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剝削與階級：Erik Olin Wright與新馬克思主義典範的核心概念�林宗弘

階級理論之知識遠航：Erik Olin Wright�黃崇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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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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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宏大典範之爭到實用主義的實在論：邁向整合的階級分析

第一部分 階級分析的框架

第二章 韋伯的階級分析揮之不去的剝削概念

第三章 Charles Tilly《堅韌的不平等》的元理論基礎

第四章 階級、剝削與經濟租：反思Sorensen的〈為階級分析找更健全的基礎〉

第五章 Michael Mann的兩套階級分析框架

第二部分 21世紀的階級

第六章 職業即微階級：David Grusky和Kim Weeden如何重構階級分析

第七章 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講不清楚的階級

第八章 「階級之死」辯論

第九章 飄零族是階級嗎？

第三部分 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

第十章 牟利的約束：為誰牟利？

第十一章 工人階級的權力，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以及階級妥協

第十二章 停滯與危機時代裡的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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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註釋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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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剝削與階級：Erik Olin Wright與新馬克思主義典範的核心概念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剝削與階級，作為馬克思與受其重大影響之社會學的基本概念，看似清晰實則模糊。受到時代的限制，馬克思本人浩繁的著作中，並沒有清晰定義或測量過剝削與階級，這個任務直到美國社會學者Erik Olin Wright才有明確的進展，因此，本書作者Wright可說是新馬克思主義量化典範的奠基者。



　　Wright是全球最著名的新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之一，2012年曾經獲選為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為所有會員上網投票普選出來的，筆者也每年參與投票。通常，學術成就備受肯定的公共知識份子，才能獲得多數會員青睞。Wright是近年來美國社會學界最活躍的公共知識份子之一，學術貢獻有目共睹，獲選實至名歸。不幸的是，他在2018年驚傳罹患血癌，2019年1月23日在安寧照護與家人陪伴中過世，引起全球社會學界追悼。



　　在1994年編輯的《審問不平等》（Interrogating Inequality）一書中，Wright以「墜入馬克思主義、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為題寫了一篇前言，在英文脈絡裡，「墜入」（fall-in）一詞通常用於感情或婚姻，Wright用這個詞形容他參與學生運動、走入學術界、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心路歷程，他與新馬克思主義質化研究的重要學者Michael Burawoy相知相惜的友誼，更是學界少見的一段佳話（Burawoy 2005[1979]；林宗弘2005）。



　　認識真實的學術巨人Wright



　　Wright曾經在1990年代主持三大跨國社會學研究計畫之一的階級比較計畫，將台灣納入分析比較的個案之一，與當時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許嘉猷（1994）、後來參與建立社會學研究所的蕭新煌（1994）、吳乃德（1994）等知名學者合作進行社會調查，並出版相關著作，這是他第一次訪台，據他後來說三天兩夜的旅程裡只到過中研院與台大等校，此間僅與幾位曾經教學過的台灣學生，如蔡淑玲、黃樹仁、黃敏雄與黃崇憲等保持聯繫，從這些優秀學者口中，我們知道Wright是一個愛家、照顧學生，積極參與左派運動，在學術立場上十分堅持、正直的學術人，更難得的是，2014年訪台經歷太陽花運動，讓他對台灣的公民社會建立深刻的情感認同。



　　我在2006年美國社會學會的年會當中，經由台大藍佩嘉教授、與當年度美國社會學會會長Michael Burawoy的介紹，在蒙特婁路邊一個咖啡桌認識了Wright，當時桌邊椅子不夠坐。Erik站起來跟我握手的時候，Michael故意去搶他的座椅，說我要你的階級位置，Erik說你才是會長，你這個支配階級幹嘛搶我位子，然後兩個人看起來很幼稚地拉扯椅子好一陣，等我們把椅子湊齊了，才坐下喝咖啡，感情之好令人印象深刻。後來，當我參與美國社會學會或國際社會學會時，總要去聽Wright真實烏托邦計劃的進展，我們也在北京清華大學沈原教授主持的演講中碰面，作為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發展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追隨者，或許讓他留下了一點印象。



