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關於越界與背叛
朱惠英（心理學博士）
《靈魂謀殺》這本書首度出版於一九八九年，距離現今時隔有三十四年；而在臺灣以及國際間對於性暴力的議題的重視，比起三十四年前，可謂不可同日而語。在宗教界、運動界、影視圈爆發多起性侵害案件，道貌岸然的成年人對於未成年人或是弱勢者的性侵害，不再被隱匿，而是開始被大量披露；過來人也更勇於現身說法，讓更多的黑暗事件得以曝光，但讓人感傷的是，性侵害案件依舊是層出不窮，這不單是個體的問題，也是系統的問題。
從天主教神職人員對兒童的性侵害案件遭到披露後，法國調查發現，約有二十二萬名兒童曾經遭受神父的性侵害，這消息引起世界輿論的譁然。在天主教教會系統內的性侵害案件遍及世界各國，可見這已經不單單是個體的問題行為，更是系統性的包庇；在《驚爆焦點》、《感謝上帝》的影片中，均直指天主教教會高層的不作為，更是助長性侵害的行為繼續發生。而於教育界與體育界，像是聽障生被學長性侵，以及體操選手被教練性侵害的案件，在爆發後也驚見其受害人數之多，均非三、五年內少數人的惡習於短時間內所累積，而是長期以來系統性的陋習。
性侵害案件的發生，常見的元素就是兩造之間具有權力位階不對等的現象；握有權勢的一方，運用自己的優勢（不論是在體型、智能、年紀、地位等）控制弱勢的一方，迫使對方就範的行為，描述出在性侵害案件中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權力（power）以及操控（control）的議題，也就是說，加害人運用自身權勢之力量，操弄其控制力讓被害人不得不從，也讓加害人藉此獲得自身性慾以及心理權力控制慾望的滿足。
大多數的性侵害案件，發生於熟人之間，就是加害人與被害人是相識的，甚至是信任的。但是也因為信任，使得被害人疏於防備，或者礙於兩人間的上下從屬關係或是權力位階不對等，以至於無從反抗。性侵害對被害人的影響，不因被害人在性侵害的當下是否了解此一行為的性暴力本質而有所不同，然而性侵害的傷害的展現，有的像是有如烈火炙燒般的鋪天蓋地，或者有的如浸潤式、點滴滲透式的腐蝕，對被害人的影響無法一概而論，但關鍵都在於信任被破壞了。
在關係上的越界，是熟人間性侵害發生前的動力，原本是親屬關係、師生關係、神職人員與信徒關係、或者是治療師與個案的關係，兩造關係之間原本具有的單向性發生了跨界與逆反，破壞了關係的本質也傷害了對方。關係的單向性，指的是在兩造之間，負責照顧、滋養、保護或教育等握有權力和勢力的一方，在角色的設定上必須持守著這樣的位置與姿態，恆久地、持續地扮演著付出的角色，不論來自於對造的眼神多麼炙熱、對於調整關係的渴望有多麼強烈，或是對自己的愛慕多麼讓人暈眩，出於對對造的愛護，對於這種愛慕可望不予回應，而是以照護、滋養來回應，轉化才能發生。
但是握有權勢的一方，對於自己內在的慾望難以看守，甚至誤將權力當成是滿足自身慾望的工具，在應扮演的照顧、滋養、保護或教育的角色上越界，期望獲得的不僅只是關係角色設定上的付出與不求回報，更將自身的性慾、情愛關係的渴望、被崇拜的慾望等，加諸在被照顧的對造身上，此時保護的外衣包裹著邪惡的慾望，傷害就降臨在對方的身上。
背叛的發生，在於棄守關係的承諾，不論是為人父母師長者、代替神來牧養子民的神職人員，或是協助個案處理創傷的治療師，一旦在關係中跨界、違背了原本角色的職責，對被害人來說，就是天地瞬間崩塌的傷害，那份單純的信任被毀滅後從此難以復返。
烏蘇拉．沃爾茲博士在本書中將她治療亂倫被害人的豐富經驗分享給讀者，並從權勢性侵的視角探討亂倫性侵害的傷害，包含她運用脈輪的知識去理解被害人身體各部位所需要的協助，或是運用團體治療工作協助被害人等，雖然歷經三十四年的時間，但在閱讀本書時，仍有歷久彌新之感，不禁佩服烏蘇拉．沃爾茲博士在治療性創傷個案的真知灼見。例如，在這本書中，作者針對將亂倫一詞用於親屬之間的性侵害案件表達反對立場，認為『亂倫』一詞，影射著這一場於社會倫常所不允許的性活動，像是兩個人共謀之下的行為；然而實際上在所謂亂倫行為下的兒童，並未具有表達意願的能力與空間，他們是被強迫參與這一場性活動的，作者強調，這其實就是一場性侵害，而非你情我願的亂倫。筆者認為，用『家內性侵害』一詞，更能精準的描述發生於家庭系統下對於具有親屬關係之人所做的性侵害行為。相反的，握有權勢者在原本關係角色上越界、背叛了應負有保護與照顧的職責，以及利用了對方的弱勢來滿足個人的慾望，這樣的權勢性侵害也是『亂倫』、也是作者在本書最後要提醒的性侵暴力，對於助人工作者來說都是需保持警醒之處。
前言
自從一九八九年的耶穌受難日我為這本書寫序以來，已經過去了許多年，這本書被認為是亂倫治療工作的範本，也是亂倫受害者們的希望所在。
當今時代，家庭和社會背景下的性暴力問題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具有現實上的意義。戰爭中，大規模強暴被用來作為一種征服儀式和確保權力的工具，早已不再是禁忌話題。但是，儘管媒體對性暴力該話題的關注度很高，很多專業團體在與受創者工作時仍然束手無策。
過去十年來，對創傷取向的心理諮詢和治療的需求大幅增加。精神創傷學的研究分支早已被建立起來，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創傷學的科學學會也已成立、創傷專科培訓和延伸教育也在蓬勃發展。
