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抓住一個春天（永恆青春版）

再版自序

　　面對這本書，一如面對青春、面對初戀，或面對初為人父的自己，雖然，它的年紀比起兒子都要大上許多。

　　《抓住一個春天》是我人生的第一本書，出版當年我應該二十五歲左右吧？而今年七十一，四十六年過去了，從少壯到古稀。

　　遺忘，彷彿是年歲增長後的必然，就像年輕的時候曾經聽過的一首歌的歌詞所說的：「……若我不能遺忘，這纖小軀體又怎能載得起如許沉重憂傷？」所以，若非重新翻閱，大多數的篇章都早已面貌模糊，唯獨作為書名的這一篇始終歷久彌新，然而，記得的並非文字內容，而是從書寫、投稿、發表直到出書前後所遇到的人與事，因為這些人與事幾乎影響、改變甚至決定了我之後的生涯。

　　人老話多，文長慎入，有興趣的就請耐著性子聽我慢慢說。

　　一九七五年是我三年兵役的最後一年，年初，部隊剛從金門移防苗栗大坪頂，沒想到當環境的整理整頓、防務的部署調配剛完成，部隊才稍微放鬆下來開始正常輪休時，老的那個蔣總統卻就在那個時候過世了！

　　部隊再度進入長達一兩個月的一級戰備，休假取消、電影院關門、電視變黑白……除了睡覺之外全員全副武裝，政治課上不完，下課時間廁所外到處都堆著暫時脫卸下來的鋼盔，和掛著子彈袋、醫護包、刺刀、水壺等等的沉重的S腰帶。有一天，營長要進來尿尿，幾乎找不到落腳處，氣得在外頭大罵：敵人不要多，只要一個帶把步槍來攻廁所，半個部隊全光著屁股被押走！有個阿兵在裡頭低聲回應：不會啦，營長會帶著他的短槍來救我！

　　也許是白天的政治課睡太飽，阿兵們夜裡精神似乎特別好，有一天當我輪值午夜十一點到一點的安全士官時，發現中山室裡平常乏人問津的文康書箱中竟然只剩幾本像《蘇俄在中國》之類的磚頭書，那些比較容易入口的武俠小說和教忠、教孝培養愛國情操的小說全部被借走了！長夜難度又苦無消磨方式，正當懊惱不已的時候，我們的預官輔導長正好從他房間出來，問我在找什麼？我說：沒書看！他說女朋友給他寄了一些書來，有一本小說他剛看完，「夭壽好看，你一定喜歡！」他回房把書拿出來給我，說：「慢慢看。」

　　那本書的封面很不一樣，很新潮、很醒目，書名只有一個字：《鑼》，作者是黃春明。

　　書不厚，真的夭壽好看，所以要慢慢看真的很難，整本看完時，才發現我連一點到三點的安全士官都忘了去叫交班。既然如此，那就乾脆從頭再看一遍。

　　清晨，起床號響起之前，輔導長拿著盥洗用具走出房門，看到我只愣了一下，說：看整夜？我笑了笑點點頭，他說：我就知道你會喜歡，因為裡頭有一個主角的名字跟你一樣，叫「憨欽」！此外，他什麼都沒說。

　　《鑼》和黃春明先生在那個夜裡啟發我的是：只要多看一眼、多聽一下，身邊再平凡的人都有故事，都會是一本書。

　　後來，我買了一本筆記簿，把小時候記得的事、鄰居或兵士們講過的故事逐一條列，覺得內容逐漸長大，大到差不多了、自覺很完整了，就寫下來往部隊有訂閱的報紙副刊寄。結局你應該想也知道，每寄每退，但或許年輕，心理自衛機轉很強大，退得快的會有短時間的失落，只要退得慢一點的，就會想說：應該寫得還不壞，所以他們才會猶豫吧？

　　部隊輔導長是可以檢查信件的，所以我寫的稿子他幾乎每篇都會看過，而每次把退稿拿給我的時候都會說：加油哦，還有進步的空間！或者：這篇我都看不懂你要表達什麼呢！

　　不久之後他就退伍出國念書了，新的輔導長是職業軍人，第一次拿到報社的退稿時，把我叫進房間，念了一兩個小時，其實只是傳達了一個重點：退伍之後，你要寫什麼我管不著，但只要還在部隊，就別跟報社有關聯！

　　我是聽話的兵，從此只有筆記、日記，沒有投稿。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我退伍了。

　　十五歲初中畢業後就到台北工作，雖然之後也半工半讀念完高中補校，但其實身無一技之長，所以退伍前已經決定了兩件事：第一，先找到可以養活自己的工作；第二，考夜間部大學，因為對當時做學徒已經太老的我來說，念大學應該是取得「專長證明」最快速的途徑。

