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混世魔王毛澤東：劉曉波文集第四卷

推薦序

批毛重磅炸彈── 金鐘

　　我和曉波結緣在1988 年冬天的香港。連續發生兩件後來「載入史冊」的事情，都與我主編的《開放雜誌》（當時名稱《解放月報》）有關。一件是那年11 月號發表曉波評論文章〈混世魔王毛澤東〉；另一件是12 月號發表我對曉波的專訪〈文壇「黑馬」劉曉波〉。這兩篇文章，雖然都是雜誌的壓卷之作，但當時並未造成很大的影響。豈料半年後，北京爆發天安門學潮，曉波成為舉世矚目的六四清場的重要新聞人物。在學運遭鎮壓後，他被指控為學運的「黑手」，當局對他展開全國性的批判。罪證之一，就是這合二為一的文章和專訪。

　　尤其是12 月他路經香港做的專訪，曉波在回答我「在什麼條件下，中國才可能實現真正的歷史變革？」的問題時，他斷然回答：「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一時間「賣國主義」的指控在大陸幾乎家喻戶曉。其實，中共更在乎的是〈混世魔王毛澤東〉這篇大作。被官媒稱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彈」，並指文中提到的「四個代替」是劉曉波企圖推翻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綱領性主張」。罪名可謂嚴重之至。

　　現在主題批毛的《劉曉波文集》第三卷出版，將〈混世魔王毛澤東〉作為首選，那是毫無疑義的。近三十年來，評毛的著作、論文不計其數，單以批毛而論，曉波此文應屬舉旗之作。在邏輯和論證上強而有力，氣勢豪邁，文字上明快質樸，妙語閃耀，令我歎為觀止。不免感念：1988年，曉波才三十三歲，文革暴起時不及小學畢業，何以在五千字的文章中將毛的權術、心態寫得如此透徹淋漓？對毛和中國愚昧封閉國情的關聯也分析恰當，對文革的判斷更是醒目到位。他指出，毛只屬於中國，且罪孽深重。

　　曉波調侃道：在毛的統治下「每個中國人都是零，十億個零加起來仍然是零，因而毛澤東最後也變成了零」。他說，在近現代史上，中國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奴隸而生存的。毛的所有運動都是模仿而來，唯有「文革」是他的獨創，前無古人，他也就成為千古罪人。毛在世界範圍內，是徹底的失敗。他沒有絲毫走向世界的跡象，只能在內部整肅中發洩他的權力欲。玩中國，易於反掌；玩世界，猶如一個死守二畝地的土財主。—這篇堪稱曉波代表作的文章，顯示他理性批判的功力和對中國政治生態與傳統的真切把握。

　　今天，我們仍然在關注毛的行情。西方公認的二十世紀殺人紀錄達到「千萬」數量級的三大惡魔，毛已居其首。其次的史達林、希特勒，他們死後很快就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架，然而，毛屍已經泡了四十年，還是一具天安門的圖騰（中共的供奉，帶動少數海外毛痴）。這不啻是二十世紀留下的最大怪誕，無異於對人類智慧的世紀嘲諷。這是需要解讀的。

　　曉波不失為先知者。他就為何「徹底否定毛澤東並不容易」提出兩點解釋：一是中國傳統只反昏君貪官，不反專制皇權。「最卑鄙的政治家也無法在民主政治中為所欲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專制政體中也將為所欲為。沒有憲政制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二是缺乏國民自身的否定。文革就是專制主義的極端化和被統治者愚昧軟弱的極端化合成所致。沒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專制主義絕不會如此長久而肆無忌憚。

