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五）的「導言」中，我寫下這麼一段話，今天看來依然適用：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作為後來者，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大學生天安門前集會遊行，那只是冰山一角。這次學潮最值得注意的，不在其規模或激烈程度，而在於「有備而來」。這裡指的不是有綱領、有組織、有領導（恰好相反，此次學潮的參與者有大致相同的精神傾向，但無統一立場與領導），而是制度基礎以及精神氛圍已經釀成，「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巴黎和會不過是一個觸媒，或者說一陣不期而至的「東風」，使得啟蒙思潮下逐漸成長起來的大、中學生們的「愛國心」與「新思想」噴薄而出。而由此樹立的一種外爭主權、內爭民主的反叛形象，召喚著此後一代代年輕人。
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喜歡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談論百年前的「五四」，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政治運作或思想學說，還不如說是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讓我等怦然心動，歆羨不已。
關於五四運動的時間跨度，歷來眾說紛紜。本讀本不做仔細考辨，而是取目前學界的主流意見，即從《新青年》創辦的一九一五年說起，到一九二二年新文化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為止。選擇此雲蒸霞蔚的八年中五十篇有代表性的文獻，讓非專業的讀者能直接觸摸那段早已塵封的歷史，與一個世紀前的先賢對話，並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比起簡單明瞭的教科書或愛恨分明的小冊子來，由若干基本文獻構成的「讀本」，雖也受編者立場的制約，但相對接近原始狀態，路徑縱橫交叉，聲音抑揚起伏，讀者經由仔細的辨析，可以建立屬於自己的歷史地圖。
經由一百年反覆的紀念、陳述與闡釋，「五四」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儲藏室，只要你闖進去，隨時都能找到自認為合適的食物或武器—可這不等於就是五四那代人的真實面貌。一次次帶有儀式感的五四紀念，自有其社會動員與文化建設的意義。但我以為更重要的，還是閱讀當年那些核心文本，經由自己的獨立判斷，與歷史展開深入對話；而不是人云亦云，記得某些標準答案。當然，這裡有個假設，那就是，五四不以「密室商談」見長，絕大部分立場與思考都落在紙面上，且當初曾公之於世。也就是說，本讀本呈現的，主要是「思想的五四」，而不是「行動的五四」—後者需要歷史學家借助各種公私檔案勾稽與重建。
本讀本中，直接談論作為學潮的五四運動的，主要是以下幾篇—梁漱溟的〈論學生事件〉、羅家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許德珩的〈五四運動與青年的覺悟〉、孫中山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以及梁啟超的〈「五四紀念日」感言〉。相對來說，涉及新思潮、新青年、新倫理、新文學的，更值得關注。以下略為摘引。
關於新思潮—胡適曾引述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來為五四新文化人眼中的「新思潮」定義：「我以為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新思潮的意義〉）杜亞泉不喜歡將「新思想」歸結為「推倒一切舊習慣」，認定那只是一種情緒，「僅有感性的衝動，而無理性的作用」，其作用近似「英國當十九世紀初期，勞動者以生活困難之要求，闖入工廠，摧毀機器」（〈何謂新思想〉）。蔡元培則意識到中國人受數千年專制思想影響，習慣排斥乃至消滅異己，故大學傾向於 「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具體說來就是：「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
關於新青年—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陳獨秀給「新青年」定了六個指標：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敬告青年〉）。那位日後因任教育總長而備受魯迅等譏諷的章士釗，也曾這樣談論青年的職責：「總之，一國之文化，能保其所固有；一國之良政治，為國民力爭經營而來，斯其國有第一等存立之價值。此種責任，即在青年諸君。」（〈新時代之青年〉）至於學生領袖羅家倫，則在紀念五四運動一週年時，做了如下簡明扼要的表述：「總之五四以前的中國是氣息奄奄的靜的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是天機活潑的動的中國。『五四運動』的功勞就在使中國『動』！」（〈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
