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粵劇歷史與社會文化變遷的息息緊扣
陳守仁教授匯聚他多年來有關香港粵劇研究的論述，著成《香港粵劇簡史—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聲腔、劇目、藝人》，承他雅意，本人榮幸為是書寫序。
首先，從本人身處海外的觀察和研究來看，粵劇無疑是世界傳播最廣、最長、最遠的中國戲曲劇種。除了南洋之外，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太平天國運動等導致粵劇戲班隨?大量的中國移民越洋前往美洲和澳洲，或在當地城鎮設立戲院，提供日場、夜場的演出；或在偏遠礦區搭戲棚演出，招徠遠近觀眾，使得華人雖然離鄉千里，仍然能夠享受「睇大戲」的樂趣。無論是否戲迷，觀眾聽?、看?五彩繽紛的表演，沉醉於熟識的人物和歷史故事，在鑼鼓的一片喧鬧中，總能找到無限的鄉愁寄託，暫時擺脫那離鄉別井的疏離感。若說粵劇文化是早期—甚至當代—海外華人的精神支柱，絕不為過。
然而，粵劇在大眾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面，它是娛樂、音樂、戲劇和聲光表演文化，具有商業性質；另一方面，它也涉及民間信仰、酬神、還願、宗族凝聚和祭祀神明的傳統習俗。正因為粵劇在歷史、社會、文化中具有多重功能，所以粵劇研究的歷史和相關層面也非常豐富多樣。
在過去的兩百年間，粵劇不斷吸收和融合新事物，並進行改革和發展，包括省港班和女班的興起、唱腔的變化、劇本的創新、角色種類精簡化和伴奏樂器增加等種種演變。此外，唱片、電台廣播、粵曲歌壇、粵劇電影等不同的媒介和欣賞方式使粵劇、粵曲更加複雜多樣。如本書第一章指出，既然戲曲是一定程度上的「總體藝術」，則自然也是一定程度上的「總體文化」。因此，書寫粵劇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於任何一位學者來說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守仁把多年來在粵劇教學、演出、實地考察、資料收集、研究、耕耘中不斷累積的重要成果結集成書，為粵劇研究留下重要的資料和研究。本書第八章「香港的粵劇研究及出版（1970-2023）」描述由他在1990年創立的「粵劇研究計劃」及2000年成立的「戲曲資料中心」，當中涉及積極籌款及發展活動的過程，使我頗有感觸，並且深感敬佩。「粵劇研究計劃」這極具前瞻性的做法，直接擴展了粵劇的研究範疇，促進了公眾對粵劇的了解。它不僅在香港具有影響力，還引領了國際粵劇研究的發展，超越了地域的限制。
我正是在2000年慕名前往位處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的「戲曲資料中心」，有幸認識了守仁。當時我已在美國擔任教職，但才剛從音樂理論的領域「跨界」到粵劇，開始進行對美洲粵劇歷史的研究。在美國，關於粵劇的中文史料非常有限，我只能在幾間著名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尋找相關藏書和檔案，並自行摸索，因此研究進展緩慢。
豈料中文大學一行令我受益匪淺，守仁不僅細心解答我的疑問，分享他的研究心得，還協助我在「戲曲資料中心」分類精確的檔案室中查尋資料。當時我還是資淺的學者，並不了解建立一個龐大的粵劇研究資料中心如何不容易，後來才逐漸了解到，除了尋求大學高層支持和行政管理外，還需要專業知識涵蓋粵劇音樂、唱詞、劇本、戲曲表演、舞台文物和歷史錄音等領域，以及具備豐富的人脈和主持大型計劃的能力，更不可缺的是募款以維持所有的運作。守仁多年來費心、費力，終於建立了粵劇的研究重鎮。多年來「粵劇研究計劃」和「戲曲資料中心」出版的大量粵劇專書、期刊，與粵劇演員合作舉行講座，以及舉辦的多次國際會議等，都是很具影響力的成果。
之後每次回到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我更能深刻體會到它所收藏的豐富資料和深入民間的寶貴特色。在數位化典藏才剛起步的年代，為了聆聽粵曲的歷史錄音，我必須奔波各地，包括北京的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紐約市立表演藝術圖書館等，卻常常有「看到了」但「聽不到」的遺憾。在那個年代，歷史錄音還沒有在網路上流傳，錄音資料取得的不易，是做二十世紀早期粵曲、粵劇研究的困境之一。