　　後文革三十年的中國政治不正是印證了曉波這些富於遠見的論述嗎？曉波不是書齋中的理論家，他是勇於實踐的領軍人物，八九北京民主潮湧，他立即從紐約飛往天安門廣場，帶著他的「從我做起」的民主信念，和學生一道，堅持到最後，履行「和平非暴力」主張，挽救數千名準備犧牲的年輕生命。直到他入獄之前倡導的「零八憲章」運動，都貫穿他終結專制主義的要旨。從1988 年開始為海外媒體撰稿數百篇，擔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僅是在《開放》雜誌上發表的文章就達九十九篇。這些文章，每篇都是有觀察有見解的力作，沒有諂於時尚的乖巧虛飾，不失為自由世界不屈的一流政論家，他的人格與論證力量無愧於諾貝爾獎的崇高榮譽。

　　追尋曉波的思路，還應該補充一個他強調的命題，在我看來極為重要。那就是中國歷史上許多次打倒皇帝的革命，包括對毛澤東的否定，如果沒有消滅皇權賴以生存的小農文明，都將歸於失敗。他說，打倒一個皇帝、否定一個毛澤東都不困難，人為不行，還有天助（毛總要死），困難在於消滅汪洋大海般的小農意識。他的結論是：「不能從專制主義的內部來尋找否定專制主義的力量。」因此，他延伸出中共指為綱領的「四個代替」—「只能用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論思想自由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現代文化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

　　毛的死亡，確實是天助完成的否定毛的第一步，但是否定遠沒有完成。曉波以超越「鞭屍」的民間訴求的高度提出：「否定毛澤東，最根本的意義上是否定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小農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脫胎換骨。」他說，這種否定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漫長最艱難的否定過程，因為中國專制主義具有世界上最頑強的生命力，當代中國人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而別無選擇。否則，毛雖死，「他代表的專制主義仍然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至此，我們似乎感到一陣神諭般的啟示，看到了中國經濟噴井式的爆發和專制政治一再強化之間的那條臍帶。換言之，習近平只是用西裝包裹起屁股上的毛家烙印，就像那些大貪官在地下室藏匿成堆的美鈔和情婦一樣。中國今天迷魂式的摩天繁華，雖有國際資本的輸血，殊不知一切都堆積在小農意識的狹隘地基上，這深層的局限性，蘊藏深重的危機，不可能實現「四個代替」，只是習近平踏著毛的陝北足跡落腳窯洞時幻想的一場中國夢。

　　我在文革五十週年之際，曾經不斷尋思，為何習大大甫上台，就作痛心狀地呼喚，蘇聯那樣大的一個黨一個國家，咋的說沒就沒啦，竟然沒有一個男兒挺身而出。迄今沒有人給他回答。我的探索是，蘇聯的一黨極權是建立在一個工業化大國的基礎上，它的修正主義乃至發源於歐洲的國際共運的整體瓦解，是從「第二國際」時就已發其端，而於百年之後完成其社會使命，這是必然的軌跡，也是歷史的進步。毛的文革坐井觀天，完全蒙昧於時代大潮流而反動，正如曉波所形容的：「他被人類的先進文化拋到遠遠的地方，只能封閉起來，龜縮在自己的軀殼內」，自欺欺人，害人害己，怎麼能不一敗塗地呢？

　　曉波以他的耿耿道義、堅韌不拔和非凡才智，通古今之變，洞悉中國的苦難宿命，為這移山般的批毛工程留下心血大作，有如二千年前駱賓王撰寫那篇著名的討武后檄文，兵敗而亡命一樣，陷身大獄，孤度寒夜，不知何時得見自由。念及和曉波的一段知音之遇，如今重洋遠隔，蒼天悠悠，祝君保重，是所至禱。謹為序。

推薦序

非毛化是中國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 余杰

　　1989年，我十六歲，初中畢業。在六四屠殺之後的憤懣與痛苦中，偶然在書店發現了一本藍色封皮的《劉曉波其人其事》，那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批判「六四黑手劉曉波的書」，收入多篇御用文人的批判文章，以及劉曉波「最反動」的文章及言論摘要。我不會讀那些等而下之的批判文章，它們跟劉曉波的文章不在同一個檔次上；我只讀劉曉波的原文，那電閃雷鳴般的思想、豐富充沛的感情、銳利明快的語言，讓我如受電擊一般。我暗自懷疑，該書的編輯是不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故意用這種方式傳播劉曉波的文章和思想。其中，最讓我拍手稱快的一篇文章，是首發在香港《開放》雜誌的《混世魔王毛澤東》，那是我看到的對毛澤東及中共暴政最全面、最徹底的批判，我反覆閱讀、愛不釋手乃至倒背如流。