　　2012年八月美國社會學會的理事長演講之後，我請Wright再次訪問台灣，他說願意，但時程必須排在一年半以後，結果決定在2014年3月26日訪台一週。然而當年3月17日午夜，學生與社運人士占領了立法院議場，開啟為期24天的太陽花學運。協助接待的台灣社會學會多位學者包括我皆參與部分活動，我們遂把其中一場占領威斯康辛州議會經驗的演講，改到學運決策小組的密會場所之一的台灣勞工陣線辦公室舉行，並且陪同Wright進入議場與學生對話。他意外地接受台灣近年來最大規模社會運動的洗禮，群學版《真實烏托邦》序言詳細記錄了這段驚奇之旅，此後他便成為少數愛台灣的左派大師。



　　在2014年7月於日本橫濱舉辦的國際社會學會世界大會中，Wright受Burawoy之邀談真實烏托邦，卻花了相當多時間講他對太陽花運動的觀察，令在場的台灣社會學者感動莫名。當時Burawoy私下笑稱他是「太陽花男孩」（Sunflower boy），相對於多年來，美國左派對中國共產黨或毛主義的幻想，或許Wright是旁觀者清，比我們更能體會太陽花運動的重要性。



　　2014年8月，我們在舊金山的美國社會學會相見，他仍然關注台灣學運與政治的後續發展，我與何明修教授則提到太陽花運動對香港民主運動的激勵，以及可能的兩岸政治效應。當時，我們對社運局勢已經相當樂觀，沒想到一個月後便爆發了雨傘革命，2016年台灣總統大選國民黨的重挫，以及2018年九合一選舉合併公投的保守反挫，更超乎預期。在選後情緒低迷的時刻，我聽聞Wright病情迅速惡化，透過網路給他留言打氣，不料一週後便聞噩耗。



　　捍衛剝削概念、重建階級分析



　　Wright畢業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長期任職於全美頂尖的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他曾經是1960年代美國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早年研究集中在階級分析，是結合博弈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除了在美國主要社會學期刊發表許多有關美國階級結構轉型的知名論文（例如Wright and Perrone 1977; Wright and Singelmann 1982; Wright and Martin 1987; Wright and Cho 1992），其主要著作《階級》（Classes, 1985）與《階級很重要》（Class Counts, 1997）這兩本書，重構了階級剝削的理論分析，以及新中產階級的實證研究，在社會階層化領域樹立新馬克思主義的鮮明旗幟。

在社會階層文獻裡，Wright的最大成就是建立對中產階級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經常忽視或貶抑中產階級的存在，或是將其當成是一部分勞工階級錯誤意識之產物、或是沒落中的傳統技工行會與小業主的殘餘。Wright（1985）則認為中產階級是真正的階級（也可以是複數），其獨特之處在於該階級處於多重生產關係中之「矛盾的階級位置」：藉由資本之外的組織資產與技術資產所有權，中產階級既是被支配者也是支配者、既被剝削也剝削他人，並且獲得中等收入，因此其意識形態介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Wright（1997; 2000b）由此衍生出相關的階級形成（class formation）與階級妥協（class compromise）理論。



　　Wright的另一貢獻是確保「剝削」概念在社會階層研究中的關鍵地位（Wright 2005）。相對於未探討剝削與其在階級不平等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的新韋伯派社會學者（例如Erikson and Goldthrope 1992），Wright努力不懈地強調剝削的重要性（例如Wright 2000a; 2002），並且影響了Charles Tilly（1998）的分類不平等理論、後來的新涂爾幹派階級理論（例如Sorensen 1996; 2000; Grusky and Sorensen 1998; Grusky and Galescu 2005）、甚至是所謂的「創意階級」理論（Florida 2002），後續這些階級理論，都承認財產權所造成的剝削，是導致人類社會不平等的其中一種重要機制。本書集結了他的評論，包括對前述學者的同意與不同意之處，是對剝削概念非常完整的補充。



　　邁入新世紀的剝削之爭



　　相對於《階級很重要》（Class Counts, 1997）作為新中產階級經驗研究的總結，或是《真實烏托邦》作為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解放的方案，本書主要重申剝削作為社會不平等的關鍵機制。Wright所謂剝削，指的是利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造成的生產性資產之所有權，去獲取他人的生產剩餘。所有權指的是可用來建立互賴的生產之社會關係、並排除、佔有生產剩餘的一組權利與權力。



