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作品圖集



獻詞

引言

歐洲七國行竊地圖

布萊特韋澤閣樓圖



正文



感謝

採訪後記

圖片影像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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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為要了解布萊特韋澤一生的故事，我斷斷續續花了10多年的時間。2012年，我第一次要求採訪他；我透過出版《一個藝術竊賊的自白》的公司，寫了一封信給他；當時布萊特韋澤已經6年未曾接觸過記者，也未接受過美國媒體人的採訪。



　　2年多過去了，他回覆我一張簡短便條，是用藍色墨水寫的，問我想知道關於他什麼事情。在我們書信往返期間，我和妻子吉爾（Jill）以及我們的3個孩子從美國蒙大拿州的山區搬到了法國南部；這是我的畢生夢想，與寫布萊特韋澤無關，而是要沉浸在另一種文化和語言之中。布萊特韋澤的回信寄到了蒙大拿州，後來信件又在大西洋漂洋過海，被一位替我收郵件的朋友轉寄到我們的法國地址。布萊特韋澤和我繼而短箋來往，我們交談的語氣變得越來越愉快和熟稔。



　　2017年5月，在我寄出第一封信4年半後，布萊特韋澤終於同意和我一起共進午餐——儘管只是自我介紹性的閒聊，我沒有帶筆記本或使用錄音機。我搭高鐵從馬賽坐了4個小時的車，北上來到斯特拉斯堡。然後租了一輛車，開車穿過阿爾薩斯美不勝收的綠色丘陵，一路把從沿途農場攤位買來的櫻桃當作零食來吃，來到了古老的羅馬小鎮沙溫（Saverne）。在布萊特韋澤的建議下，我們在卡茲酒館（Taverne Katz）見面。這是一家寫滿歲月痕跡的半木造阿爾薩斯風餐廳，建於1605年，餐廳裡充滿了當地藝術。我們用法語互相交談。



　　萊特韋澤起初很安靜、拘謹。他提到鄰桌的人可能會聽到我們的談話，因此我們只談一些無關大雅的話題，例如他最喜歡的當地健行步道、我之前寫過的人，以及彼此喜歡的電影。但是，在一頓幾小時的午餐——傳統的阿爾薩斯白酒土豆燉肉及幾杯可口可樂下肚之後——我從來沒見過布萊特韋澤喝過酒，他的話匣子打開了，也終於同意接受我一系列正式訪談。為了保護隱私起見，布萊特韋澤提議我們在我訂的酒店房間裡交談。



　　每次布萊特韋澤進入我的酒店房間，他都會先檢視牆上的藝術品；他會站在靠近作品的地方，睜大眼睛、緊皺額頭——一個我後來變得非常熟悉的表情。布萊特韋澤對自己過去犯罪的細節有著天才一般的記憶，無師自通的藝術知識也令人刮目相看。



　　有次他看到我房間裡的一幅未落款的彩色塗鴉，說：「這是丁格利（Tinguely）複製品。」他皺起鼻子，說：「不是我喜歡的風格。」



　　由於名字陌生，我打開筆記型電腦搜尋，確定他是對的。丁格利是一位20世紀的瑞士藝術家，活動雕塑最著名。我關掉電腦，把它擱在酒店房間的桌子上，在需要查找其他東西備用，然後開始訪談對話。房間很小，只有一把椅子，布萊特韋澤坐在椅子上面，我則把行李架當凳子，桌子就在我們之間。



　　我比較喜歡在訪問時保持眼神交流，用我的數位錄音機來記錄對話，但我也會拿筆做筆記，記下手勢和臉部表情等非語言的反應。布萊特韋澤如何能在人靠近他時還能迅速施展妙手，我我不太能理解，就提出一連串提問。答問之間，他突然停下，說：「你看到了嗎？」



　　「看到什麼？」我問。



　　「我剛才做了什麼。」



　　「沒有，沒看到。你做了什麼？」



　　「你每個地方都看看。」



　　我狹窄的酒店房間裡似乎沒有什麼不對勁。我終於說：「對不起，我什麼都沒發現。」



　　布萊特韋澤從椅子上站起來，轉過身來。他解開鈕扣、掀起襯衫，在他背後的腰間，部分塞入他褲腰的，正是我的筆記型電腦；在我低頭記下一條筆記的瞬間，他將它取走了，而我卻根本來不及注意到它失蹤了。他偷竊的高超能力，我總算見識到了，而且過目難忘。



