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

導讀

以多元角度理解現代泰國的成形

王健安（「轉角國際」、「說書」專欄作家）

　　十九世紀亞洲的挑戰

　　如果想了解現代世界的起源，十九世紀的全球發展史會是個重要關鍵。在當時，早已開始好幾個世紀的全球化因科技大幅躍進，而有了更為顯著的成果，貨物、訊息與人口流動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風險且代價高昂。特別是以歐洲國家的角度來看，十九世紀也是個處處充滿拓展機會的年代，他們的軍隊、商人、探險家不斷往世界各地邁進，尋找更往龐大的軍事、政治或商業利益。許多現代所熟悉的事物，便在此背景下一一成形；例如現代印度之所以會生產聞名世界的大吉嶺、阿薩姆紅茶，便與英國殖民印度、大力推廣茶產業的歷史有極密切關係。

　　相較於自信滿滿的歐洲國家，十九世紀對亞洲國家卻是個充滿挑戰的年代。當西方不斷以優勢技術擴展勢力範圍時，亞洲各國必須在此一迅速轉變的世界中，找到最適合的生存方式，「西化」便為其中一個選項。就如同日本雖厭惡西方帝國主義的到來，卻也能欣賞對方優勢，歷經數十年的積極學習後，順利取得「海外殖民地」，向外宣告沒有豐富資源的島國，也能成為世界列強。直到今日，日本仍是世界上相對強勢的大國之一。

　　除了追求物質上的進步，亞洲國家還須藉由詮釋歷史，在嶄新的時代找到處世之道。曾在東地中海世界獨霸一方的鄂圖曼帝國，也難以抵擋來勢洶洶的歐洲軍隊，從衰弱到崩解，最終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消失。從帝國殘骸中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國知道，如果再以「帝國繼承人」自居，不僅無法適應這個新世界，更無法彰顯令人振奮的成就；在共和國的詮釋下，鄂圖曼帝國的歷史只不過是一段腐敗、黑暗、急於擺脫的過去。為了證明這點，土耳其共和國採取了許多不同於以往的政策：開辦兩性共同上課的教育場所、鼓勵土耳其佳麗成為世界選美比賽冠軍、推動大規模現代化建設等。或是更極端一點，拋棄了過往帝國政府的普世精神，與希臘進行了大規模的「民族交換」，曾混雜而居的希臘人、土耳其人不得不放棄居住好幾個世代的家園，被迫「回到」想像中的故鄉。

　　透過日本與土耳其的實例可知，現代亞洲國家的樣貌或國策，並非從一開始便自己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其實是為了回應外在世界的挑戰，才逐漸演化而成。稍微試著理解他們是如何回應十九世紀的轉變，絕對有助於我們以更多元的角度理解現代世界的成形。上述前提，正是《從暹羅到泰國》的精彩之處。

為政治服務的國家歷史

　　乍看之下，《從暹羅到泰國》像是近現代泰國編年史，但書中內容遠多過於此，尤其作者以「國恥論的成形與再利用」，解釋了現代泰國如何運用歷史詮釋，發展國家政策與研擬對外關係，進而打造現代泰國的基本樣貌。作者史崔特在開頭指出，近現代泰國的歷史也是一段與西方帝國主義抗衡、並一度失敗的故事，而對泰國當政者而言，問題在於：該如何詮釋這段歷史？十九世紀中葉的泰國國王為維護尊嚴，將割讓土地一事，宣傳成維護國家獨立而籌畫的政治交易。對此，作者很明確指出，泰國確實是十九世紀少數能維持獨立的亞洲國家，但上述觀點明顯犯了時代錯置；因為十九世紀的泰國比較類似聯邦體制，與那些宣稱被迫割讓的土地之間，更像是「朝貢國」或「勢力範圍」的關係。因此，泰國政府的歷史解釋等於是利用現代民族主義國家的概念，掩蓋了與法國競爭中南半島的企圖。但重點是，無論這種觀點有多不合理，都為「國恥論」提供絕佳養分。

