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羅蘭．巴特(1915—1980)是已故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法國當代著名文學思想家和理論家，結構主義運動主要代表者之一，並被學界公認為法國文學符號學和法國新批評的創始人。其一生經歷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媒體文化評論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學期(1962—1976)以及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後留下了5卷本全集約6，000頁和3卷本講演錄近千頁。這7，000頁的文稿，表現出了作者在文學、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學諸領域內的卓越藝術品鑑力和理論想像力，因此可當之無愧為當代西方影響最大的文學思想家之一。時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學內最稱活躍的文學理論及批評領域，巴特的學術影響力仍然是其他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難以企及的。
1980年春，當代法國兩位文學理論大師羅蘭．巴特和保羅．沙特於三周之內相繼謝世，標誌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乃至西方兩大文學思潮──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的終結。4月中旬沙特出殯時，數萬人隨棺送行，場面壯觀;而3月下旬巴特在居住地Urt小墓園下葬時，僅有百十位朋友學生送別(包括格雷馬斯和福科)。兩人都是福樓拜的熱愛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學實踐方式非常不同，最後是沙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Montparnasse墓地內福樓拜墓穴附近。沙特是雅俗共賞的社會名流，巴特則僅能享譽學界。
1976年，巴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資歷的背景(據說20世紀50年代末列維-斯特勞斯還曾否定過巴特參加研究生論文計畫的資格)，在福科推薦下，得以破格進入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1977年1月，挽臂隨其步入就職講演大廳的是他的母親。8個月後，與其廝守一生的母親故世，巴特頓失精神依持。在一次傷不致死的車禍後，1980年，時當盛年的巴特，竟「自願」隨母而去，留下了有關其死前真實心跡和其未了(小說)寫作遺願之謎。去世前兩個月，他剛完成其最後一部講演稿文本《小說的準備》，這也是他交付法蘭西學院及留給世人的最後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書《寫作的零度》，則是他結束6年療養院讀書生活後，對飽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屈辱的法國文壇所做的第一次「個人文學立場宣言」。這份文學宣言書是直接針對他所景仰的沙特同時期發表的另一份文學宣言書《什麼是文學?》的。結果，30年間，沒有進入過作為法國智慧資歷象徵的「高等師範學院」的巴特，卻逐漸在文學學術思想界取代了沙特的影響力，後者不僅曾為「高師」哲學系高材生，並且日後成為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首屈一指的哲學家。如今，沙特的社會知名度仍然遠遠大於巴特，而後者的學術思想遺產的理論價值則明顯超過了前者。不過應當說，兩人各為20世紀文學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遺產。
如果說列夫．托爾斯泰是19世紀「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我們不妨說羅蘭．巴特是20世紀「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請參閱附論《羅蘭．巴特:當代西方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歐洲兩個世紀以來的社會文化內容和形成條件變遷甚巨，「文學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學之「思想」不再專指作品的內容(其價值和意義須參照時代文化和社會整體的演變來確定)，而需特別指「文學性話語」之「構成機制」(形式結構)。對於20世紀特別是戰後的環境而言，「文學實踐」的重心或主體已大幅度地轉移到批評和理論方面，「文學思想」從而進一步相關於文學實踐和文學思想的環境、條件和目的等方面。後者遂與文學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與作為文學實踐「材料」(素材)的內容(「所指」)研究疏遠。而在當代西方一切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領域，處於文學科學派和文學哲學派中間，並處於理論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間的羅蘭．巴特文學符號學，遂具有最能代表當代「文學思想」的資格。巴特的文學結構主義的影響和意義，也就因此既不限於戰後的法國，也不限於文學理論界，而可擴展至以廣義「文學」為標誌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關心巴特文學思想和理論的讀者，可以參照其他巴特譯著，以擴大對作者思想學術的更全面了解。
張智庭先生(筆名懷宇)是法語專家。為最早從事巴特研究和翻譯的學者之一，且已有不少相關譯作出版。早在1988年初的「京津地區符號學座談會」上，張智庭先生對法國符號學的獨到見解即已引起我的注意，其後他陸續出版了不少巴特譯著。
大約30年前，當我從一本包含20篇結構主義文章的選集中挑選了巴特的《歷史的話語》這一篇譯出以來，他的思想即成為我研究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主要「引線」之一。在比較熟悉哲學性理論話語之後，1977年下半年，我發現了將具體性和抽象性有機結合在一起的結構主義思維方式。而結構主義之中，又以巴特的文學符號學最具有普遍的啟示性意義。這種認知當然也與我那時開始研習電影符號學的經驗有關。我大約是於20世紀70年代末同時將巴特的文學符號學和克裡斯丁．麥茨、艾柯等人的電影符號學納入我的研究視野的。1984年回國後，在進行預定的哲學本業著譯計畫的同時，我竟在學術出版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迫不及待地自行編選翻譯了那本包括港、澳、臺)最早出版的巴特文學理論文集，雖然我明知他的思想方式不僅不易為當時長期與世界思想脫節的國內文學理論界主流所了解，也並不易為海外主要熟悉英美文學批評的中國學人所了解。
巴特文學思想與我們的文學經驗之間存在著多層次的距離。為了向讀者多提供一些背景參考，我特撰寫了〈附論〉一文載於書後，聊備有興趣的讀者參閱。評論不妥之處，尚期不吝教正。
李幼蒸 (國際符號學學會副會長)
2007年3月於美國三藩市灣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