　　那時，我沒有想到，多年以後，我也成為《開放》雜誌的專欄作家之一，在長達十多年時間裡，在每一期的《開放》雜誌上，我的文章都與劉曉波的文章同步發表。那時，我也沒有想到，我跟劉曉波會成為親密無間的朋友，我的命運會因與劉曉波一起從事人權事業而發生逆轉，劉曉波於2008 年被中共警察秘密綁架、2009 年獲刑十一年、2010 年榮穫諾貝爾和平獎，而我則流亡美國。我更沒有想到，我會成為《劉曉波傳》的作者，並有幸受託編輯多卷本的《劉曉波文集》—在整理劉曉波在網絡上發表的上千篇評論文章時，我驚喜地發現，批判毛澤東一直是其鍥而不捨的主題，劉曉波批判毛澤東的文章足以彙集成一本厚厚的文集，正好用《混世魔王毛澤東》作為書名。

　　近年來，中國的言論的空間不斷萎縮，其標誌之一就是：民間社會爭取到的批毛的言論自由，正被習近平政權壓縮乃至取消。經濟學家茅于軾、歷史學者袁騰飛，以及央視節目主持人畢福劍，都因為在不同場合發表批毛的言論，遭到來自權力部門的打壓和民間毛粉的騷擾—後者以主流民意自居，更得到公權力部門的鼓勵和縱容。茅于軾、袁騰飛和畢福劍的遭遇表明，中國人仍然需要「非毛「付出沉重代價。

　　儘管如此，我對海內外沉渣泛起的「毛澤東熱「並不特別擔心。因為，一旦中國實現了民主轉型，民眾擁有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揭毛和批毛的著作可以自由出版和流傳，那對毛的偶像崇拜必定會不攻自破。如果近年來在海外出版的三本批判毛澤東的力作—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能在中國國內出版，並成為中學生和大學生歷史課上的指定參考書，年輕一代中國人就不會成為「毛粉」。劉曉波的評論集《混世魔王毛澤東》亦可跟以上三本書並列，成為年輕一代中國人瞭解當代中國的入門讀物。

　　毛澤東是中國黑暗文化的集大成者

　　同樣是批毛，劉曉波與很多批毛者的思路截然不同。很多「半截子「的批毛者認為，毛的核心思想來自西方的馬列主義、史達林（斯大林）主義，毛是中國文化的破壞者，批毛即意味著去掉「外來」的現代專制主義，並恢復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種觀點在華人中頗有市場。比如，很多到台灣旅行的中國人，由衷地讚歎台灣人的溫文爾雅、繁體字的古樸大方，認為這是台灣沒有經歷文革，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得以保存。他們讚揚蔣介石當年在台灣推行的「中國文化復興運動」，認為蔣介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神。所以，蔣毛之爭被描述成支持中國傳統文化與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對立。

　　劉曉波完全不同意這種看法。劉曉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猛烈批判者，他對毛澤東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共生關係有著深入的分析：「談到暴君毛澤東，有種似是而非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的罪過之一是破壞了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他所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對文化傳統的毀滅可謂前無古人且舉世無雙。然而，這種觀點違背了起碼的事實。」劉曉波認為，毛雖然不喜歡儒家、批判孔子，但毛對法家的權謀術和厚黑學相當推崇，毛是中國傳統文化黑暗部分的集大成者：「在制度文明和現實政治的層面，毛澤東是傳統的最大繼承者，那種貫穿中國歷史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獨裁，從秦始皇到毛澤東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古代家天下獨裁發展為現代黨天下獨裁，最後變成絕對的個人極權。如果只從「外來邪教」角度批毛和反共，並不能揪出毛共的根源—毛共深深扎根在中國黑惡的文化土壤之中。同樣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歐洲和在亞洲的實踐即有明顯差別：在共產黨國家中，越往西，越多存留一些文明和人性的部分；越往東，越多呈現那些野蠻和獸性的面貌。中國、北韓和柬埔寨共產政權之邪惡、野蠻，讓蘇聯東歐集團甘拜下風。

