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華菲德（B. B. Warfield）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自己的觀察：「威敏神學體系發展至後期，《大要理問答》在某種程度上居於次位。」誠然，相比《小要理問答》在長老會體系內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大要理問答》顯然遜色不少。至少在美國，《大要理問答》作為現存長老會傳統之一，鮮被提及，甚少研究；這種情況並非初見——從十七世紀起，人們對《小要理問答》的關注就大大高於對《大要理問答》的關注。一個世紀以前，弗蘭西斯．比蒂（Francis Beattie）評論道：「論起單獨討論《大要理問答》的著作，與之直接相關的論述少之又少，其中瑞格理的《神聖身體》（Body of Divinity）值得一讀。」事實上，湯瑪斯．瑞格理在1731-33年期間的兩卷著作算得上是關於《大要理問答》唯一的重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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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要理問答》受到如此的忽視，這合乎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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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350餘年以前寫成的要理問答，是否能為更新我們的認知而提供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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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當然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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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神學、歷史還是屬靈層面，《大要理問答》都如一座寶貴的金礦。讓我們對這座金礦加以探索，在此簡要查考《大要理問答》的前期預備與其成作目的，並延續其對當代教會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