　　於是，一九七六年初，我進了台北市立療養院（現在的台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當雇員。

　　工作有著落之後，開始進行第二個計畫。首先去南陽街的補習班了解一下夜間部大學到底有哪些科系？要考些什麼科目？還有，離開學校三、四年了，課本內容是不是有什麼改變？

　　不問還好，一問之下整個人就涼了半截，因為除了歷史、地理和三民主義勉強還有點記憶之外，國文、英文、數學幾乎和先前所讀的完全不一樣，尤其是數學，根本就像天書！當時已經是二月，而夜間部聯招是八月初考試，也就是說我只有半年的時間必須去消化一卡車近乎全新的教科書，連補習班的人都說：「是有難度，但未必不可能，而且你剛退伍，錄取分數有降低百分之十的優待。」然後給了我一堆參考講義和五節免費試聽。

　　由於我要上班，所以那五節試聽我打算用一個星期天全部用完。

　　那天北台灣難得豔陽高照，陽光驅走多日來的濕冷，火車站前紅男綠女熙熙攘攘，個個笑容燦爛，而才一街之隔的教室裡卻寒氣未散，燈光昏沉。應該小我四五歲左右的男孩女孩一個個面無表情、鬱鬱寡歡，老師拼命講笑話，他們似乎也不太領情，我鄰座的一個男孩甚至還說：拜託！這個月我已經聽過四次了！

　　午休的時候課堂裡只剩下少數幾個人，三、四個男生正圍著兩個女生攪和，主題是想說服她們下午蹺課，一起去陽明山郊遊，說：「多上下午這幾堂課也不一定能多考幾分，沒去曬曬今天的太陽絕對卻會遺憾一輩子！」

　　然而下午的課程一開始，我發現那幾個人都還在，依然面無表情地看著老師，鬱鬱寡歡。

　　黃昏回到醫院宿舍，回想這一天的上課情形，發現這樣的課程其實並不適合我這種狀況的學生，我應該放棄一兩個可能徒勞無功的科目，把有限的時間集中在「有讀有保庇」的學科上。於是立定主意：數學放棄！英文、國文靠實力，三民主義死背，歷史、地理集中力氣！

　　然而歷史地理總共十二本，光要看完都不容易，哪有「精讀」的餘裕？沒想到補習班給的簡介資料上剛好有一則「用地圖讀地理、歷史」的廣告，號稱只要買四本地圖就可以讀通十二本地理、歷史，好極了！這麼一來我好像連課本都可以不用買啦！

　　也許心裡的壓力得到一點點緩解吧，當我吃著晚餐時忽然想起相約要蹺課的那幾個男孩，想說：如果一大早的陽光就引誘著他們逃離教室，而且也順利說服幾個女生結伴相隨，那今天應該是無比歡樂的記憶吧？當然也會想到：是什麼樣的父母和家庭可以理解和接受孩子們這種暫時「短路」的行為？

　　想著想著，畫面就出來了，於是拿出筆記本開始打草稿，想像著那幾張年輕的臉孔，模擬著他們的語氣，想著白天戶外的光影和溫度，想著他們這一天裡可能遇到的良善的人……就這樣把自己當成一個旁觀者，看著他們開心的這一天，一路跟著記錄下來。過程中好像沒有什麼停歇，只記得燒了一次開水，還有夜裡溫度又降了，找了襪子穿上繼續寫，然後寫完，抬頭時才發現天已經濛濛亮。

　　沒多久，好像才三月初，《聯合副刊》就登出了這篇文章，沒錯，就是〈抓住一個春天〉。也許因為太長了，還分上下兩天登完。記得那天的日記裡，我寫了這樣的一句話：「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可以臉不紅氣不喘地跟人家說：明天，報紙上將會有我的文章。」

　　文章發表後的某一天，接到報社寄來的一封信，很薄，絕對不是退稿，打開，是一張便箋，很秀氣的字，寫著：念真兄，請多賜短篇。祝筆健　馬各。

　　夜裡，我問隔壁宿舍一個也經常投稿的醫生說：馬各是誰？他說：好像是《聯合副刊》的主編！

　　馬各先生或許都不知道他這封短信的威力，他讓這個剛退伍的年輕人幾乎忘了要考大學這件事，每天一下班就在宿舍裡寫寫寫，因為他單純地覺得既然不知道該如何回信表示謝意，那最好的方式無非就是「再寄短篇」。

　　六月，當副刊登出我第三篇小說時，宿舍裡的同事們終於受不了了，說：你到底要不要考大學啊？

　　而就在決定暫時收心，好好念書之後沒多久，有一天樓下警衛忽然喊我的名字，說有找我的訪客。下得樓來，發現是兩個年紀看起來沒大我多少的人，身邊是一部舊舊的摩托車。他們分別自我介紹，一位是政大教授吳靜吉、另一位則是遠流出版社的王榮文。前者當時比較陌生，至於後者那陣子倒是經常耳聞，因為他的出版社剛出版了一本驚動萬教的小說──吳祥輝的《拒絕聯考的小子》。