　　毛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從其讀書習慣和知識結構即可看得清清楚楚。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寫作組負責人、「四人幫」的筆桿子朱永嘉，一生都是忠心耿耿的毛派。毛澤東晚年曾通過姚文元讓上海市委寫作組為其整理、標點數古文，印刷成大字本呈送。朱永嘉在《毛澤東晚年重讀古文內幕》一書中，收入八十六篇毛重讀的古文，其中有些是毛特別推薦給身邊的人讀的，如讓周恩來讀《史記•汲鄭列傳》、讓王洪文讀《後漢書•劉盆子傳》、讓江青讀《後漢書》中黃瓊與李固讀列傳、讓姚文元讀《舊五代史•李襲吉傳》等。朱永嘉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偏愛的人，每逢遇重大問題時，他不是從西方文化，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吸取養料，尋找啟發他解決問題的答案。在當時的中共高層領導人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和精通，並且在實際工作中運用自如，沒有一個人能超過他。「作為毛的崇拜者，朱也吞吞吐吐地指出毛在知識結構上的不足，毛只會從中國古書中找答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毛澤東的短處。他面對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運用新的思維方式，提出新的應變策略，那就顯得有些不足了。」

　　劉曉波對毛澤東的批判，有一箭雙鵰之效果：既批判毛本人，又批判毛身上的黑暗文化傳統。美化中國傳統文化，無法徹底梳理毛澤東何為毛澤東。對此，歷史學家余英時也指出：「毛澤東的真本領是在他對於中國下層社會的傳統心理的深刻認識。但這裡所謂的『下層社會』並不是千千萬萬安分守己的農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類。用價值中立的名詞說，即是社會邊緣的人物。大陸上寫毛澤東生平的人往往強調他『好讀書』，尤『好讀史』。其實他早年和中年讀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謂『稗官野史』，如《水滸傳》、《三國演義》之類。……他讀這些舊小說，自然不是為了消閒，而是為了從其中汲取如何造反、打天下的教訓。」所以，必須改變中國的文化土壤，才能消除第二個毛澤東式的暴君破土而出的可能性。

　　毛澤東從西方「拿來」現代極權主義

　　與秦始皇、朱元璋等毛澤東欣賞的古代暴君相比，毛澤東的獨裁統治自有其獨特之處。毛從希特勒和史達林那裡學到了若干現代極權主義運作模式，延安整風是其最初的嘗試。

　　劉曉波特別注意到延安整風和文革之關聯性，從而打破了某些黨內開明派對毛一分為二的看法—毛是「開國有功，建國有過」。共產黨在其奪取政權之前就無比邪惡，而不是在奪取政權之後才蛻化變質。延安割據政權的本質何？在記載和研究延安整風運動的著作中，昔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軍事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記》和已故歷史學家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兩本書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前者作為親身觀察者，在日記中栩栩如生地記載了其所見所聞；後者作為掌握最多史料的學者，用史料復原了延安整風之來龍去脈。劉曉波對這兩本書高度重視，在多篇評論文章中引用。他評論說：「中共所進行的『階級滅絕』，不要說中國古代傳統的『文字獄』、宮廷傾軋和改朝換代難以比擬，就是史達林的集體化和『大清洗』，希特勒『種族滅絕』的殘酷，也不能與之相比。毛澤東不僅要從肉體滅絕生命，而且要在尊嚴上和人格上徹底地摧毀人性。中共對人的公開的、系統的羞辱，開始於上世紀四○年代的延安整風運動，登峰造極於『文化大革命』。」換言之，延安整風是文革的序幕。

