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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以國史為志業——張蔭麟的史學與生平

林麗月

　　張蔭麟是近百年來罕見的史學奇才，也是我國「新史學」發展史上一顆耀目的明星。可惜英年早逝，民國三十一年張氏去世時，只有三十七歲。但他留下的歷史論著，已逾百萬言，治史範園廣及上古史、宋史、近代史、科技史、學術思想史、史學方法論。張氏的好友王煥鑣說他初進清華，就是一個「嗜書若餓渴，於學無不窺」的青年，吳?曾說他「天分特別高，聰明、早熟」，可見他的用功與聰穎，均有過人之處。勤學的天才，加上動盪的時代，就這樣譜成了一首短暫而豐富的生命之歌。

　　從清華到美西

　　張蔭麟是廣東東莞縣石龍鎮人，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五）生。自幼喪母，而家境小康，藏書頗富，父親督課甚嚴，故其國學根柢早有淵源。民國十年，年十六，自廣東省立第二中學畢業。至張氏十八歲以前之其他事蹟，則因文獻失載，今已無從稽考。

　　民國十二年秋，蔭麟十八歲，考入清華學校中等科三年級。當時清華為矯正傳統讀書人文弱的積病，特別注重體育，規定體育不及格不能畢業，學生課餘到體育館運動因此逐漸蔚成風氣。用功的張蔭麟給人的第一印象卻是「一個清瘦而如饑似渴地在圖書館裡鑽研的青年」，對體育館則根本興趣缺缺。

　　清華求學期間，蔭麟先後受教於梁啟超、吳宓、陳寅恪、王國維、柳詒徵、朱希祖等碩學名儒，並與容庚往還密切，其中尤以得梁任公與吳雨僧二人薰陶與提攜者最多。

　　任公於民國十二年九月起，二度至清華講學，為期一年；十四年九月至十七年六月，三度講學於清華。蔭麟就在這段期間親炙於任公，開啟了他治史的興趣。民國十二年十月，張氏即在《學衡》雜誌上發表〈老子生後孔子百餘年之說質疑〉，批評梁啟超有關老子的考證，《學衡》的編者當時還以為他是清華的國學教授。翌年，又發表〈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一文於《清華學報》創刊號，考辨明萬曆中葉至乾隆中葉西學輸入之史蹟，任公得其文，譽為天才。至於張氏對文學的興趣則是吳宓所啟發，吳宓於民國十四年任清華研究院主任，開有「翻譯」課程，選課學生不多，張蔭麟是其中之一。蔭麟因吳氏的鼓勵，曾譯西洋詩作多首，刊於吳氏主編的《學衡》及《大公報》文學副刊。

　　不過，這段時期張氏的治學興趣已以史學為主，清華六載，張氏以弱冠之年勤讀勤寫，佳作迭出，經常發表文章於《學衡》、《清華學報》、《燕京學報》、《東方雜誌》等著名刊物。據張氏至交賀麟記，蔭麟於民國十五年夏喪父，此後數年間，生活費的主要來源是《東方雜誌》、《清華學報》、《大公報文學副刊》三處的稿費。可見此時蔭麟頻有著作發表於吳宓主編的刊物，應與吳氏的提攜幫助有關，但張氏著作如無超越同儕之處，亦斷無此等際遇。

　　民國十八年夏，張氏自清華研究院畢業。同年秋天，負笈新大陸，就讀美西的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專攻西洋哲學。留美四年期間，除致力於數理邏輯之鑽研外，又廣涉社會科學。張氏自述其治哲學與社會學的目的在「從哲學冀得超放之博觀與方法之自覺，從社會學明人事之理法」，俾為史學工作奠定基礎，西洋哲學並非他的志業所在。民國二十一年夏，張氏以〈杜威摩耳二人倫理學之比較〉論文獲碩士學位。翌年秋天，張氏結束其留學生涯，由美西到美東遊覽一週，繼往歐陸，遊歷英、法各國，再從南歐乘船東歸，於民國二十三年春返抵國門。

　　從北平到遵義

　　張氏回國後，受聘清華大學專任講師，在歷史與哲學兩系開課，並在北大兼授一門歷史哲學。時清華歷史系由蔣廷黻主持，名家雲集，計有雷海宗、陳寅恪、姚從吾、邵循正、吳?、蕭一山等人，蔭麟似因此未有機會開授任何專史，只擔任普通歷史課程。

