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序
自來言古制度者，多據《周官》《王制》等書，若傳記諸子中整齊有條理與此類者。諸書之說，固非無所據依，然率以異時異地之事相糅雜，又以作者之意損益之，非古制之真也。且如封建之制，今文說大國百里，古文則為諸男之封，大國擴至五百里。案孟子言今魯方百里者五；管子言齊地，亦曰方五百里；而孟子言齊地，則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矣。蓋周初大國之封，僅等秦漢時之一縣，其後開拓，寢至倍蓰。凡著書者之見地，率較其時代少舊。今文多春秋時說，其所心儀者，蓋周初之制，故其說如此；《周官》則戰國時書，其所心儀者，乃在春秋之時，其時魯、?諸邦，疆域五倍於其初者，已無從削而小之，亦不必削而小之，故其說如彼也。舉此一端，餘可類推。然則讀經傳說記若諸子之書者，必以其所據之制度，及其人所生之時世，若其所懷抱，參伍錯綜而考之，然後可以知史事之真，徑據其說，以為古制如此則繆矣。其一筆抹殺，以為一切制度，皆古人馮億為說，託古所改，則又矯枉而過其正者也。鄞童君丕繩，篤學好古，於乙部書尤邃。年來專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編。其體例極謹嚴，而文字極通俗。徵引古書，率多隱括其辭，出以己意，蓋今世史家之例然也。其考證所得，著其立說之所以然，與此編相輔而行者，則取崔東壁之書之名以名之曰《春秋考信錄》。其言古事，多據金石刻辭及《詩》《書》、《左》《國》中散見之文，而不徑用經傳說記諸子之成說。大體以金石刻辭證《春秋經》，以經定傳，以傳正說；於《左氏》，取其紀事，而捨其釋經之辭；則其法之可言者也。以餘所見，言春秋者，考索之精，去取之慎，蓋未有逾於此書者矣。風塵洞，同客海濱，殺青之時，喜得先睹，敢識數言以告讀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武進呂思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