　　在一共3次的多日訪問中，布萊特韋澤和我總共同室共處大約40個小時，包括坐下來採訪、參觀他曾經下手偷竊的博物館和教堂、長途步行，以及2次全天公路旅行。此外，2023年我也旁聽了他最近一次因銷售藝術贓品而需面對的審判——這時距我寄給他的第一封信已經11個年頭過去了。2018年3月，我還陪同他驅車前往比利時的魯本斯故居，往返800多公里；在那裡，在他用他母親給他的汽油錢開車到魯本斯故居；在初次犯案21年之後，他再次見到〈亞當夏娃〉牙雕；他從魯本斯故居的禮品店順手帶走一本博物館出版的小冊子，當時我也在場。



　　那次開車前往比利時的路上，我們在高速公路休息站停下來上廁所。男廁入口處有一個旋轉的十字閘門，進去要7毛美金；還不到1美元，但需要數目剛剛好的零錢才進得去。休息區很忙，人來人往，我掏口袋，想看看能不能找到剛好那麼多的硬幣，而布萊特韋澤已抓好時機，身手矯健地穿過閘門，出現在另一邊；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姿勢妙如芭蕾移步，除了我，似乎沒有人注意到。



　　布萊特韋澤轉身回頭看著我，示意我跟著從旋轉閘門溜過去；我想照做，但感覺自己會被卡住，或者會出岔子鬧笑話，或者會在試圖逃票混進休息區廁所的半途中被逮個正著。我根本沒有勇氣去嘗試，也幾乎無法理解在博物館裡有人會以此以身試法，因為風險高太多了。我也沒有剛剛好的硬幣，於是我在布萊特韋澤則上廁所之際，走到小吃店的收銀檯去換錢。



　　儘管我多次提出要求，但始終無法與布萊特韋澤的母親史滕格爾談上話——儘管布萊特韋澤告訴我，母親的默許，是我們兩個能夠晤面的唯一原因。斯坦格爾曾經讀過我以前一本書的法文譯本，布萊特韋澤告訴我：「她很喜歡。她對記者非常有戒心，但你留下了好印象。」斯坦格爾告訴她兒子不反對他跟我談。



　　安娜—凱瑟琳也沒有跟我談過話，對我寄給她的3封信，也一封都沒有回覆過。少數認識她的人倒是接受了我的採訪；她的律師布勞恩跟我無拘無束地聊了幾個小時，也曾半開玩笑地告訴我，布萊特韋澤拿走魯本斯故居的一本小冊子時我在現場，所以我也犯了同謀罪，可能會被起訴。



　　史滕格爾的律師拉斐爾•弗雷查德（Raphael Frechard）願意與我談。我穿越瑞士全境採訪，馬不停蹄，緊湊有如布萊特韋澤和安娜—凱瑟琳的偷竊頻繁；我花了一天的時間與布萊特韋澤瑞士審判的代表律師莫里索德在一起，莫里索德也允許我借閱幾箱詳細的審判資料。



　　邁爾與馮德莫爾都是瑞士警察，他們誘出了布萊特韋澤的所有供詞，兩人都接受了我的深度訪談。馮德莫爾還把他取得的亞歷福雷爾博物館的監控錄像給我看，我看到布萊特韋澤在安娜—凱瑟琳把風時拆下了30顆螺絲，偷走了一個盤子。



　　法國藝術記者諾斯2005年就布萊特韋澤生平事蹟寫成《自私的收藏》，也與我談了幾次，慷慨提供他收集的材料讓我參考。我還與伊夫•德沙祖內斯（Yves de Chazournes）交談，他是《一個藝術竊賊的自白》的代筆人，生動地向我描述他整整10天聆聽布萊特韋澤傳奇故事的感受。布萊特韋澤的書籍編輯安娜•卡芮耶（Anne Carriere）也和我聊過。