　　二十三年春夏聞，蔭麟與錢穆相識，當時二人已「共有志為通史之學」。不久，吳?、湯象龍、梁方仲、谷霽光、朱慶永、夏鼐、孫毓棠、劉雋、羅玉東、羅爾綱等十人在北平組織「史學研究會」，後來蔭麟與楊紹震、何維凝等人也陸續加入。「史學研究會」以史會友，曾經主編天津《益世報》史學副刊、南京《中央日報》史學副刊，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出版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在北平史學界相當活躍。

　　二十四年四月初，蔭麟與相戀多年的倫慧珠女士結婚。翌年，應國防設計委員會之聘，編寫各級學校歷史教科書，辭去清華教職；但張氏仍住清華教員住宅區，一面可利用清華圖書館，一面仍與清華學生時有接觸。

　　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起，華北動盪，蔭麟隻身脫險南下，應國立浙江大學之聘，於天目山禪源寺講學。後因浙大幾度播遷，一度返回故鄉東莞。二十七年夏，張氏抵昆明，開始在西南聯大任教。這學期期末，張氏忽獲政治部長陳誠電報，邀他前往重慶，表示願「敬聆教言」。張氏因這段「奇遇」，幾乎步入政壇，可以算是張氏「純學者」生涯中一段特殊的插曲。

　　張氏之被電邀赴渝，據賀麟稱，起於一段有趣的文字因緣。張氏在北平時，曾以「素癡」為筆名，在《大公報》世界思潮副刊上發表了一篇〈戴東原乩語選錄〉，內有批評政府並譏刺汪精衛的文字。當時張少武（厲生）主持北平的黨務工作，注意到「素癡」此文，並用黨部名義，致函《大公報》警告作者。但另一方面，張少武又深覺此文作者很有才氣，因此經常向人打聽「素癡」為何人。後來張少武任政治部副部長，探知「素癡」的真實姓名及其所在後，便向部長陳誠推薦，因而有蔭麟被邀赴渝的一幕。

　　蔭麟應約抵重慶後，陳誠曾邀他長談一次，並介紹他見一些政府官員。蔣委員長也曾召見一次。最初張氏頗為興奮，以為從此或有從政報國的機會。他在重慶政治部住了幾個月，曾寫了一兩種宣傳冊子，編輯一冊愛國詩歌選。並向陳誠上了一個意見書，陳述宣傳主義之道，強調要使宣傳有效，必須力求改善民眾的生活，人民生活倘得政府實惠，則自然容易接受主義的宣傳。

　　張氏這段受邀赴渝的傳奇，結局卻是出仕未成。二十八年夏天，蔭麟自行求去，離開重慶，回到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任教。數月後，張氏遭遇家庭波折，其妻攜同兒女拂袖而去，張氏為此極為消沉。二十九年，浙大遷往貴州遵義，張氏因想變換環境，於是應聘前往。

　　蔭麟抵遵義後，在浙大史地系初授中國上古史、歷史研究法，繼又開宋史、唐史、魏晉南北朝史，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宋史，浙大研究宋史蔚為風氣，即由張氏開創之。

　　民國三十年春間，蔭麟與舊識張其昀在遵義發起組織學社，創辦刊物，以思想建設寄學人報國之志。是年八月，《思想與時代》月刊創刊號正式出版。蔭麟為主要編輯之一，甄選稿件不辭勞怨，堅持樹立嚴格標準，甚至浙大同事的來稿，亦不假情面，予以退稿，雖因此得罪不少友好，但對《思想與時代》月刊的奠基，確實貢獻良多。

　　三十一年七月，張氏因罹患慢性腎臟炎，停止授課。病中仍著述不輟，九月，撰〈中國史綱再版自序〉，並作增刪與校改；十月初，尚於病榻口授〈師儒與商賈〉一文，由弟子徐規筆錄。中旬，張氏病情惡化，群醫束手，終於十月二十四日逝世，結束他僅僅三十七載的人生旅程。

　　史才與史學

　　張蔭麟的治學範圍極廣，不僅涵蓋文學、史學、哲學三界，而且詞章、義理、考據無所不長。就史學一門言，張氏的史著種類亦極龐雜，論時代，從上古、中古到近代，無所不有；論門類，從科技史、思想史、文學史到社會史，無一不涉。其治史歷程凡數變：大抵清華求學時代，興趣集中於學術思想史與科技史；自美返國後，受時局之影響，興趣轉向近代史與宋史之研究；抗戰期間，益有感於外族侵凌，國難當前，遂集中全力於宋史之鑽研，張氏在斷代史方面即以宋史成就最大。雖然近人因此批評張氏史學興趣雜亂，史著良莠不齊，實則此點適足反映張氏才學之博洽。錢穆嘗以「新史學之大業」期許張氏，謂：「張君天才英發，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諸科。學既博洽，而復關懷時事，不甘僅僅為記注考訂而止。然則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於張君之身完成之。」

