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知名歷史學家，曾任教於倫敦大學華堡學院，並榮膺大英帝國司令勳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以及大英帝國二等女爵士(Dame 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等尊銜。另著有《布魯諾與赫米斯知識傳統》(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1964) 以及《玫瑰十字啟蒙》(The Rosicrucian Enlightenment) (1971)等。
我開始對這個課題產生興趣，是在十五年前。當時我正一心想要理解布魯諾（Giordano Bruno）論記憶的著作。從布魯諾的《概念的影子》（De umbris idearum）發掘出來的記憶系統，於一九五二年五月在倫敦大學的華堡學院（Warburg Institute）的一次講座中首度呈現在世人面前。兩年後，一九五五年一月，卡米羅（Giulio Camillo）的「記憶劇場」也在華堡學院的講堂展示了。那時我才意識到，卡米羅的記憶劇場、布魯諾和康巴奈拉（Tommaso Campanella）的系統，以及弗洛德（Robert Fludd）的劇場原則，是有某種歷史關聯的。這次演講只把四者做了很粗淺的比較，我卻因這些微的進展受到鼓舞，於是就開始從賽莫尼底斯（Simonides of Ceos）起頭，寫下記憶術的歷史。這個階段的成果見於我一九五五年發表的〈西塞羅的記憶術〉（The Ciceronian Art of Memory），刊登於義大利出版的紀念納爾迪（Bruno Nardi）的論文集《中古時代與文藝復興》（Medioevo e Rinascimento）。
最重要的問題仍未解決：文藝復興時代怎會有魔法式的或玄祕的記憶系統？既然印刷術發明後，應該不再需要中古時代那種人工化的記憶法了，為什麼記憶術的熱潮再起，出現了文藝復興時代的卡米羅、布魯諾、弗洛德幾家奇特的系統？我回頭再研究卡米羅的「記憶劇場」，才發現，文藝復興時代玄祕記憶術的背後的刺激力，乃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赫米斯學問傳統。顯然我又有必要先寫一本書討論這個知識體系，然後才能處理文藝復興時期的記憶術。本書談文藝復興時期的各章，都是以我的《布魯諾與赫米斯知識傳統》（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1964）為本。
我原來以為可以把「盧爾主義」完全獨立出去，不在這本書裡談，但是很快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了。盧爾主義雖然並不源自修辭學傳統，程序也與源自修辭學傳統的記憶術不同，卻有一個面向屬於記憶術，所以會在文藝復興時期與記憶術合併而混為一談。第八章闡釋盧爾主義的內容，來自我分別於一九五四、一九六○年發表於《華堡學院與果道研究所期刊》（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的〈盧爾之術：從盧爾的元素理論探討之〉（The Art of Ramon Lull: An Approach to it through Lull’s Theory of the Elements）以及〈拉蒙．盧爾與史高特斯．埃里杰納〉（Ramon Lull and John Scotus Erigena）。
記憶術發展史這個課題，沒有一本近代以後的英文著述，其他語文的專書和文章也寥寥無幾。我開始工作時的主要參考，只有一些古老的德文論文，以及哈吉杜（H. Hajdu）與福克曼（L. Volkmann）先後於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發表的研究。到一九六○年，羅希（Paolo Rossi）的《普世之鑰》（Clavis universalis）出版。這部義大利文的著作是極嚴謹的記憶術研究；書中收錄了很多參考資料，並有關於卡米羅記憶劇場、布魯諾著作、盧爾主義等諸多課題的討論。我從這本書受益良多，尤其是十七世紀的資料更彌足珍貴，不過我在本書中的論點與羅希的大不相同。此外，我也參考了羅希的其他多篇文章，以及瓦索利（Cesare Vasoli）的一篇。另外給我幫助甚大的書還有凱普蘭（H. Caplan）譯的《獻給赫倫尼》（Ad Herennium）；郝威爾（W. S. Howell）的《十六至十八世紀英國的邏輯學與修辭學》（Logic and Rhetoric in England, 1500-1700; 1956）；翁（W. J. Ong）的《拉姆斯：對話的方法與衰頹》（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1958）；史摩利（Beryl Smalley）的《英國修士與古風》（English Friars and Antiquity, 1960）。
我也必須感謝華堡學院的同事和朋友們。院長龔布瑞奇（E. H. Gombrich）一向對我的工作給與鼓勵的關注，許多地方多虧他的高見。我相信當初是他把卡米羅的《劇場要旨》（L’Idea del Theatro）交到我手裡。華克（D. P. Walker）多次賜教討論，不斷以他在文藝復興方面的專精知識給我益助。他讀了我的初稿，也讀了本書付印之前的完稿，幫我審閱了一些譯文。特拉普（J. Trapp）提供了修辭學傳統方面的許多珍貴意見，而且在古人事蹟上無所不知。有一些圖像學方面的問題，承蒙伊特林格（L. Ettlinger）為我解惑。
舍妹（R. W. Yates）一路閱讀我剛出爐的手稿，她的讀後感想一直是一個最重要的指引，她的忠告也在修訂時幫了大忙。她以一貫的平常心提供各式各樣的協助，尤期是設計圖和素描方面。卡米羅記憶劇場的平面圖和弗洛德式的地球劇場素描都是她畫的。我們合作重建弗洛德記憶術的劇場，是難忘的愉快經驗。這本書能完成，她的功勞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