本書所介紹的治療方法，在我多年於臨床實踐上處理創傷體驗的過程中，得到了證實和發展，這其中包括對戰爭創傷和酷刑背景下創傷體驗的處理。在創傷治療中，我全方位地開展工作，即我從一種人性觀和世界觀出發，也就是說，我不僅把人看成是生物—心理—社會的存在，而且注重人的靈性層面。我在常片面地注重談「缺失」的創傷觀點之上，增加了對創傷的前瞻性看法；同時也強調這樣一種觀點：創傷體驗可以帶來意識的轉化。在多年對這個話題的參與過程中，我清楚地認識到，我們試圖慢慢理解的靈性世界觀的一切組成元素，都叢集於創傷衝擊當中。
治療陪伴的階段跟其它治療是相似的。最初的工作是要樹立穩定性、疏導壓力、建立安全感和構建共同展開工作的信任基礎。這方面資源導向的工作方法有很多，可以提升我們的自我保護能力，放鬆肌肉，平復呼吸，使我們與創傷事件保持一種想像中的距離。
第二個階段的治療主要是處理對創傷的反覆回憶。如果過去創傷的真相仍然被壓抑和否認，人就無法生活在當下，也無法計畫未來，因此，針對創傷的科學研究特別關注記憶這個話題。特別是腦科學的研究，讓我們瞭解到創傷經歷是如何儲存的、在哪裡儲存的、「閃回」（flashbacks）是如何發生的，以及「觸發物」扮演了什麼角色，哪些觸發物讓創傷情境重現，就像發生在當下這一刻一樣。基於這些研究，發展出了整體性的治療方法，來修復零散的記憶碎片，使行為不再受分裂過程和防禦機制的控制。在德語區，直到二○世紀九○年代末，心理學家們才開始對解離的概念、對過去的記憶或身分認同感等心理功能的分裂等展開科學研究。雖然被性剝削的女性們早已以「多重人格」的身分站了出來，並非常生動地描述了她們的「多重人格」經歷，但是，真正把解離型身分認同障礙看做是一種處理創傷經歷的自我調節過程，仍然是較新的科學討論。在此期間，為多重解離狀態的性剝削受害者服務的治療工作，已經發展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準則，以盡量避免因為錯誤治療和干預給受害者帶來再度創傷。
第三個階段的治療是建構新的、有意義的生命計劃，重新發現自己的生命有充滿創意的可能性，進而發展出一種發生了轉化的世界觀，讓靈性覺知進一步深化。最新的創傷研究也為這一階段的治療做出了重要貢獻：關於救贖發生學和復原力的研究、創傷後成長（PTG，Post-traumatic growth）的研究都給了我們很多關於人類適應力、生命藝術和智慧的啟示。
作為一位榮格心理分析師，對我來說，對古老的人類問題的放大———生與死、破壞與再造、分解與重組，是創傷治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試圖去識別那些原型模式。人類象徵系統用這些原型模式為古老的人類問題，如生與死、毀滅與治癒等繪作了插圖。神話和童話、神祕主義和煉金術、大腦研究和神經生物學，包括佛教體驗世界的見解，這些都是理解創傷、對創傷展開治療的重要線索。
受過創傷的人需要這樣的視角：有些事情可以變得有意義，可以重新變得美好，正如童話、神話和靈性傳統的智慧告訴我們的那樣。象徵結構的轉化力、藝術表達的自我價值調節功能，讓我們意識到意象比語言更能深入心靈，畫面感意味著溝通的飛躍，也讓我在創傷治療工作中越來越常使用感受性藝術治療的方法。畫家波希（Bosch）、哥雅（Goya）、畢卡索（Picasso）、巴塞利茨（Baselitz）、孟克（Munch）、凱特．科爾維茨（Kathe Kollwitz）、路易莎．布爾喬亞（Louisa Bourgeois）和弗里達．卡蘿（Frida Kahlo）的繪畫作品有助我以易於讓人理解的方式來將肢解、碎片、暴力和心靈破碎等象徵化。
對患者創傷的治療也提升了我自己在治療過程中的創造力。我和病人們一起，從病人身上學到了發展願景的能力，用想像力去創造未來；在藝術表達、遊戲和白日夢中，去發掘可以支持生命的價值。我們一起研究出一種象徵性的態度，在尋找意義和價值的過程中，打開進入無意識的可能性，實現造物般發展的潛能，同時，這種態度也支持了意識發展的過程。創傷治療是在象徵能力死亡之後，讓人再次變得富有創造力的漫長過程，是讓人參與形塑這個世界，以及參與到自己和這個世界的關係中的漫長過程。
創傷治療是從地獄中走出的道路，是重新書寫自己的歷史，一切都不再是以前的樣子。如果我們鼓勵患者講述自己的故事，建構一段有意義的生平敘事，那麼，創傷治療就會成為生命道路上的關懷和陪伴，同時可以克服僵化的、封閉的創傷系統，從而發展出一種心理上的開放系統。創傷治療鼓勵人們重新投入生命，這是一個「死而復生」的辯證轉化過程。
對於這項工作，我以榮格的治療意圖為指引：「我所追求的效果是創造一種靈性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我的病人開始用他的本體來做實驗，讓心靈中寸草不生之地和因絕望而石化了的地方，再次變成一種流動、變化的而且死而復生的狀態。」（榮格文集第十六卷，第九十九段）即使在《靈魂謀殺》第一次出版的十六年之後，我依然堅持這「死而復生」的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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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五月
烏蘇拉·沃爾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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