　　張氏的史學成就，實不在以某一斷代或某一門類之「專家」貢獻於史界，而在以博通國史兼涉中西的「通史家」盡瘁於新史學。

　　張氏在就讀清華高等科時，即有「史學既是科學也是藝術」之說。他說由於歷史所表現者為真境，故其資料必有待於科學的搜集與整理。然僅有資料，雖極精確，亦不成史，即使經過科學的綜合，亦不成史。這是因為「感情、生命、神彩，有待於直觀的認取，與藝術的表現」，所以，理想的歷史須具備「正確充備之資料」與「忠實之藝術的表現」兩個條件。這個觀點在當年確是超越時人的卓見。張氏寫史講究修辭鍊句，極重文字的藝術表現，他的摯友賀麟說他要求自己的文章字斟句酌，條理謹嚴，無浮詞廢話，純粹是「樸素的學術文字」，但又要保持一些文學風味，於組織結構上用一番文學匠心。因此張氏的史文多靈動而富神彩，為他的「史學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做了很好的註腳。

　　許冠三在《史學與史學方法》一書中，曾推崇張蔭麟為近代中國史學方法論的前驅，是這個史學領域的「第一個拓荒者」。張氏對近代中國史學的最大貢獻確實在此。其方法論中，又以論史料之限制及改善之方法最見突出。張氏對歷史資料作深刻反省後，提出三個理論性問題：一、過去歷史資料所受之限制何在？二、此等限制在將來有打破或減輕之可能否？三、如何控制將來之資料，以打破或減輕此等限制，使將來之歷史漸臻理想之域？根據他的考察，過去史料所受的限制有「絕對」與「相對」兩大類，絕對限制有十一類：（一）觀察範圍之限制；（二）觀察人之限制；（三）觀察地位之限制；（四）觀察時情形之限制；（五）知覺能力之限制；（六）記憶之限制；（七）記錄工具之限制；（八）觀察者道德之限制；（九）證據數量之限制；（十）傳訛；（十一）亡佚。相對限制有四類：（一）緣絕對限制而生之謬誤未經發覺者；（二）偽書及偽器之未經發覺者；（三）史料本不誤因史家判斷不精而致誤，或史料原誤因而加誤，但未經發覺者；（四）受知識水平限制之歷史解釋。

　　張氏對史料問題的分析，不同於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專務方法之改進與材料之發掘，而是從認識論出發，以省察史料限制與「科學的史學」之關係。張氏以為，欲求將來的歷史成為科學，必須培養「歷史訪員」，訓練他們各依科學方法觀察記錄現在人類活動之一部分，俾為未來史家提供最少限制最大數量的原始材料。此種「歷史訪員」，須有精細之分工，各於其所負責觀察之部分，須有專門的訓練。而歷史訪員制之實施，亟待社會之同情與贊助，因此張氏進一步呼籲，普及歷史教育，使忠信於後世，成為公共之意識，人人皆有以信史傳後之責任感。張氏這個以歷史訪員制減輕史料限制的構想，雖然稍嫌樂觀，但確是張氏獨特的創見，也顯示他對史料問題有超越時賢的深刻反省。

　　在歷史解釋的層面，張蔭麟的分析亦頗有建樹。張氏於民國二十二年發表的〈傳統歷史哲學的總決算〉一文中，一方面就目的史觀、循環史觀、辨證法史觀、演化史觀，以及文化變遷的因果律一一加以批判，另一方面，也提出一個自認「比較完滿的歷史觀」，即他的綜合史觀。他認為各種所謂「歷史法則」皆可為考察人類部分活動之「導引的觀念，試探的工具」，但皆不可為「範納一切史象的模型」；而從文化變遷的因果關係看，人生理想、生產工具、經濟制度和氣候的突變、「大人物」的出現，都可以導致重大的文化變遷，然而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項，皆非文化變遷的充足條件，甚至不是必要條件。他強調「特殊的因果事情」可就實例本身獨立證明，不必藉助於「與此特殊因果事情相當之因果律」，顯見他是反對以「通則」用於歷史解釋的，而比諸梁啟超的因緣果報解析，張氏的理論則又深入許多。

　　張蔭麟另一傑出的貢獻是樹立了通俗性通史寫作的楷模。張氏自美歸國後二年，即著手進行《中國史綱》之撰述，原擬為高中國史之教本，初稿曾於《大公報》發表一部分，其上古史之部經改訂後，於民國三十年三月由浙大史地教育研究室出版。張氏著作中，亦以這一部「未完成的中國通史」最受史界矚目。

