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毛澤東全方位解剖（下）

導言

毛澤東主導完成了中國社會的逆向轉型

　　鴉片戰爭以來的中西文明碰撞，暴露了中國社會的落後與國家結構的原始。

　　19 世紀中葉，西方列強已經基本完成了社會結構與國家結構的雙重轉型。中世紀後期，資本主義開始在歐洲發展起來。在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後，歐洲從封建等級社會進化為資本主義階級社會。各階級選出代表，在國會中為本階級爭利益，制定的法案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兼顧了各階級的利益。社會不公當然存在，但權力和財富是分開的，統治者難以動用公權力掠奪社會財富。更重要的是，至少在法律上，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得到了充分保障。

　　中國社會發展卻一直停留在中古。前文已經指出，論社會結構，中國傳統社會根本不是西式階級社會而是官僚社會。社會的統治者是高踞於一切階級之上的官僚集團。它不代表任何階級，只代表自己，只靠自我維持統治，具有無限瘋長擴散、瘋狂掠奪社會財富的天然傾向。它的?生、存在和壯大，與社會經濟基礎毫不相干，並不由後者決定，也不隨它改變。

　　這種社會最突出的特點，是財富按權力分配，成了權力的內容。它與土匪山寨一樣，都奉行林副統帥的教導：“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了一切”。它是一種等級社會而不是階級社會。無論是皇帝對群臣，是官僚對下屬，還是官府對草民，都擁有無限的“合法傷害權”。而無論是哪個等級的社會成員，即使是官僚也罷，對上一等級都只能逆來順受，絕對服從，毫無法律保障的基本權利，不可能靠法律保護自己。

　　近代歐洲在國家結構上也與清朝不同。拿破崙戰爭催生了民族主義，民族國家開始在歐洲形成。所謂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是私有制產物，政府不過是“資方代理人”，其對外職責就是捍衛全民的權益，最起碼得為全民守住“家業”（領土資源等）。而所謂“對外主權”則是“權利”觀念的衍生物，由“人生而平等”衍生出了“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的國際平等觀。為了捍衛國家利益，維護國家主權，這些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部以及由國防部統一指揮的國防軍。

　　然而清朝卻不是這種國家，無論朝野都只有“天下”的模糊觀念，沒有現代的國家意識。這個“天下”是以天朝為文明中心與權勢中心，包括“內地”與“外邦”的邊界模糊的世界。內地就是“華夏”，而外邦則是“四夷”。夏夷之間是文明人與野蠻人的關係、師生關係與君臣關係，無平等可言，不存在外交。滿朝文武自然也就毫無西式的“主權”、“領土”、“領海”、“國家利益”等一系列民族國家的柱石觀念。在朝廷眼中，“外邦蠻夷”位於種族、權力與文明等級的最低端，彼此之間不存在對等談判，更不存在條約關係。朝廷因而只有“理藩院”，沒有外交部。但是為了避免用兵，天朝一般對番邦採取“羈縻”政策，亦即奉行《周禮》的教導：“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只要蠻子們承認天朝的主子名分，則天朝恥於與之爭利，可以慷慨賞賜金錢土地，這就叫“恩威並施”，以期蠻子們“畏威懷德”，達到“四夷賓服”的太平境界。

　　朝廷對本國草民百姓的態度，與對“外邦蠻夷”並無二致，唯一區別只在於內亂作為“腹心之患”，比邊患這種“肘腋之患”更可能動搖政權。因此，天朝與西式民族國家的立國基礎完全不一樣。天朝是內向鎮壓型政權，亦即李慎之先生說的“以小民為敵國”。朝廷把子民當成假想敵，關心的是如何“維穩”，確保百姓乖乖完糧納稅，俯首帖耳聽任宰割，不敢造反。所以，除非遇到大規模外敵入侵，常備軍實際上只是內向的保安隊，一般由督撫節制，並沒有由中央統一指揮的國防部與參謀總部。

　　東西方這些基本觀念歧異，在海禁初開時引發了一系列衝突。在被列強痛打了足足一個甲子後，清廷終於承認了自家的落後，為救亡圖存進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改革。雖然當時的人沒有意識到，而且官修歷史至今張冠李戴，無視中國當時根本沒有資產階級的事實，將晚清新政稱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但在實質上，它是迫於外來壓力啟動的以西方制度為模式的兩大社會改造工程，亦即把官僚社會改造為西式階級社會，把中古天朝改造為西式民族國家。

　　在社會改革上，清廷立法獎掖工商業，為民間資產階級的誕生與成長主動創造條件。朝廷更預備實行憲政，試行三權分立。資政院與地方咨議局的成立，賦予了士紳在科舉仕途之外的合法參政權，擴大了士紳主持地方事務的權力。官府享有的無限權力開始受到紳權的制約與抗衡，而模仿西方進行的司法改革則終將剝奪官府對百姓的“合法傷害權”。這一系列重大改革，啟動了中國從官僚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進化。

　　清廷更進行了一系列軍制與官制改革，興辦西式軍校，建立了一支模仿西方軍隊編制與訓練的國防軍，成立了陸軍部、海軍部和軍諮府（相當於參謀總部），培養出了一批熟悉國際法與外交慣例的外交官，廢除了祖傳的六部，代之以西式政府部門。針對帝國主義的蠶食鯨吞，朝廷還進行了“改土歸流”，將對周邊朝貢地區的宗主權提升為主權。到清室傾覆時，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

　　辛亥革命後的繼發內戰在一定程度上逆轉了上述良性演變。在內政上，國民革命打倒“土豪劣紳”，削弱了紳權，提升了官權，強化了官僚社會的特點。在外交上，國家分裂與內戰極大地弱化甚至取消了中央政府的對內主權，使得中國喪失了國防能力，最終誘發了日本侵華戰爭。

　　但這些只是客觀效應，並不是主觀認識上的倒退。無論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都保留了西式政治觀，都制定了旨在保障公民基本權利、防止官府任意侵害百姓的憲法，司法仍然獨立在行政之外。在外交上，儘管國家分裂與內戰嚴重破壞了國防，朝野仍然保持了民族國家的觀念。北洋政府甚至在國力極度羸弱之際，做出了“弱國有外交”的輝煌業績。

　　毛澤東當國後卻無情剷除了一切民間社會，實行了公民原子化，剝奪了百姓的一切基本權利，使得革命鍛造出來的新官僚集團成了毫無制約的巨無霸，百姓喪失了生產資料與自由，身家性命毫無保障，徹底淪為官府的奴隸。

　　在外交上，毛澤東不但自己毫無主權與國家利益等觀念，而且以暴力取締這些觀念，向天朝全面回歸，先是甘當斯大林的兒皇帝，在斯大林死後又野心勃勃地想當“天下共主”，一手將自己陷入四面楚歌的絕境。為了打破孤立，他再度實行“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不但效法明朝皇帝以金錢招募“朝貢使”，更向周邊國家大量贈送領土，成了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主動賣國賊”。這一系列倒行逆施，斷送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取得的觀念與制度重建的一切進步，使得國家與社會發生了空前大倒退。

　　在經濟建設方面，毛澤東囿於自家陳腐殘缺的知識結構與直線思維方式，出於反智主義的強烈偏執，以空前強大的權力實行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蠢動，重創了國民經濟，在和平時代引出了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饑荒。這些空前絕後的白癡行為，使得毛澤東成了當之無愧的史上第一白癡皇帝。

　　因此，如果用簡明易記的話語來總結毛澤東作為國務家的業績，那就是：“外交內政，一賣二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