然而，在中大的「戲曲資料中心」和「中國音樂資料館」，我接觸到許多珍貴的歷史錄音，並能深入了解和分析1920年代的古腔粵曲。在我於2017年出版的《跨洋的粵劇—北美城市唐人街的中國戲院》一書中，研究和分析李雪芳演唱《仕林祭塔》中的「祭塔腔」所採用的錄音版本，正是我於2004年到「戲曲資料中心」獲准使用的藏品。當時，聽到李雪芳美妙的歷史錄音，堅定了我研究的決心。2007年，「粵劇研究計劃」舉辦「情尋足跡二百年：粵劇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來自新加坡、澳洲、美洲和中國香港、廣州等地的粵劇研究學者共聚一堂，進行學術交流。學者們分享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觀點，探討了粵劇在不同地區的發展和影響。這場盛事無疑是十分珍貴的，這樣的學術交流促進了國際間的粵劇研究合作與交流，為粵劇研究領域帶來了重要的推動力，並進一步彰顯了「粵劇研究計劃」和「戲曲資料中心」對學術交流的貢獻。
《香港粵劇簡史—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聲腔、劇目、藝人》一書儘管以香港粵劇為主題，但事實上本書的研究範疇涵蓋了更廣的領域。除了探討香港粵劇的歷史、發展、現況和經典劇目外，它還深入探討了粵劇聲腔、劇目的源流、粵劇的唱腔類型、語音變化、劇目、行當、劇本撰寫、板腔曲式、廣州粵劇的盛衰、粵劇劇目中的香港故事、唐滌生研究等議題。全書收集整理了大量珍貴的資料，提供了獨到的分析，使讀者能夠深入地了解粵劇豐富、有趣並且複雜的歷史發展。
就我個人的研究方向而言，第三章「現代粵劇的奠基：從薛覺先到唐滌生（1900-1950）」於我特別具有共鳴。不僅因為它是我特別關注的粵劇成型的年代，也因為其條理清楚、引人入勝的歷史敘述。在這一章，守仁提到梁啟超作為維新派的領袖，積極參與劇本創作，對促成晚清戲曲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的確，仕紳商網絡在粵劇奠基階段的重要影響，很值得我們深入研究。舉例說，1919年粵劇女伶李雪芳在上海的風靡即是得到了康有為和梁啟超的積極推崇和引介，以及仕紳商網絡中的名人如簡照南（南洋菸草公司）、甘翰臣（上海怡和商行總辦）、陳散原（陳寅恪之父）、唐紹儀（民國元老、時任財政部長）等的大力支持。這些因素不僅促成了1920年代粵劇女班的興盛，也使得粵劇在上海流行一時，與京劇共同引領新的戲曲風潮。
作為音樂理論學者，本書第二章「粵劇唱腔音樂的定型（1890-1940）」對粵劇唱腔音樂尤其是板腔曲式的討論，特別引起了我的關注。粵劇唱腔中有關「頓」和「句」的概念討論特別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本書整理了五十六種粵劇常用板腔曲式的結構，並以調式和叮板兩種方式進行分類，本人相信這將激發學者對相關主題進行更多的研究和分析，進而發展出粵劇音樂的節奏理論，這是我十分期待的。
守仁多年不懈地研究神功粵劇，鍥而不捨地做了不少田野調查。本書第五章「粵劇傳承：神功戲、新生一代、新創劇目及演出生態（2000-2023）」裏關於神功粵劇的論述，也是本書中我最期待的部分。透過訪問多位資深粵劇演員和實地考察，守仁深入分析神功粵劇的傳承、轉變及現況，展現了其深厚的學術造詣和熱忱，書中寶貴的資料和觀點，令我受益匪淺。
十九世紀在美洲巡演的粵劇戲班，按照行規，每到一處登台演出，都必定上演「例戲」。除此之外，也在特殊節日演出「例戲」，用於酬謝神恩、超渡亡魂以及祈福未來，是穩定移民生活很重要的一種方式。因此，在十九世紀美洲英文報紙的相關報導中，不時有與粵劇例戲相關的描述，包括《六國封相》、《八仙賀壽》、《天姬送子》等劇目。其中《六國封相》多譯為Six Kings, Six Warlords，出現最為頻繁。
正如守仁指出，「例戲」集合儀式與戲曲於一身，這種特質正是粵劇「例戲」在移民社會中扮演極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換言之，除了娛樂之外，粵劇更是各個不同的會館演戲酬神、慶祝各地神祇的「神誕」以及舉行各種法事和儀式所必需的一部分。正是這種需求，造就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加州粵劇戲班和劇院的繁榮盛況。因此，在美國華人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粵劇戲班在保存移民的傳統宗教和宗族文化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雖然隨?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和娛樂方式的多元化，粵劇在移民社會中的地位已經發生了變化，然而，粵劇和美國華人社會發展史的緊扣關係，已經是美國華人歷史書寫中不可忽視的一環。我深信，粵劇也在香港發展史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理解粵劇歷史與了解香港社會和文化的變遷是息息緊扣的，而本書《香港粵劇簡史—社會文化變遷中的聲腔、劇目、藝人》將為我們深入了解這段歷史打下堅實的基礎，並有助未來開展新階段的研究。
饒韻華
2023年夏
美國羅格斯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