　　現實世界裡並非只有資本透過生產關係可以獲取他人的生產剩餘，權力不平等與隨之制度化的支配，或是組織資產所帶來的所有權，也就是政治經濟學所稱的壟斷，或是掌握技術能力、有些著作稱為人力資本或創意階級，也可以用來獲取他人的生產剩餘，Wright將剝削、支配、與知識視為多元的階級關係起源，並且將資本、組織與技術聯繫到資本主義、官僚化的國家社會主義與後工業的社會主義理念型，依此擴展出複雜的資本主義階級結構分析。他所要吸納並對抗的理論典範，是以特權指數來進行連續評價的社會經濟地位派、以市場能力或關係來進行分析但不肯明白承認剝削的韋伯派、以社會排除（組織與技術壟斷）汲租來進行分析但不否認剝削的新涂爾幹派階級理論，最後，他也建設性地批評近來熱門的飄零族（precariat）（Standing 2011）、或《二十一世紀資本論》（Pikkety 2014）等相關著作，是否可以連結剝削與支配機制，總之，「剝削」構成了本書爭論的主軸。



　　本書更進一步，對其他社會學典範與大師，包括韋伯、歷史社會學界的巨人Charles Tilly與Michael Mann的著作進行批判，大師過招精彩萬分，對於釐清他們的核心觀點與理論背後的差異很有幫助。例如，Mann（1986）企圖建立跨時空的人類社會權力理論，將權力分為武裝、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四個向度，分析其集中、擴散與結盟的變化，其中階級是有意識的政治行動者。依據Wright對階級位置與結構的分析，他回應了Mann的意識形態與階級行動理論，認為客觀的階級位置與結構仍然是自為階級展開政治行動的基礎。Wright對Mann的批評，或許顯示他對歷史上階級鬥爭之重要性的堅持。



　　在Tilly（1998）的分類不平等理論中，認為剝削與機會獨享（opportunity hoarding）是導致分類不平等的重要機制，前者是指奪取他人的物質利益、後者是指保護自己人的生涯機會，這兩個機制的制度化與擴散，仰賴統治者競仿與被統治者的適應。表面上看，這個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差異不大，甚至把剝削機制從階級擴張到膚色、族群、性別、省籍、戶籍與殖民主義等各種分類不平等。最後，Tilly（2004）建立分類不平等機制的研究目的，是為了反饋到抗爭政治與民主化理論，分類不平等越是鞏固與惡化，抗爭越是暴力，而菁英與體制外抗爭者的社會網絡，越能穿透分類不平等的界線，越容易促成合作、引導政權走向開放與民主轉型。對Wright來說，膚色、族群或性別的不平等與生產關係的剝削是有可能剛好重合，但相關制度化的推論則有功能論的陰影。



　　未竟的志業：從國家理論到真實烏托邦



　　其實，Tilly的剝削定義，與受馬克思主義影響下的經濟決定論觀點，已經有相當大的差距，就歷史上來看，無論是透過武裝或資本，統治階級皆可獲取他人的剩餘，因此國家足以建構強制的剝削機制，例如南非種族主義政體或中國的戶籍制度。Wright本人很支持北歐的社會民主，後者依賴福利國家裡農民與工人結盟，在其階級理論中卻不包括國家與政體，對前資本主義農民的角色也相對忽視。例如，軍隊與國家公務員就沒有階級位置可以分類，這會導致毛澤東時代變成無階級的社會，中國的階級不平等卻是我最感興趣的議題。



　　這不代表他未深思此一議題。在Wright訪台期間，我針對他博士論文探討的國家理論私下探詢，他承認國家如另一他的友人Skocpol（1985）所言，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仍認為當時的後結構主義馬克思派結論、包括他與Fred Block認為國家是階級力量對比的集聚，是他能想到最好的理論觀點。他對階級與政治轉型沒有明確的觀點，雖然民主或獨裁的階級起源或後果，已經有大量文獻爭論（Moore 1966;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5），卻未能與客觀的階級分析連結。因此，本書當中Wright對Tilly的批判，最為後設與抽象，凸顯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在真實烏托邦裡，Wright跳脫先前的剝削與階級分析，大談公民社會與社會力如何制約國家與資本，在該書與本書最後又談到經濟轉型的淚之谷，同樣造成理論或認識論上的斷裂。或許，從幾位社會學大師的對立與自我矛盾之處，可以建構出一個更為普遍的剝削理論與階級分析。



　　Wright是個博學多聞而且有問必答的學術巨人，很不幸地，我們已經沒有機會繼續追問他有關國家、公民社會與資本的理論與實踐議題。幸運的是，群學出版社的劉鈐佑總編選擇將本書譯出紀念Wright，造福中文世界關注階級不平等與真實烏托邦的讀者，讓他的學術精神得以繼續傳承下去，願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對民主的信念，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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