　　在國恥論的基礎上，衍生出史崔特稱之為「選定創痛」的現象。一九三二年，泰國發生政變，國王被迫退居幕後。新政府為了鞏固權力，必須告訴人民他們所帶來的改變。首先，新政府大肆宣導泰國此前的「失土」、視之為不可分割的領地，並斷定在法國殖民統治之下的印度支那居民，無疑是失去的親族；上述說法禁不起嚴格驗證，但能有效激起悲憤民族情緒，凝聚社會輿論。這種論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達於高峰，利用法國一時衰退，泰軍冒險向印度支那發動戰爭而獲勝。此一法、泰爭奪勢力範圍的戰爭，在官方宣傳中，被美化成「擊退西方帝國勢力、重新掌握故土」的英雄事蹟。

　　民族主義的效應

　　因為泰國政府的刻意為之，以國恥論為養分的民族主義形塑了現代泰國的基本歷史觀，或者至少說是難以撼動的官方態度。在過去一個多世紀，當然也有人質疑泰國官方的說法，但作者道出了一個相當值得警惕的現象：「國恥論就有一種這樣的效應：它並不強迫每個人都接受民族統一論調，但它能造就一種環境，讓有意表示反對意見的人膽戰心驚，不敢說話。」

　　因此，《從暹羅到泰國》價值除了評析近代泰國史觀的形成過程，更提醒讀者過度渲染民族主義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就如同結尾處還進一步提到，民族主義的力量是如何消除異議：

　　在國恥論當道時，政府散播許多歷史論述，讓泰國人知道他們的國家曾如何遭外國擊敗、羞辱。政治團體運用國恥論傳遞一種國家處境險惡、危機四伏的意識。它表達一種團結訊息：國人應該捐棄成見，團結一致支持政府。

　　雖然大肆宣揚民族主義的年代早已過去，但民族主義從未完全消失，其仍然強韌地附著在現代國家中。如果我們放棄思辨民族主義宣揚的內容，很有可能造成的最糟結果是：「歷史」再也不是啟發思考的元素，而是控制人心的工具；以「民族大義」為口號，國家的所作所為都將毫無理由顯得合情合理，即便這會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權利。而最後的苦果，得要數個世代才能代謝完畢。

前言（節錄）

泰國史話中的「失落」概念

　　二○○一年年初，泰國金融市場崩潰引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持續發酵，泰國舉國陷於苦苦掙扎中。那年三月，政府宣布一連串穩定經濟的緊急措施。在審查這些措施之後，反對黨領導人提出批判，指政府顯然未將教育納入考量。其中反對最力者，有前大學事務部常務部長維吉•薩岸（Vijit Srisa-an）等人。維吉（編按：泰國人通常用名不用姓稱呼）認為，應該將教育經費列為國家重振計畫的最高優先。他警告：「若是沒有更明確的教育政策，我們永遠掙脫不了西方殖民主義的陰影。」

　　維吉這番話將泰國與西方充滿矛盾的關係展現無遺。傳統泰史作者總是說，在調適西方支配的世界秩序這個問題上，泰國比所有其他東南亞王國做得都更成功。泰國領導人很能接受外國理念與技術，很懂得如何因應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條件，持續調整他們的政策。許多觀察家認為，泰國之所以沒有淪為歐洲殖民地，靠的就是這種彈性。但儘管有這樣傲人的獨立史，泰國領導人仍將西方視為一種威脅。維吉沒有說明西方殖民主義如何還能繼續危及泰國福祉，但他這番話暴露出泰國民族主義論調中的一項重要矛盾：如果泰國在維護獨立這件事上做得這麼成功，像維吉這樣的領導人為什麼還這樣憂國憂民、急著想擺脫西方殖民主義？

　　

　　為解答這個問題，史學者近年來放棄過去將非西方社會二元化分類──不是獨立國就是殖民地──的做法，認為泰國像其他地區一樣，早自十九世紀起，已經兼而有之展現了這兩類特性。泰國史不乏成功調適與外交的例證，但也見證與西方列強持續不斷、時而暴力的對抗。這些對抗衝突造成了複雜後果。歐洲勢力在大陸東南亞的擴張，危及泰國獨立以及泰國精英的優越地位。最後，西方帝國主義與卻克里（Chakri）王朝（或稱曼谷王朝）達成妥協，建立一些保障王朝生存的條件。也因此，泰國雖說沒有淪為英國或法國的殖民地，但不斷與西方對抗、與西方妥協的掙扎，也影響到泰國現代國家認同的發展。