　　瑞士電影製片人丹尼爾•施韋澤（Daniel Schweizer）想拍攝一部關於此案的紀錄片，但布萊特韋澤讓它胎死腹中——法律批准權握在他手中。施韋澤也不藏私，把他的錄影資料寄給了我，其中的鏡頭包括布萊特韋澤和安娜—凱瑟琳的家庭影片。一度與布萊特韋澤是朋友的裝裱師梅希勒，坦率而不厭其煩與我長談。在我倆的一次談話裡，愛因斯坦、莫札特、拿破崙、歌德、華格納和維克多•雨果的名字都曾經出現在他口中。



　　專業翻譯勞倫斯•布萊（Laurence Bry）協助我了解法國和瑞士的司法體系。他翻譯了布萊特韋澤所有的審判謄錄文本、許多警方審訊紀錄，以及我的大部分採訪錄音。布萊特韋澤曾在法律文件上簽字同意我檢閱瑞士心理治療師施密特的長篇報告。



　　紐約市傑伊刑事司法學院藝術與音樂系教授湯普森向我談到有時觸摸藝術品會伴隨而來的美學反應力量及強烈情感。布魯克林學院（Brooklyn College）的心理學教授娜塔莉•卡奇尼克（Natalie Kacinik）推測藝術竊賊的一般心態和動機，特別是布萊特韋澤的。倫敦的藝術品遺失登記冊主任朱利安•拉德克利夫（Julian Radcliffe）詳細回答了我有關失竊藝術品追回方法的問題。為了深入了解藝術犯罪悠久歷史的鏈接線索，我採訪了查尼，他是反藝術犯罪研究協會的創始人、《藝術犯罪雜誌》的總編輯，他的數本著作對我蒐集本書的資料非常有幫助，包括他所寫的《偷盜神祕的羔羊》（Stealing the Mystic Lamb）、《蒙娜麗莎竊案》（The Thefts of the Mona Lisa）和《遭竊博物館》（The Museum of Lost Art）。



　　《GQ》雜誌執行主編傑弗瑞•加尼翁（Geoffrey Gagnon），是我2019年3月發表有關布萊特韋澤文章的編審，馬特•布朗（Matt Browne）為《GQ》的這篇報導做實事查核。萊利•布蘭頓（Riley Blanton）對本書的各項細節進行事實查核；沒有人名、地名或可識別的細節被改動；沒有人對本書有任何編輯控制權，包括布萊特韋澤在內。



　　專家研究員金•哈珀（Jeanne Harper）出示數百份關於強迫收藏家、司湯達症候群、藝術犯罪法律及許多其他研究主題的檔案文件。為了研究目的，我甚至燒了一堆便宜的油畫，在孩子的陪同下，我在後院點火燒毀油畫，親眼目睹燃燒的彩漆是如何一顆顆掉落在地上。



　　我為寫此書博覽群籍。關於藝術犯罪的寶貴作品包括愛德華•杜尼克（Edward Dolnick）的《搶救藝術》（The Rescue Artist）、史蒂芬•庫爾克吉安（Stephen Kurkjian）的《藝術大盜》（Master Thieves）、烏里希•博瑟（Ulrich Boser）的《嘉納搶案》（The Gardner Heist）、湯普森的《占有》（Possession）、湯瑪斯•巴茲利（Thomas D.Bazley）的《藝術世界的罪行》（Crimes of the Art World）、安東尼•艾莫瑞（Anthony M. Amore）與湯姆•馬許伯格（Tom Mashberg）合著的《先生，林布蘭又不見了》（Stealing Rembrandts）、里亞•普賴爾（Riah Pryor）的《犯罪與藝術市場》（Crime and the Art Market）、米爾頓•艾斯特羅（Milton Esterow）的《藝術竊賊》（The Art Stealers）、休•麥克利夫（Hugh McLeave）的《畫廊裡的流氓》（Rogues in the Gallery）、約翰•康克林（John E. Conklin）的《藝術犯罪》（Art Crime）、邦妮•伯南（Bonnie Burnham）的《藝術危機》（The Art Crisis）、賽門•胡柏特（Simon Houpt）的《空畫框：藝術犯罪的內幕》（Museum of the Missing）、伊凡•林賽（Ivan Lindsay）的《古今戰利品與藝術遺失史》（The History of Loot and Stolen Art from Antiquity Until the Present Day）、斯科蒂（R.A.Scotti）的《消失的微笑》（Vanished Smile）、羅伯特•威特曼（Robert K. Wittman）與約翰•希夫曼（John Shiffman）合著的《無價之寶》（Priceless），以及約書亞•尼爾曼（Joshua Knelman）的《熱門藝術》（Hot Art）。



