的關係。而完整的《達爾文書信集》則彌補了這缺憾。
從這大量原始資料，我們終於知道達爾文什麼時候想出物種轉變的理念，何時頓悟天擇的道理；也終於明白他為何拖延二十一年才敢發表演化理論，而且他也不曾剽竊華萊士（A. R. Wallace）的創意。更重要的是，他革命性的學說對思想界的衝擊——他一直深怕自己的純唯物哲學掀起巨浪。但到了維多利亞時代末期，他的演化科學反倒成了自由主義的大台柱。
或許是西方基督教及猶太教傳統的影響，西方人對「人類怎麼來的？」「我們人類到底在宇宙中占了什麼樣的地位？」及「人類為何而活？」等問題，一直有很深的關懷。因此，演化生物學既然敢否決「人是瞬間被創造出來」的說法，自然得提出它自己的看法。達爾文在英國社會既恐懼又期盼的等待下，終於在一八七一年出版《人類傳衍》（The Descent of Man）一書，認為人是由與大猿相似的祖先所逐漸變成的。
第八部力主人性科學其實是「生物決定論」偏見下的研究；它為社會現狀辯解、它替既得利益階級說話，它否決了人類主觀努力後，能改造命運的可能性。而古爾德則力主「生物潛能論」，他認為本性並不干緊要，人既從社會文化裡學到絕大多數的觀念，就該致力改善人所處的環境，並激發潛能。一九七五年威爾森（E. O. Wilson）所出版的《社會生物學》（Sociobiology）算是一項最新嘗試建立「人性科學」的努力，也是生物學家野心勃勃想攻入心理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的一大持續努力。而自由主義派的生物學家如古爾德、路翁亭（R. C. Lewontin）應聲反擊，則是近三十年來思想界的大事。這一部的各章都繞著這主題打轉。
而國事更加危急，兩年前甲午戰爭，北洋水師覆沒，馬關條約簽訂，割台澎，賠巨款，在在使這海軍官校校長的嚴復中夜徘徊，熱血沸騰。沒有槍桿子，沒有權柄，滿腹中西學問的嚴復就在這炎夏，舉起筆桿子，著手翻譯兩年前才出爐熱烘烘的科普作品，即英國學者赫胥黎的演講集《演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
赫胥黎就是綽號「達爾文的牛犬」的著名學者。當《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一八五九年出版後，英國教會奮起挑戰達爾文的演化觀，達爾文不願加入戰局，就由赫氏擔綱，負責護衛科學的立場，防止宗教勢力入侵。而這本《演化與倫理》，是赫氏最後言論，代表他對自然與社會的沉思。
所以，拉馬克（Jean-Baptiste de Lamarck, 1744-1829，法國博物學家）主義所堅持的「動物能夠了解自己的需求，而且會朝那個方向變化，並把獲得的性狀傳給後代」，並不符合達爾文主義。目前我們所了解的基因突變，已經證實達爾文的立場是對的；因為他所認為的「變異並不會事先預期該朝哪個好的方向，去產生變化」符合我們所知道的基因突變現象。
所以，這一部的前半段主要就在批判「生物決定論」，認為它只是政治的偏見而已。我認為這些講法完全沒有根據，它們只不過是西方歷史當中的悲慘故事借屍還魂罷了——把那些被社會犧牲的人貼上「劣勢生物」的標籤，認為他們之所以被犧牲只是咎由自取。若套用康道塞（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法國數學家及哲學家）的話，這些論調簡直就是「把生物學拉過來當共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