關於新倫理—陳獨秀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稱：「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誌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則說：「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凡是不作工吃乾飯的人，都是強盜。強盜和強盜奪不正的資產，也是一種的強盜，沒有什麼差異。」接下來，該輪到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上陣了：「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關於新文學—胡適高舉「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大旗衝鋒陷陣，取得了突出的業績：「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錢玄同藉為胡適的《嘗試集》作序，與之遙相呼應：「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裡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裡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嘗試集序〉）周作人則希望將工具的變革與思想的進步合而為一，創造一種「人的文學」：「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其中又可以分作兩項，（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的可能性；（二）是側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人的文學〉）
以提倡白話文為突破口，是個精彩的戰略選擇，這也是五四新文化人眾多探索中，文學革命功績最為顯著、也最為堅挺的緣故。談論兼及思想啟蒙、文學革命與政治抗爭的五四運動，可以突出政治與社會，也可以專注思想與文化，本讀本明顯傾向於後者。翻閱此讀本，有三點提醒讀者注意：
第一，作者絕少純粹的政治人物（只有一位孫中山，但不是當權派），基本上都是大學師生或媒體人，他們的發言不代表黨派，更多體現為讀書人對於中國命運的深沉思考。正因亂世英雄起四方，沒有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政府權威尚未建立），各種思潮、學說、政治立場都得到了很好的發聲機會，這也是五四時期言論格外活躍的緣故。在野諸君，「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大膽立論，橫衝直撞，雖說論戰時不免意氣用事，但絕無告密或以言入罪的可能。
第二，論戰各方立場差異很大，但所謂新舊之爭，只是相對而言。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被判為守舊的反面人物，在我看來，只是「不當令」而已—他們可能是上一幕的英雄（如林紓、章士釗），或下一幕的先知（如《學衡》諸君）。本讀本所收錄的，沒有絕對的反派。大家都在尋求救國救民的路徑，只是方向不同，策略有異，而「新文化」正是在各種力量相互對峙與衝撞中展開其神奇的「運動」的。其實，晚清開啟的西學東漸大潮，早已積蓄了足夠的能量，使得大多數讀書人明白，變革在所難免，復古沒有出路，爭論的癥結僅僅在於，是快跑還是慢走，是激進還是穩妥，是調和還是偏執。
第三，既然是報刊文章，基本上都是面對當下，絕少書齋裡的玄思。諸多評論、隨筆與雜感，表達直白且急切，單篇看不怎麼樣，合起來，方才明白那代人的思考及努力方向。「正因身處危機時刻，來不及深思熟慮，往往脫口而出，不夠周密，多思想火花，少自堅其說，各種主義與學說都提到了，但都沒能說透，留下了很多的縫隙，使得後來者有很大的對話、糾偏以及引申發揮的空間。這種既豐富多彩、又意猶未盡的『未完成性』，也是五四的魅力所在」（陳平原〈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二十一世紀》二○一九年四月號）。
比起寫給專家的鴻篇巨制，編一冊面向公眾的讀本，很有必要，但並不容易。以十幾萬字的篇幅，呈現百年前那場以思想啟蒙為主體的運動，需認真謀篇佈局。本讀本的特點是：首先，以人帶文，基於我們對五四運動的理解，選擇三十一位重要人物，每人最多不超過三篇文章，以便呈現多種聲音，避免一家獨大；其次，所謂多元，並不排斥主導因素，新文化運動與北京大學關係極為密切，故北大人占了十九位（含兼課的錢玄同、魯迅，以及早退的林紓、沈雁冰）；第三，不僅按慣例選錄論戰中截然對立的雙方，更考慮運動的各相關方，力圖呈現歷史的側面與背面；第四，這是一個以報章為中心的時代，當事人大都「有一種主張不得不發表」（陳獨秀語），《新青年》入選文章最多，共十七篇，其次《東方雜誌》六篇，再次《每週評論》四篇、《新潮》及《晨報》各三篇，《學衡》及《新社會》各二篇；第五，全書不以人物或主題分類，所選文章一律按發表時間排列，以便呈現犬牙交錯的對話狀態；第六，以立論為主，不選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戲劇），文章篇幅實在太長的，採取節錄方式；第七，既不刪改，也不做注，*只是提供作者簡介，這對普通讀者是個挑戰—但我以為這種艱辛的閱讀是值得的。
陳平原
二○一九年三月十七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