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卡繆荒謬與反抗系列作品全集套書：荒謬系列四部曲《異鄉人》《薛西弗斯的神話》《卡里古拉》《誤會》＋反抗系列三部曲《瘟疫》《反抗者》《正義者》【全新法文名家直譯，首次完整出版，親炙完整的卡繆荒謬哲學】

導讀

思考荒謬，書寫荒謬

徐佳華（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副教授）

　　卡繆很早便規畫了一個包含三個階段的寫作計畫。從意識到「荒謬」（第一階段），到起而並肩「反抗」（第二階段），直至以「愛」為度量（第三階段），每個階段皆以論述、小說和戲劇三種不同文類輔以不同文學手法，推敲、探究並延伸這三個既為因果，又彼此重疊呼應的主題。三個階段雖看似如線性推進，實如螺旋延展，愛自始至終貫穿荒謬與反抗的核心，每個階段的思想脈絡也與卡繆的人生與歷史的進程緊緊相扣。

　　荒謬之感從何而來？在一個以宗教和傳統為中心的社會裡，人生大小事皆因果有據，方向明確，無從荒謬起，一切交給神或順從天。這樣的世界舒適安穩，好人上天堂，壞人下地獄。然而，當世間的悲慘與不正義讓人對前述世界秩序產生懷疑，人們開始感到焦慮惶惑。卡繆所在之二十世紀前中期的西方社會瀰漫著沮喪與不安：工業與科技發展帶來前所未見的戰爭死傷，基督宗教的世界觀與道德指引逐漸失去力量，對理性的尊崇和宗教信仰已然動搖的歐洲像個失怙的孩子，從未如此自由，卻頓失歸依。人們懷疑神是否真愛世人，還是祂其實並不存在。而沒有了神的帶領，人突然發現自己的孤單。過去，人只是現世的過客，從沒好好感受當下世界，一切頓時變得陌生。尤有甚者，機械化的現代生活又切斷了人與自然的連結。人失了根，不再理解他的世界。努力有何意義？存在為何目的？

　　這種睜開雙眼卻看不到光明的普遍社會氣氛開啟了卡繆對荒謬（l’Absurde）的思考，成為荒謬階段的論述之作《薛西弗斯的神話》的問題意識。卡繆想知道抱持著一個接受現世之外沒有其他可能，又拒絕遁入信仰或「就是這樣，不然呢」的閃躲態度（卡繆使用「跳躍」〔un saut〕一詞，指的是作弊、遇到不能解釋之處就繞道、閃避）的「荒謬的人」，是如何透過唯一能夠確定的東西，亦即個人經驗和意識（我思，故我在）找出荒謬之中不知何去何從的可能姿態。

　　人一旦察覺到與身處世界之間的違和感，一切就都不一樣了。但是意識到荒謬只是開端，絕非結果。荒謬的人不寄望死後的世界，因為他只擁有有限的現在。荒謬的人也謝絕信仰的救贖、人云亦云的道德規範，他要以一己之力扛起人生的全責，形塑自己的人生。因此，《薛西弗斯的神話》對荒謬的因果推演反而得出以下結論：思想行動的完全自由，接受死亡即是灰飛煙滅，同時盡情燃燒有限生命，不求明天。人生的無意義與自殺的命題因而解決：人生愈沒有意義，人愈可能活好活滿。換句話說，荒謬的人認命，卻不認命。承認荒謬的下一步並非否定人生，而是反抗。

　　然而，以荒謬為前提並透過邏輯推演所得到的完全自由真的沒問題嗎？卡繆以戲劇作品《卡里古拉》尋求回應。卡里古拉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羅馬暴君，他的親妹妹兼情人之死使他意識到死亡不可逆之殘酷現實。如果世界的最高秩序並不存在，那麼人便可以自任主宰。身為帝王，卡里古拉擁有絕對權力。為了好好教教這群假裝歲月靜好的虛偽傢伙，他代替不可捉摸的命運之神，因為無常才是人生的真相，而所有人都必須活在真相之中。卡繆給了卡里古拉各種荒唐殘暴的作為一個非常人性、甚至令人憐憫的原因，首演更由年輕俊美的傑拉．菲利浦（Gerard Philipe）飾演本是其貌不揚的暴君，讓這部劇作的詮釋有了更強的衝突性。如同許多追求絕對的年輕生命，原本相信人性價值的卡里古拉受到荒謬現實的重擊。他起身反抗，但是方法錯了，因為他的作為出於絕望，他喪失了對人與生命的信念，如此的虛無只會帶來毀滅。隨著各地獨裁者之坐大，卡繆持續更新這部劇本，卡里古拉成了現代獨裁者的隱喻。劇作家邀請讀者捫心自問：如果你我也擁有無限權力，如果你我也希望翻轉世界的秩序，是否也會成為卡里古拉？劇末一句「我還活著」，意味深長。

