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岡本隆司從東亞歷史發展進程分析，觀察處於中國旁邊的日本與朝鮮，帶你進入十七、十八世紀動盪的東亞世界，重新認識中國、韓國、日本之間的糾纏關係。在岡本隆司筆下，東亞五百年歷史就是朝鮮與日本如何在「華」的陰影下，用盡辦法撕去「夷」的標籤過程，而這些過程正能為至今猶在的歷史後遺症提出一種解釋。



　　《朝鮮的困境》分析外緣因素——即對外關係的政策——如何影響朝鮮王朝的自我定位，而這深受清國「屬國自主」關係所影響。中國在乎「屬國」，朝鮮則追求「自主」。雙方的各自表述使朝鮮能游走在中國、日本、西方列強的夾縫中求生，甚至「獨立」。但同時，作為中國「朝貢體系」和西方「條約體制」互相衝突的新場域，朝鮮最終陷入受制於各方勢力的困境，「自主」、「獨立」與否也不由自己作主。



　　《中國為何反日？》分析十七、十八世紀的明、清國與日本國在結構上的差異，包括「社會體系」、「經濟運作」與「對外態度」，探究中國「反日」的深層結構，解構中日對立的因由。「海禁」政策使日本在十六世紀時成為中國最大的走私貿易國，日本被指認為「倭寇」，而由抗倭」這段歷史便形成所謂「反日」的思考原型。同時，日本也嘗試引進西方「現代化」藉此擺脫中國的影響，尋求成為「日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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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冊內容介紹：

　　《朝鮮的困境》內容介紹

　　

　　「如何一面維持政體，一面調整與穩定各國之間的權力關係，自西元十七世紀起，此事不僅是朝鮮半島的問題，也是維護東亞秩序與和平的歷史課題。」——岡本隆司



　　在現今大眾所熟知大韓民國之前，其實在十九世紀時，朝鮮（或韓國）在日清之間，以及西方列強環伺之下，曾成立「大韓帝國」，最長不過十年光景，最短也僅持續五年。而這一段爭取「獨立自主」的歷史，究竟能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



　　自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東亞「朝貢體系」之下，朝鮮一直是明和清國（宗主國）的「屬國」，雙方建立了穩定的「宗屬關係」。而朝鮮跟日本則是以「交鄰體制」展開互動。然自西元十六世紀始，由於白銀奔流，世界各地開始合而為一，朝鮮半島的地緣政治變得日益關鍵，不僅成為東西方大國的關注焦點，也逐漸形成「朝貢體系」和「條約體制」互相衝突的東亞新秩序。面對此新秩序所導致的國際政治困境，朝鮮也產生了追求「自主」的意識。時至清末，面對「條約體制」的衝擊，清國為了展示朝鮮是它的「屬國」，而展開各種「保護」與「干涉」的動作。對於此舉，朝鮮不僅展開各項外交攻勢，跟日本及西方大國談判與締約，同時也發生多次政變，力爭「自主」。



　　書中透過朝鮮王朝時代出色的外交官——金弘集被殺的歷史，指出在朝鮮王朝裡，單一地以親日、親中、親西方或以主張朝鮮獨立的立場自居，都不能為朝鮮帶來長治久安的局面。而金弘集靈活地在不同立場中遊走，為朝鮮增加平衡籌碼，曾經以「親中」派身份，與清朝合作甚密，且借清朝之力，抵制國內親日派的力量；又力陳要多引入日本的開化思想，借日本的「交鄰」現代化身份，推翻國內帝制的傳統保守派別。可惜，最終被獨立派人士視為眼中釘，結果遭到暗殺。這結局猶如呼應朝鮮最後雖宣稱「獨立」並建立「大韓帝國」，卻仍淪為列強的角力戰場，於日俄戰爭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

　　

　　《朝鮮的困境》一書，學者岡本隆司不僅對近代的日、清、韓三國關係與東亞新秩序進行了獨特而細膩的分析，道出了朝鮮從「屬國」到「獨立自主」，當中不同國家在這個半島內力量的角力戰，以及發生在朝鮮半島內部的矛盾，最後成為日本的「保護國」的一段艱困的、值得深思的民族國家史，此書也讓我們得以借鑒——處在中美大國之間的小國臺灣，如何定位自身並思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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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為何反日？》內容介紹

　　「中國人將『愛國』和『反日』畫上等號的心情和想法，日本人既無法理解也感到不悅。」——岡本隆司



　　中國「反日」意識的出現，究其原因必須回歸至歷史之中。為了探究中國「反日」的深層結構，岡本隆司梳理十六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包括「社會體系」、「經濟運作」與「對外態度」在內的整個歷史演變，並比較中日兩國的體制，清晰地闡述中日兩國走向最終對立的過程。



　　【社會體系】：

　　就日本江戶幕府的統治而言，由於權利統治須尋求與社會體的合作，因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緊密。而在清中國，由於社會體聽憑「家族」、「鄉團」等中間團體的規範，因此國家與社會之間處於游離狀態。



　　【經濟運作】：

　　由於日本江戶幕府限制與海外貿易，因此對自然資源進行徹底迴圈再利用的經營方式，得到持續不斷的自我發展，政經之間極為緊密。而在商業化發展的清中國，由於政府不願介入民間經濟，但中間團體所發揮的作用愈來愈大，導致政經互相背離。



　　【對外態度】：

　　日本江戶幕府因「鎖國」政策與外國的接觸較少，但官民均熱衷於收集外國資訊，相比之下，與外國人事物接觸機會眾多的清中國，卻因實用主義致使外國資訊無法廣及整個社會。再者，進入十九世紀後，雖然清中國和日本都與西方諸國締結了條約，但清朝並無意接受主權國家之間對等的國際關係。而日本卻結合西方的意圖解讀條約，將消除不平等因素的能量轉化為推動明治維新的原動力。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欲以西方「條約體制」重建對外關係。而中國則沿襲了明代以來的「抗倭」觀念，加強對西化日本的戒心。從一八七一年的《日清修好條規》到一八八五年的《朝鮮撤兵條約》，中日兩國為避免直接衝突而多次談判，但最終還是沒能防止一八九四年日清戰爭的爆發。



　　之後一九?五年日俄戰爭的戰勝國日本意欲接管俄國在中國東北的特權，但遭到中國人民的抵制。這就是「反日」局勢的最早出現，並歷經一九一五年的「五九國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抗日戰爭」，之後在共黨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的推動下，中國人從此將「愛國」和「反日」畫上了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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