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導論



第一章　百折不回的抗清事蹟

家世及早年經歷

加入抗清行列

從漂泊到北伐

從歸隱至遇害



第二章　臨難毋苟免的忠君信念

堅持拼死抵抗的少數派

綱常為本的抗清理念

寧死不屈的忠君志節

忠君與孝親的兩難



第三章　從逆寇、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的形象轉化

西湖墓穴中的「王先生」

明遺民筆下的故國志士

清初史著中的儒家忠臣

全祖望的定調

從逆寇到忠臣



第四章　褒忠文化中的勝朝孤忠

清室的旌表

「一代完人」形象的確立

表忠史學中的張煌言

歷史記憶的文化環境



第五章　革命話語中的民族英雄

清末張氏遺著的流傳

革命風潮與張傳的重寫

民族英雄地位的確立



結論



徵引文獻

附錄　清代以來的張煌言研究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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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張煌言是南明史上少數頗具偶像魅力的歷史人物。自他身故後，其悲壯的抗清事蹟，不但沒有隨著時光逐漸遭人遺忘，反因當事人遺著的傳世和士人的謳歌而在民間廣為傳播，並一再為史家所書寫。綜觀有清一代，這位歷史人物既是浙江一帶老百姓共同擁有的社會記憶，同時也是南明史研究的焦點之一。其聲名之隆，即使在清亡後仍歷久不衰。張氏雖謂曾「抗清十九年」，惟考諸史實，他真正獨當一面在抗清運動中發揮重要影響力的時間，大約只有短短的五年（1654-1659），後世論者卻每將他與奠定臺灣抗清基地、被清人視為心腹大患的鄭成功相提並論。箇中原因，頗有值得細心玩味之處；與此相涉的社會記憶和歷史書寫等問題，亦有深入探討的價值。



　　「社會記憶」與「歷史書寫」本屬兩個不同範疇的事。一般而言，前者乃係社會群體對特定人、事的集體回憶，當中往往帶有濃厚的情感因素和主觀判斷，很多時候，真相與想像之間更糾纏不清。反之，後者則為史家依從嚴格學術規範，對人類往事的重構和敘述，其間雖自擬定課題、篩選資料以至撰寫策略，處處均不無主事者的「一家之見」，但若是嚴謹的史學著作，原則上仍必須接受證據的制約，力求筆下做到「言必有據」，決不天馬行空，又或任憑己意而「游談無根」。因此，過往有不少人會認為兩者判若鴻溝，不應混作一談。然而，自二十世紀末以來，越來越多從事文化研究的學者開始注意到，社會記憶與歷史書寫，事實上一直存在著一種複雜而又微妙的互動關係，並非完全毫不相干。



　　大抵上，社會對某人某事的集體記憶，在特定的環境下，每每會成為史家所關注的課題，而經史家書寫的人和事，又會反過來影響社會，強化和延續了大眾對該人該事的記憶。這種情況在中國社會尤為明顯，特別是在社會經歷急劇變遷的時期。此因中國人向來重視「以史為鑑」，強調史學的「經世」價值。長久以來，每當星移物換、社稷為虛之際，寫史便成了史家用以扶危定傾，藉此振衰起敝的重要道德使命。至於統治者和野心家挪用歷史，以求達到政治目的之做法，更是屢見不鮮的現象。



　　若從這方面來看，不難發覺社會記憶或歷史書寫，均牽涉到社會話語權的博弈。參與其事者，或多或少都希望藉此重新界定他們身處世界中的常識和真理，從而重塑和規範他們眼前所見的失衡社會秩序。觀乎張煌言的歷史形象，在清代兩個半世紀中，由「抗清志士」、「儒家忠臣」、「革命先驅」到「民族英雄」的更替，無疑正是這種博弈下的結果。當中所折射出的，不單是論者在政治立場上的改轅易轍，更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人，在世界觀上的根本改變 ── 由「抗清志士」到「儒家忠臣」，固是政治立場上由「華夷之辨」到「滿漢一體」的一百八十度轉變；而由「儒家忠臣」到「革命先驅」，則是思想理念上從服膺傳統「君權神授」，到倡議現代「主權在民」的知識型（episteme）過渡。同樣地，張氏「民族英雄」形象的出現，也標誌著中國人在國際問題上，已揚棄了舊有的天朝模型，轉而擁抱舶來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借用法國思想家傅柯的話說，這些變動不啻是一種思想上的「斷裂」（rupture）。



　　也許，於族群認同問題紛擾不休的當下，重新反思我們的歷史記憶，似亦不無裨益。



　　綜觀入清以來，涉及張煌言的文字，不時散見於史著、文集之中，而近代有關張氏的研究亦為數不少。因應本書匿名審查人的建議，書末特意加入一篇附錄 ── 〈清代以來的張煌言研究〉，介紹自清初至今有關張氏詩文的輯存，以及後世張傳的書寫情況，俾便讀者可以清楚掌握作所欲闡述不同時期的歷史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