　　劇作《誤會》雖不在一部小說、一部劇作和一部論述的原始計畫內，卻未嘗不可將它視為介於荒謬與反抗階段之間的轉捩點。它的場景設於今日的捷克，這個對卡繆而言意味著流放與無助之地。浪子在離家多年後返回故里，心情輾轉忐忑。他入住其母與其妹經營的小鎮旅店，為了觀察家人是否惦記著他，也因為無法決定自己的去留，他選擇假扮陌生人，卻始終找不到對的那句通關密語與家人相認，最後慘遭她們謀財殺害。卡繆寫作此劇時身在法國，二戰阻斷了法國與阿爾及利亞間的聯絡，使他無法回鄉與家人妻子相聚。劇作家對臨海家鄉的思念，化為殺人凶手前往熱帶國度幸福生活的幻夢。然而，如果每個人都有權追求幸福，任何手段是否皆為正當？反抗不能沒有限度，目的不能合理化手段，這是卡繆下一階段反抗思想的重點之一。《誤會》是卡繆創作現代悲劇的嘗試，有命運的捉弄，人性卻更為關鍵。其標題原文malentendu由mal和entendu組成，字面原意為誤聽、聽不清楚，引申為誤會、誤解，搬演著人與人之間的各說各話、彼此揣測，誰也無法幫誰，無人得到拯救。然而悲劇的設定之下卻確實隱含著正面寓意：在是非顛倒、善惡不明的荒謬世界中，唯有誠實和真切的語言能夠帶來救贖。

　　誠實和清楚的語言雖然看來再簡單不過，在現實世界裡卻啟人疑竇。《誤會》的故事化為一則社會案件剪報，出現在荒謬階段小說《異鄉人》主人翁莫梭的囚室中。當謊言成了遊戲規則，有說成沒有、沒有說成有才是常態的時候，莫梭只說真話。就算牽涉自己的命運，也不虛偽佯裝，始終如一。世人不理解他，認為他是個怪物，因為他拒絕迎合社會期待。或許世人太習慣於社會化的遊戲，莫梭的語言如同烈陽下的天空，直接地近乎刺眼。誠實也反應在他對外在環境的各種感受，那是他唯一了解世界的方式。他只是個阿爾及爾的窮小子，貧窮或許限制了他的想像力，但是他不需要想像力，一草一木對他而言沒有任何先驗的意義或目的。如同《薛西弗斯的神話》中所言，當掩蓋世界的各種論述被褪去，與個人感受坦誠相對成為理解世界的誠實起點。從這個角度來說，莫梭是個「荒謬的人」，他唯一承認的是此生此世，和身為人、亦僅為人的感受體驗。卡繆把阿爾及爾的平民生活，只有工作、期待週末卻沒有未來的生活模式，擔任新聞記者的經驗，對人與神之正義的觀察等等許多細節都微妙地揉捏在《異鄉人》這個似乎永遠無法被完全透析，卻也將不斷被討論詮釋的作品之中。

　　最後要提醒讀者的是，《異鄉人》並非《薛西弗斯的神話》的故事版，《薛西弗斯的神話》亦非其他虛構作品的題解。正因三種文類本質各異，允許卡繆由不同角度與設定探索荒謬的各種面向，並探尋正視荒謬下的可能行動方式。尤其是他的小說與戲劇，作為開放的文本，它們提出問題更甚於給予標準答案，透過精湛的文學手法，邀請讀者一同思索荒謬，並期待反抗。

卡繆的「反抗」哲學

吳錫德（淡江大學法文系教授）

　　西方文明一項極重要的精神資產為「懷疑論」，那是古希臘時期智者思辨的依據。人唯有透過質疑某些理所當然的主張，才能取得身心靈的平衡。這個求知態度可一體適用到許多知識領域，舉凡哲學思辨、科學、宗教，乃至社會存有的意識形態。事實上，透過「懷疑論」的檢視，才是具體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作家卡繆大學時專攻古希臘哲學，熟諳其精神，並且還提領出「南方思想」（la pensee de midi），即主張追求和諧、節制及平衡。但在這過程中，他更倡導以「反抗」作為行動綱領。認為唯有付諸行動，投入反抗，才能達成古希臘神祇涅墨西斯（Nemesis）所主張的「適度」的理想世界。

　　每一部作品都在闡述「反抗」

　　卡繆在二十五歲那年（一九三八）即構思創作了《異鄉人》（一九四二）、《薛西弗斯的神話》（一九四二）、《卡里古拉》（一九三八）、《誤會》（一九四四），完成了他的「荒謬」系列。由於筆觸生動，風格清新，尤其反映彼時的時代精神，而洛陽紙貴，大獲好評。進而被冠上「荒謬作家」以及「存在主義作家」的封號，但他都予以否決。他的好友沙特很早就看出端倪，說卡繆是「發現荒謬，從而反對荒謬」的作家。一九四二年起，他另起爐灶，構思「反抗」系列，先後完成了小說《鼠疫》（一九四七）*、戲劇《正義者》（一九四九）、哲學論述《反抗者》（一九五一），他幾乎說出了二戰後西方一整代人共同的心聲，讓他的盛名因此達於顛峰，也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青睞（一九五七），稱頌他的作品「以一種精闢又嚴謹的方式，闡述了當今人類的自覺問題」。

