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末日

◎童偉格（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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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世界末日中該有什麼樣的行為舉止？當然，我們更應該善待彼此，但我們也不該再那麼嚴肅。笑話是很有益處的。還有，如果你沒養狗的話，去養一隻吧。

——馮內果，〈最後的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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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末，得益於麥田出版的一系列作品，我初次讀到了馮內果的小說。從此，馮內果就是我私心喜愛的小說家。當時，我認為很容易可以判讀：馮內果小說創作的高峰期，無疑，正是在一九六?年代。因為幾部代表作，都在這個時期完成的。如《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Five，1969），這部特別是就書寫技藝而言，遠遠超越一般科幻之作的現代文學經典。現實中，死傷比廣島原爆更慘重，卻更無人在意的德勒斯登大轟炸，由馮內果在小說裡，碎碾為主角比利•皮格利姆，在時空裡錯亂跳躍的餘生。對我而言，馮內果是以小說，發明了一種相當基進的記憶形式，去直面集體的無記憶。實因龐然的暴力，本就難以由個人，去全盤真栩地留記，然而，小說裡，比利一生的失序、無法痊癒，只好力圖超然自癒的荒誕歷程，銘印了那般暴力，在遭難之人獨自記憶裡，一再欺身的實感。

或如《貓的搖籃》（Cat’s Cradle，1963），這部切剖原子彈創造者，那闃黯（如果不是虛無）內心宇宙的探測之作。馮內果的提問是：為什麼，人會在明知其毀滅性的情況下，還是必得創造出原子彈不可呢？也許，並沒有什麼偉大的道理——僅因但凡科學理論上可能之事，人不免皆想不計後果去證實。而會否，這般不可自抑的、孩童式的好奇心，既前領人類智識進展，同時，也將成就對人文世界的徹底背棄呢？這個命題，早在整整六十年前，馮內果就已作出極深刻的摹寫。

對我而言，這是馮內果書寫的獨特性：在他的小說裡，人類歷史的總體世故，始終，總像是被把玩於孩童之手那般瀕危。於是，關於人間世故，一個人體解得愈多，他就更愈迫近那種恐怖的天真。因此，更愈惶然失措。彷彿人世並不值得經驗。除非，此人終於學會一種認真且堅毅的幽默，去適應這種致命的天真，並重尋這般適應的個人意義。某種另類的自我啟蒙。更多年後，當我理解宏觀看來，也許，上述自我啟蒙，正是馮內果所有小說的一致意向後，我恍然明白何以，馮內果個人最喜歡的作品，會是《泰坦星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1959）。

也許，可以這麼說：在馮內果一生探索的蹊徑上，《泰坦星的海妖》這部早期之作，封印了更質簡的扣問，因此，是馮內果的讀者們，最不應錯過的一部小說。質簡，因為就敘事分析而言，《泰坦星的海妖》，並不像馮內果的其他代表作那般繁複，亦不牽涉二十世紀裡，重大的歷史事件。整部小說，只藉由在地球上，主角們（以及一頭與飼主，同困在「漏斗狀時間地區」裡的狗）的遇合，及火星人對地球所發動的一次無厘頭戰爭，引領讀者，抵達主角們最後，在泰坦星上的察知：原來，上百萬年來，地球上的每個人類，曾經做過的每一件事，無一，不是十五萬光年外，特拉法馬鐸人（他們是一群機器人）有意的設計。其目的，只是為了通過人類，傳送一個護身符大小的零件，讓擱淺在泰坦星上的特拉法馬鐸信差，得以修復一艘太空船，以便繼續前往宇宙邊緣，傳遞一聲接近無意義的問候。這就是人類文明的總體意義。

扣問，則因當小說的敘事，總體歸攏於上述察知時，整部《泰坦星的海妖》也就自我還原，成為事關創世論的重新提問：在察知了自己的文明，乃遠方的機器人所造的這一真相其後，「人類」究竟是什麼呢？還有什麼存在的目的呢？由此，《泰坦星的海妖》亦成為更本質化的科幻小說。

本質化，因為當真相揭曉，察知者的生平，無論是受苦或享樂，頓時皆都無意義時，小說家馮內果，卻為我們再現了一個滿溢生機、幻真如夢的泰坦星——這顆衛星上，有漫生的綠藻，無垠泥炭地，群棲知更鳥，以及掠過天際的璀璨土星環。彷彿，是當存有的目的驟然失落後，小說主角們，才重新獲贈了真切的生活。多年後重讀，我認為，《泰坦星的海妖》這部小說裡，泰坦星上的生活圖景，以及小說最後，在白雪覆蓋的公車招呼站裡，小說主角之一，馬拉吉•坦斯坦特等候故友的場景，是我個人讀過，最優美的馮內果書寫。

使人動容的，除了馮內果不馴的想像力外，也因為他所描述的，那些完成傳遞太空船零件任務之人，在傷停時間裡的生活實習。學習別無目的的情感。學習彼此關愛與善待的方法。以及，也許最重要的——在橫遭一名恐怖孩童之手，給莫名操弄並摧毀後，學習在末日裡，猶能復原如真摯孩童的可能性。一如從《泰坦星的海妖》開始，直到過世前所宣讀的那篇〈最後的演講稿〉（收錄於《獵捕獨角獸》一書），半世紀寫作裡，小說家馮內果一再尋索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