　　對我最有幫助的美學理論書籍包括大衛•弗里伯格（David Freedberg）的《影像的力量》（The Power of Images）、約翰•杜威（John Dewey）的《藝術即經驗》（Art as Experience）、安揚•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的《審美大腦》（The Aesthetic Brain）、詹姆斯•艾爾金斯（James Elkins）的《繪畫與眼淚》（Pictures & Tears）、亞瑟•島村（Arthur P. Shimamura）的《體驗藝術》（Experiencing Art）、艾倫•溫納（Ellen Winner）的《藝術如何運作》（How Art Works）、鄧尼斯•達頓（Denis Dutton）的《藝術本能》（The Art Instinct）和溫納•孟斯特伯格（Werner Muensterberger）的《收藏激情》（Collecting: An Unruly Passion）。



　　其他叫人著迷的藝術相關讀物包括卡爾•克努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的《小空間的大渴望》（So Much Longing in So Little Space）、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的《托爾斯泰藝術論》（What Is Art?），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編輯的《美的歷史》（History of Beauty）與《醜的歷史》（On Ugliness）、希沙姆•馬塔爾（Hisham Matar）的《錫耶納的一月》（A Month in Siena），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和約翰•阿姆斯壯（John Armstrong）合著的《藝術的慰藉》（Art as Therapy）、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的《藝術》（Art）、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崇高與美之源起》（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莎拉•桑頓（Sarah Thornton）的《藝術市場七日遊》（Seven Days in the Art World）、湯姆•沃爾夫（Tom Wolfe）的《畫中有話》（The Painted Word）和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意圖集》（Intentions）——其中收錄了他1891年寫的文章〈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The Critic as Artist），本書開宗明義的靈魂題詞就是摘自該文。



　　儘管讀了這麼多，但我終未能找到能與布萊特韋澤和安娜—凱瑟琳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的藝術竊賊。幾乎對所有的雅賊而言，偷，都是為了錢，要不就是終其一生只偷過一件藝術品。這對曾是情侶的年輕人在藝術品盜賊中是異類，不過的確也有一幫罪犯假服務美學之名而長期偷盜，對他們來說偷乃司空見慣。在犯罪分類法中，布萊特韋澤和安娜—凱瑟琳屬於偷書賊類別。大多數大量偷書的人都是狂熱的收藏家，而且為數甚夥，心理學家將他們歸類為一個專門的類別，被稱為藏書狂，也是布萊特韋澤所屬的部落。



　　阿洛伊斯•皮希勒（Alois Pichler）是德國的天主教神父，在俄羅斯聖彼得堡服事。他在他的冬裝外套裡加裝了一個特殊的內袋，從1869年到1871年，從俄羅斯皇家公共圖書館（Russian Imperial Public Library）偷走4,000多本書。美國富家子史蒂芬•布隆伯格（Stephen Blumberg）從美國明尼蘇達州與加拿大的多家圖書館裡偷了20,000本書。英國薩弗克郡（Suffolk）的火雞農場工人鄧肯•加文斯（Duncan Jevons），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在30年的時間里偷走了42,000本圖書館書籍，大部分是每次藏幾本在他破舊的皮革公事包裡帶走。



　　布萊特韋澤最心儀的偷書賊是阿爾薩斯同鄉史坦尼斯拉斯•戈斯（Stanislas Gosse）。他是對宗教書籍充滿狂熱的工程學教授，在兩年的時間裡，從一座中世紀修道院的一個上鎖的圖書館，偷走了1,000冊書。在他狂偷期間，圖書館的鎖換了3次，但他照偷不誤，因為他在不斷閱讀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有鉸鏈的書櫃後方有一條被人遺忘的祕密通道，連接到隔壁旅館的後檯。他把在他看來被遺棄、布滿鴿糞的書冊裝在皮箱裡，混在旅遊團中間進進出出。戈斯，把偷來的書冊清理乾淨，放在自己的公寓裡。他在2002年被捕，警方在圖書館暗藏了一臺攝像機，但後來只判緩刑。戈斯是布萊特韋澤唯一一位談起來深懷敬意的竊書雅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