　　綜觀卡繆一生的書寫創作，無論是小說、戲劇、哲學論述，幾乎部部都與「反抗」息息相關。而他所揭櫫的「反抗」實則與沙特等人倡言的「邁向自由之路」殊途同歸，其最終目的就是追求最高度的自由，自由說話、信仰及表述。只是卡繆所採行的路徑更平實易解，更貼近庶民。他的方式更直截了當，更能打動人心，「反抗」在他的作品裡就有了極高的「正當性」。

　　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一九五一年，卡繆發表了一部深思熟慮的論著《反抗者》，他從笛卡兒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獲得靈感，提出「我反抗，故我們存在」的信念。笛卡兒的名言旨在強調「我存在的自覺」，卡繆的信念則更為深刻，更臻廣度；先是強調透過全面性的反抗，包括藝術的反抗，才足資證明我的存在。再則，我的存在這樣的自覺，也必須與他人團結互助才屬於真正的存在。也就是說，精神上，它更能反映現代性，甚至當代性，也就超越了笛卡兒的「小我」，是一種「大我」的表現。這種對「大我」的關懷和自覺，便是人道主義的主要精髓。

　　卡繆一共花了八年時光（一九四三至一九五一）撰寫《反抗者》這部哲學思辯論集，包括形而上的反抗、歷史性的反抗、反抗與藝術，以及南方思想。卡繆說過這部論集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喜愛的一本。書中的論點一路揭露左派知青的政治盲從與前衛派的虛無主義。結果，當時他獲得的攻訐比稱許還多。他的好友羅傑?柯尼葉（Roger Grenier）說道：「我們的時代歷經許多不平，《反抗者》卻讓我們不失勇氣，打開通向希望的大門。」

　　《鼠疫》應是卡繆躋身法國文壇的扛鼎之作。之前的《異鄉人》雖讓世人驚豔，但就規模、向度及內涵而言，後者更勝一籌。小說一出版便告轟動，之後也拍成電影（一九九二）。沒想到事隔半個多世紀，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撼動全球秩序，人不分畛域，無論貧富，皆見識到它的威脅。這期間這本書竟成了最被閱讀的一本文學創作。卡繆前後花了七年時光，博覽史料及文獻，又靜心思索人類處境。以納粹德軍入侵法國的大逃亡，以及確實發生在他的故鄉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的疫情封城的真實背景，採編年史方式，寫出這本逼真寫實、人物鮮明、細節詳實的寓言式小說。他曾在一九四二年的札記裡寫道：「鼠疫，意味著痛苦和死亡的恐怖，隔離、流亡、分散，這些都是人的命運。人可能自暴自棄，屈膝服輸，並從中看到懲罰罪惡的上帝之手。但人也可以透過反抗，透過團結一致，重新取得自己的尊嚴及自由。」

　　《正義者》可說是當代的經典悲劇。這是沙俄時期為推翻專政，一群起義者密謀暗殺沙皇親戚的真實故事。卡繆亦在《反抗者》裡闢章申論，提出所謂的「有所不為的謀殺者」。主角卡利亞耶夫行刺謝爾日大公之所以失敗，被捕入獄，然後絞死，乃是因為他拒絕殃及馬車上無辜的孩子。卡繆結論指出：「如此全然忘記自身，卻又如此關懷其他人的性命，可以想見這些有所不為的謀殺者，算是體驗了反抗中最極端的矛盾。」正是這種舉棋不定的煎熬，難以取捨的情境，成了悲劇的主題。

　　卡繆十分推崇西方神話裡的天神普羅米修斯的勇氣與決心。祂應是第一位反抗者，以具體行動盜取火種給人類，而觸怒了天神宙斯。他在《反抗者》裡說道：「藝術的最偉大形式，就是表達最高層級的反抗。」他在《正義者》裡也明言：「真正的反抗就是創造價值。」他在《鼠疫》裡透過醫師李厄講出：「追求幸福沒什麼好羞愧的。」並由決心放棄潛逃出城投入救災團隊的記者藍柏回應說：「但是單獨一人的幸福，就會讓人覺得可恥。」卡繆的結語應是：反抗才是人類的本性，唯互助才更能彰顯反抗的力道。

　　（* 編按：La Peste 直譯為「鼠疫」，卡繆此書的譯名通常有「瘟疫」、「鼠疫」、「黑死病」幾種，考量卡繆在本書中描述疫病傳染與人性反應的普遍性，並非專指是在特定疫病下才有的狀況，因此將書名定為《瘟疫》。本導讀行文以卡繆當年背景稱為《鼠疫》。La Peste在《瘟疫》書中於不同脈絡語境時有「瘟疫」和「鼠疫」兩種譯法，在此周知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