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一九五九年開始著手這本書的寫作，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而言，可以再把時間往前推到一九四四年，我當時就讀於丹佛大學的大學部，就在那時我發現了休謨。在一九五九年之前我已出版多本著作，其中一本是《伏爾泰政治觀：講實際的詩人》（Voltaire’s Politics: The Poet as Realist）從那時以後我寫的大部分東西都是在為如今這本書以及緊接下來另一本做鋪路工作。細心的讀者當會發現，我如今這本書從上述那本書裡頭借用了許多東西，他如果在現在這本書之中讀到某些句子或某些論點，覺得很面熟，那就對了，請不必感到訝異。每當我感到無法在從前說過的話上面做任何改進，而且有必要放入目前這本書裡面，我就只好跟自己借用了。
我在寫這兩本書之時，得力於我內人之處最多，如今就把這兩本書獻給她。她不是專業歷史學家，對於我把寫作這本書的靈感來源和所有功勞全歸功於她，她可能會感到不自在。我可以了解這種感覺，並深深加以體會，但我自己身為一位專業歷史學家，我必須把真正的事實直接說出來：雖然沒有我內人的襄助，我也一樣可以把這本書寫出來，但絕對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寫那麼快，寫那麼好，甚至寫得那麼愉快。她很仔細謹慎讀過並批評書中每一細節，從書的名字到書目，可謂鉅細靡遺，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反覆的讀，同時還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Arthur Wilson和Robert K. Webb也為我仔細讀過每一章，並提供極富見解的有用意見，Charles和Hanna Gray讀過前面幾章，並適時提供許多清晰寶貴的意見。William Bouwsma幫我重新修訂第四章部分並不斷和我討論其他章節有關宗教和批評之間關係部分，讓我獲益良多。Helen Bacon以她受過古典訓練的敏銳眼光為我校讀前面幾章部分；R. R. Palmer許久以來即助我良多，這次他要我特別留意啟蒙思想家和基督宗教世界之間的關係，他指正的結果，既嚴格又具建設性，主要出現在第六章部分。十五年來，Richard Hofstadter讀過所有我所寫過的東西，這次他特別讀過這本書的初稿，如今由於他的指正而改得差不多認不出來了，可見他的大力指正是多麼有用。
過去幾年來，我也曾經和幾位朋友談過有關這本書的寫作，其中Henry Roberts對我的觀念最有耐心，對我的「靈感」也最能包容，同時不吝惜時時給我鼓勵。另一方面，我要特別感謝在本書開始之際，Rudolf Binion所提供的唯名論批評，由於他的指正，使得我能夠在撰述有關啟蒙運動的團結狀況方面，做得更加周全完整。書中我能夠掌握住有關古典對啟蒙運動重大影響這個核心觀念，主要來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之間和已故的Walter Dorn的不斷對談；除此之外，透過對談而讓我獲益良多的，還有下列諸人：Crane Brinton, Leo Gershoy, Beatrice Hofstadter, Irving Kristol， Gertrude Himmelfarb Kristol, Herbert Marcuse, Orest Ranum， Fritz Stern，以及John William Ward等，我必須一併在此致上謝意。Raymond Grew和Richard Webster在有關義大利啟蒙運動方面，也曾提供給我許多有關的建議。
很幸運的是，我曾經身為哥倫比亞大學有關十八世紀歐洲文化討論課程的一員，一九六二年夏天，這個討論課程剛成立之時，我率先在課堂上以我現在這兩本書為討論的核心課程──著重在啟蒙運動的辯證觀念──經過兩年下來的激烈討論，不斷地檢驗、批判、修正和補充，使得這本書變得更加完美，因此我要在此一併感謝我課程上的幾位同僚：James Clifford，Otis Fellows，Allan Hazen，H. Jean Hecht，Albert Hofstadter，Paul Henry Lang以及Rudolf Wittkower等。另外，討論課上我的一些學生也提供給我許多很精彩的引言和有用的批評，我要特別感謝Gerald Cavanaugh，Stephen Kern以及Victor Wexler這三個人。我雖然從事獨立研究，但有兩位研究助理在此不能不順便一提，他們是Mrs Patricia Lavndel和Mr. Augustus Pallotta，他們在挖掘義大利資料方面幫助最大。
同時我也要感謝幾個單位對我寫作本書所提供的襄助，首先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學會和歷史系的康寧基金會提供研究基金和必要書籍給我從事作本書之用；另外，要不是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之間美國議會的博學協會（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適時提供給我會員資格，我就不可能寫作本書（我的任務是研究十八世紀的現代性之勝利，我的任務必須等到本書下冊完成之後才得以解除）。還有，要不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間美國行為科學研究中心（a Fellowship at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提供給我會員資格，我這本書就不可能寫得那麼順利和那麼愉快，這個中心是逃避日常雜務的最佳避難所，許多做研究的人對這個中心都讚不絕口，過去有許多關於這個中心的美麗傳聞和熱情的頌詞，我必須強調這些都是真的。我在那裡一年期間工作之所以進行那麼順利，我要特別感謝三個人：Ralph Tyler，Preston Cutler和Jane Kielsmeier。我一樣也要感謝我在這個中心研究時的秘書Joan Warmbrunn，還有幫我打字的Ene Sirvet，感謝她的細心和熱心，還有對我研究內容的興趣。最後我也要表達能夠在Alfred Knopf出版公司五十周年慶之際出版這本書的愉快熱忱，能夠和這麼偉大的出版商攀上關係實在是與有榮焉，其中出版社的編輯Patrick Gregory我也要好好謝他，因為他對我的寫作風格能夠手下留情，沒有弄糟，真希望所有編輯都能夠像他那樣。
彼得．蓋伊 一九六五年識於紐約市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推薦序
Gay的經典之作，為我們認識「啟蒙」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可靠的一座橋樑。
Peter Gay兩卷本的Enlightenment研究是關於歐洲啟蒙運動史的經典之作，雖然分別完稿於一九六六和一九六九，但根本不發生所謂「過時」的問題，近三、四十年來，這一領域儘管日新月異，卻未出現一套有系統的新解足以取本書而代之。
Gay寫這部鉅著時，他的爭辯對象是Carl Becker的《十八世紀哲學家的天國》（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 1932）。Becker此書篇幅極短，然而論點鮮明，提出了對啟蒙運動的整體看法，成為西方（至少美國）史學界的正統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