　　張氏對於通史撰述的取材原則，提出了兩個重要理論：一是選擇史事的四個標準；一是統貫史事的四個範疇。前者即張氏強調的「筆削」的標準，他認為「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為詳略的通史，就是選材最合當的通史」。張氏檢討了判別史事重要程度的五種不同的標準：新異性、實效、文化價值、訓誨功用、現狀淵源，其中「訓誨功用的標準」，張氏主張基於學術分工的需要，在通史撰述中必須放棄。配合上述四種「筆削」標準的應用，張蔭麟又指出，寫通史須把各時代各方面重要的變動事實系統化，史家統貫史實的方法應重「因果」與「發展」兩個範疇，而發展的範疇又包含定向的發展、演化的發展、矛盾的發展三個範疇。張氏認為以上四個範疇應兼用無遺，才能將歷史中「認識上的偶然」儘量減少。

　　張氏的《通史撰述方法論》言簡意賅，語語中的，論者以為與何炳松《通史新義》的冗長寡要恰成兩極對比，迄今仍備受學界推崇。唯方豪曾據張氏〈通史原理自序〉稱，上述通史取材理論係譯自西方學者之成說，並非張氏之創見，則張氏在《通史撰述方法論》方面，似僅有譯介之功；唯因張氏〈通史原理自序〉一文未見傳世，此事真相已難究詰。

　　不過就通史著作的成績言，張氏《中國上古史綱》取材博贍，剪裁合度，文字優美簡練，條理清理易讀，實足以當通俗性通史寫作之楷模；陳夢家稱之為當時所見歷史教科書之最佳者，洵非過譽。張氏是民國以來少數兼具才、學、識三長的史家，前述《通史方法論》是否為張氏創見的學術公案，實無損於其整體史學成就之評價。

　　性情與生活

　　張蔭麟是一個天才，他的師長朋友似無人否認。張氏摯友謝幼偉說，天才的性格，自與常人不同。從一般人的觀點來看，張氏是有些古怪，有些不近人情的。張蔭麟性較內向孤僻，平素不喜多言，極怕俗世應酬；但酷好深思，喜與友好縱談當世利病，每有批評必直言無諱，不怕得罪人，他的時論文章均極剴切率直，至有報章不敢流布而身後始見刊行者。日常生活習性尤異常人，在衣食住行四件大事上，張氏注意的似乎只有「食」這一門，尤其到遵義後，平日消費，除了買書，大部分都用於吃。他對吃不但講究，而且食量驚人，據謝幼偉說，一隻清燉雞，他一人可獨自吃完，水果可以一次吃下兩三斤。至於衣著的精緻、居所的整潔，則一概不顧，甚至不喜沐浴，至多一個月才到浴室洗一次身，又經常徹夜讀書工作，作息極不規律。他的生活，除了讀書撰述，幾乎沒有一點休閒娛樂的喜好，他討厭運動，不愛音樂，從來不去看戲，也不看小說，他病中排遣寂寥的方式竟是讀哲學書，理由是他看哲學書就等於常人看小說。這些習性，固然是張氏好友所說「天才」的古怪與不近人情處，卻也是他的固執與率性純真處。

　　張氏家庭生活不美滿，據其好友的解釋，似也與他天才的率直性格有關。張氏在獨居昆明期間，曾與一位相識十多年的小姐發生戀情；二十八年秋間，其妻倫女士才帶了一子一女自廣州到昆明相聚。亂世夫妻，久別重逢，不但未得團圓的歡樂，婚姻危機反已隱伏其間，最後竟以爭吵、仳離收場。謝幼偉說，天才是情感和理智衝突最烈的一種人，張氏不但理智特別發達，感情也特別豐富。這段戀愛與婚姻的波折對張氏的打擊很大，使他的精神陷入時日頗長的抑鬱中。

　　嗜書若渴的張蔭麟，不只是一個才學俱優的傑出史家，更是一個關懷時事、直言不避的熱情書生。他質直孤僻的個性、略嫌古怪的生活習慣，以及充滿曲折的感情生活，在他留下的百萬餘言史學論著之外，流盪出一個史學天才的短暫生命最真實動人的旋律，至今猶引人低迴不已。

　　註：本文有關張氏生平與史學之介紹，主要根據《張蔭麟文集》中所收相關文獻，並參考黎華趙〈張蔭麟研究—生平、著述及其史學〉（師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年六月）一文略加整理。限於體例，無法於文中一一加註，非敢掠美也。特此說明。

　　編者案：林麗月教授此文原刊於一九八九年二月號《歷史月刊》第十三期，今徵得林教授同意為本書之導讀，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