　　他們說：在《聯合副刊》上連續看到我幾篇創作，很有潛力，很希望有機會出版你人生的第一本書。

　　沒多久之後便接到王先生寄來的兩張出版合約和一封信，他說這份合約並不具有任何法律約束力，只是彼此的約定、承諾和期待。

　　我簽了，因為對我來說那是一種被注目、被肯定的溫暖和鼓舞，一如馬各先生的便箋，短，卻強大無比。

　　八月，大學夜間部放榜，考上輔仁大學會計系。取代十二本課本的那四本地圖效果真的不壞，拿到可以接受的成績。原本就決定放棄的數學只看得懂三題，對兩題錯一題，倒扣之後實得10.18分，這被宿舍裡幾個台大醫科畢業的醫生笑了好久，常開玩笑說：這樣的數學實力去念會計，以後你做的帳誰相信啊？

　　不久之後《聯合報》決定舉辦文學獎，有一天馬各先生約了好多年輕作家在報社聚會，那是我第一次和他見面。他說一直以為我應該是年紀稍微大一點的醫護人員，沒想到卻只是一個剛考上大學的「小孩」啊！

　　也許他真的把我們幾個年輕的創作者都當「小孩」吧，老怕我們餓著了，所以常約我們去他家吃飯、聊天。

　　一直記得他家的樣子，和駱太太燒的菜。有一回她炒了一道青菜，樣子看起來是韭菜花，但味道卻不是，忍不住問了，才知道那叫「蒜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這樣的一種菜。

　　馬各喜歡磯釣，休假時常帶兩個孩子南南北北去釣魚，還寫了一本書叫《偕子同釣》，讀著讀著覺得有這樣的爸爸真好！心裡也想著，未來希望自己也能成為這樣的父親，但至今好像一直沒有做到。

　　有一天，他又約我去他家吃飯，說報社有一個「特約撰述」的計畫，就是每個月給年輕作家五千塊的生活津貼，唯一的條件是把每一篇作品「優先」交給《聯合副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約束。

　　當時我雇員的月薪大約才四千塊左右，這樣的額外津貼和近乎沒條件的條件對我來說簡直是「不義之財」，馬各說服我接受，他的說法迄今難忘，他說：報紙是靠「內容」賺錢的，而你們的作品就是內容！

　　這筆津貼我足足領了五年，從大一一直領到大學畢業第一次拿到編劇金馬獎之後才結束。

　　一九七七年，我得了聯合報文學獎的第二獎（首獎得主是我後來的同事小野）。馬各說，既然得獎了，就趁這個時候出第一本書吧，因為算一算篇數和字數也都夠了。他說既然大部分的作品都發表在《聯合副刊》，那就交給聯經出版社吧？

　　也許之前根本都還沒有出書的想法，他這麼一提我反而不知所措起來，因為我始終沒有跟他說過先前和王榮文先生的約定。

　　那時真是年輕啊，這種「兩難」的狀態竟然讓我憂煩焦慮到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下課後終於忍不住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直接跑到報社找馬各，話都還沒說眼淚就先流，馬各嚇了一跳，一直問什麼事，「生活還是工作出了問題嗎？」聽完我自己認為的「困境」之後，他笑了，說：「這種事交給大人來處理，好不好？小孩就好好念書、好好寫作就好，不要去煩惱這個！」

　　記得我是這樣回答他的：駱先生，我不是小孩啦，我二十六了。

　　幾天後，王榮文先生打電話給我，說馬各已經跟他說過這件事了，他說之前就說過了，那只是一個約定和期待啊！最後他說：「謝謝你還記得我們的約定，我們等你的下一本書，好嗎？」

　　那個晚上，我睡了一場久違的好覺，心裡甜甜地想著的是：怎麼我遇到的都是這麼好的人啊！

　　不久之後，封面乾淨、清爽的書出版了，好像也就在這前後，馬各先生離開《聯副》，調任《民生報》的副總編輯，而我則在一九七八年寫了第一個電影劇本，一九八○年進入中央電影公司，同樣做寫字的工作，只是寫的是劇本，不是小說。

　　這是跟這本書有關的一些點點滴滴。

　　如果你竟然這麼有耐心地看到這裡，請容許我多講一句話：

　　好像也只有在那麼單純而美好的年代裡才會有這麼一群長輩，他們扒鬆了泥土，開闢了一塊園地，讓不同的種子自在地落下、萌芽，他們殷勤澆灌、施肥，然後微笑地看著他們各自成長，長成他們各自喜歡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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