　　為了解這項國家認同的成形，本書要檢討泰國領導人如何看待泰國與西方的關係。泰國民族主義論點是一枚兩面幣。最常呈現在世人眼前的一面，說的是泰國如何高瞻遠矚、對抗西方的現代挑戰。它誇耀泰國當局如何以獨到的本領維護國家獨立。但這枚錢幣還有較陰暗的另一面，訴說一些國家之恥。整個二十世紀，泰國領導人就將這些國恥納入馬克•艾斯科（Marc Askew）所謂「國家危急」論，作為他們軍事擴張、種族沙文主義、政治打壓，或宗教迫害的藉口。本書要檢討這第二面論點的緣起與歷史，因為如果想了解泰國國家認同，以及它對西方的矛盾態度，這是重要線索。

　　進入泰國史的門戶：勝利者與犧牲者

　　泰國史學界有一連串前提或主題，為所有有關歷史知識定調。這些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所謂泰國史「門戶」的主題，確立了許多為當代政治與社會撐腰的論點。其中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論點是，暹羅從未淪為殖民地。暹羅與它所有的鄰國都不一樣─它沒有淪為歐洲殖民地。幾十年來，歷史學者接受這項說法，視它為一項不容爭論的事實。根據這項說法，泰國王室運用官僚改革與一套現代化措施，成功抗拒了歐洲對它的殖民企圖。泰國統治者憑藉熟練的外交救了這個王國，保住國家認同。這項說法雖說用意在解釋暹羅與西方的對抗，卻也成為早先幾個時代的歷史架構。丹龍親王（Prince Damrong）在他撰寫的大城王國（Ayutthaya）官方史中，說大城王國一直就在暹羅人死對頭──緬甸大軍的圍城之下掙扎求存。在總理披汶（Phibun Songkhram）第一任政府執政期間（一九三八－一九四四）擔任藝術部長的鑾威集•瓦他幹（Luang Wichit Wathakan）也曾經推出劇作，宣揚這說法。直到今天，對王室與保王派而言，暹羅未遭殖民論仍然是一項重要的政治法統法源。這項理論聲稱，政府最主要的功能在於保護王國的獨立與領土，鼓勵國人團結在泰王身邊，而泰王也會像過去一樣，領導國家度過任何未來的危機。

　　如果第一項論點歌頌國家在殖民主義巨浪侵襲下生存，第二項論點指出為生存而付出的代價與後果，而且往往將暹羅描繪成犧牲者，而不是勝利者。我稱這第二項論點是「失落土地論」，因為凡是用到它的說法，總喜歡用地圖表達西方干預泰國事務造成的一種整體性的不公平、不榮譽，或屈辱意識。這正是這項論點的主要宗旨：說明國家整體在過去承受的不公。為達成這個目標，它指出一度屬於泰國、之後遭敵國巧取豪奪而喪失的特定地區。像第一項論點一樣，失落土地論也以一連串沒有史實根據的假定為基礎。它用現代疆界概念注入過去，畫出一個地緣空間，並將生活在裡面的人稱為泰人。這塊想像空間的大小隨年代不同而調整，然而一旦為一種說法援用，它卻變得神聖不可侵犯。它是承襲自古早過去、永垂不朽的民族國家疆界（不是近年來打造的）；也因此它自然而然認定涉案地區理當為王國所有，確實是失落的土地。在將國家受害程度量化之後，這個論點的下一步就是找人擔罪。失落土地論可以強調涉案政府沒有盡到保護王國疆界的首要職責，是一種去除領導層統治法統的工具。為政治對手加上喪失土地之罪，是一種打擊他們的有效工具。反之，證明有能力收復（或擴張）國家領域，也是強調統治權的好辦法。無論怎麼說，這第二項論點都很重要，因為它提醒泰國人，不能團結在正確領導人身邊會造成禍國殃民之害。

　　「暹羅未遭殖民論」與「失落土地論」以一種二元對立的形式存在。任何有關泰國史的論述都必須將兩者納入考量，但由於其中一元同時與另一元既互補又相互衝突，想將兩者納入一篇前後一貫的敘述，就必須對兩者加以增刪修整。為緩解這種與生俱來的衝突，必須為其中一元賦予一種主控或從屬的角色。泰國史學者由於傳統上總是歌頌領導人如何保衛國家獨立，他們的著作一般也以「暹羅未遭殖民論」為主角，而以「失落土地論」為配角。必須注意的是，將一個論點視為配角並不能否認它的存在。這兩個論點以二分法形式並存；因此完全否定一個論點也會毀掉另一論點的來龍去脈。強調泰國如何度過一八九三年法國－暹羅危機的有關著述，必須承認暹羅簽了許多不平等條約，還放棄對寮國土地的控制權。事實上，擔任配角的論點得經過一番消毒美化，以凸顯、而不是威脅主控論點。有關暹羅割讓土地的論述，只證明泰王國生存受到威脅，從而凸顯領導人如何保全大部分領土，免於殖民統治的英雄行徑。

　　不過，在適當政治條件下，擔任配角的論點有時也可以角逐主控地位，進而改寫整篇論述。本書認為，泰國與法屬印度支那在一九四○年的邊界談判，為這類型轉變提供了理想氣氛。擴大國界的遠景，為當年處心積慮防範王權復辟的軍事統治者，帶來他們迫切需要的東西：政治法統的法源。披汶政府宣揚的民族統一主義極度仰仗失落土地論，於是把「未遭殖民論」打成配角。為構建一種可以動員整個國家的反帝國主義論述，政府將暹羅獨立傳承刻意淡化，並將一八九三年的法國－暹羅危機，描繪成一場奪走泰國土地與榮譽的失敗。泰國領導人所以在一九四一年挑起與法屬印度支那的戰爭，是因為他們深信一旦報復五十年前那場戰敗，能讓軍方取代王室，成為國家救主。

　　相互競爭的論述：王室－國族主義vs. 國恥論

　　主題很重要，因為史學者可以操控主題以建構論述。歌頌王室如何英雄神武、如何以高超外交手段維護國家自主的論述，總以生存主題擔綱，也就不足為奇。我們且先檢驗一下史學者在分析泰史過程中最常使用的兩個形式。泰史最常見的論述是王室－國族主義。談一八五五年《鮑林條約》（Bowring Treaty）與西方列強到來的泰史，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在十九世紀五○年代以前，暹羅統治者依賴與中國的貿易，對西方國家加強經濟交流的要求置之不理。但在鴉片戰爭過後，許多曼谷人相信西方確實船堅炮利。拉瑪四世（Rama IV）在繼位後，邀請英國駐香港總督約翰•鮑林（John Bowring）談判新貿易關係。這次談判達成的《鮑林條約》結束了王室專賣，限制暹羅對英國商品的關稅，還為英國公民提供了治外法權。與英國的這項地標性協定，開啟了泰國與其他歐洲列強許多類似協定的先河。如果我們從王室－國族主義的角度分析《鮑林條約》，蒙固王（Mongkut，中文名鄭明，即拉瑪四世）是將資本主義經濟引進暹羅的英雄。在他超凡的領導下，暹羅去除了一切讓英國用兵的口實，透過漸進手法與西方共容。他高瞻遠矚，重視西洋影響力與科技，沒有守著老套、故步自封，而走上清朝的後塵。

　　《鮑林條約》還有幾個與「失落土地」主題有關的要件。治外法權條款降低了關稅，限制了暹羅主權，也創下暹羅與西方劣勢關係的先例。整體而言，王室－國族主義的論述也承認這些要件，但把它們擺在配角地位。由於不平等條約的內容可能損及王室尊嚴，傾倒整個論述，必須強調「國家危急」意識以沖淡這類對西方的讓步。王室－國族主義的史家，遂把《鮑林條約》描繪成一種遷就與入侵之間的選項。蒙固王必須給予英國人治外法權，否則國家會淪為英國殖民地，他兩害相權取其輕，選了前者。就這樣，王室－國族主義論述主要基於生存主題，評估泰國對外互動的成功。只要國家能保有一些獨立表象，就能把即使是最嚴重的外交政策災難說成是勝利。

　　基於這個理由，王室－國族主義史家擁抱所謂「竹子外交」概念─泰國的外交政策根深柢固，而且還有足夠彈性，能順應政治風向彎曲。舉例說，騰蘇•努農（Thamsook Numnonda）就認為，披汶當年憑藉竹子外交讓泰國相對安全地度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根據她的說法，除了被日本占領四年以及戰後被同盟國迫令賠款之外，泰國的戰時策略是透過堅忍取勝。騰蘇說：「泰國的外交藝術又一次救了這個國家。當然，這也是泰國過去遭遇且克服每一項危機時一貫運用的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