　　毛澤東曾經自我標榜毛主義是「秦希斯（史）主義」。換言之，他是秦始皇、希特勒和斯大林（史達林）的集大成者。在中共建政之前，毛澤東沒有出過國，很少接觸外國人，不像蔣介石那樣直接跟來自納粹德國的軍政人員來往並派遣使者（如宋子文等）向希特勒致意；也不像王明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那樣，有長期在蘇俄留學和工作的經驗。長期以來，史達林並不看好毛這個「土包子」。但毛善於學習，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在任上學到了蘇俄用現代媒體對民眾實現洗腦的方法。毛深知文宣的厲害，終身親自撰寫或逐字修改社論。毛也善於用人，在延安整風時期，原本屬於王明集團的留蘇派要角康生，很快被毛澤東收歸麾下，成為毛澤東打擊黨內其他派系的忠實走狗。康生在蘇聯受過克格勃（KGB）的訓練，將KGB 的做法運用到延安整風運動之中，比如：建立嚴密的檔案制度、對被整肅人員刑訊逼供、鼓勵高級官員身邊的工作人員告密、召集大會讓當事人當眾懺悔等。這些做法在以後的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得到更廣泛的運用。

　　在奪取政權之前，毛澤東冷酷毒辣的這一面深藏不露，西方左派和中國知識界人士大都將其看作風流瀟灑、極具理想性的詩人與哲學家。前輩學者徐復觀是少數較早洞察毛及中共本相的先知式人物。當年，徐復觀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派駐第十八集團軍少將高級聯絡參謀的身分在延安生活了半年多，撰寫了一份對於共產黨和延安革命的報導。徐復觀認為：「整風運動即係一元化運動，即係思想一元化、領導一元化、工作機構一元化之運動。……黨、政、軍、民（民眾團體）之領導權，一元化於黨；而其工作之目標，則一元化於軍。」他亦看到毛的一人獨裁呼之欲出：「其領導之方式，在黨內確系採取民主集中制，及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他對國民黨提出嚴重警告：「與奸偽之鬥爭，不全勝即全敗。全勝則奠定國家民族千百年太平之基，全敗則淪數千年文物為異類，其中絕無中和之理。將來鬥爭正式展開以後，其慘烈遠過於往時。」蔣介石對此文作出批示，下令國民黨高幹認真閱讀。可惜，國民黨早已喪失了鬥志，這篇報告並未成為國民黨的救命藥。

　　在延安期間，徐復觀與毛澤東有過五次以上長談。其中一次，徐詢問「應當怎樣讀歷史」，毛回答說：「中國史應當特別留心興亡之際，此時容易看出問題。太平時代反不容易看出。西洋史應特別留心法國大革命。」毛只提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故意迴避蘇俄十月革命的歷史，可見其心思縝密、騙術高超。在這本文集中，劉曉波有多篇文章分析毛共與蘇俄之關係。在史達林生前，毛甘當斯史達林的兒皇帝，訪蘇時備受史達林羞辱，也忍氣吞聲；史達林死掉之後，毛輕視赫魯雪夫，要爭奪共產陣營老大的交椅，導致中蘇關係迅速惡化。毛的外交政策圍繞其國內獨裁統治的穩定性展開，即便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也要硬著頭皮頭走到底，其遺產之一就是中共始終不能丟開北韓這個包袱。

　　毛澤東的幽靈仍然在地球上遊蕩

　　在今天的中國，批判毛澤東並不是一件已過時的工作。反之，批判毛澤東是迫在眉睫的、不可繞開的思想啟蒙運動的重要環節。

　　吊詭的是，有不少跟劉曉波一樣經歷過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以及六四血雨腥風的知識人，近年來華麗轉身成為毛粉。比如，當年擔任過北大研究生自治會主席的孔慶東成為鐵桿毛粉，甚至肉麻地吹捧卡斯楚和金正日；在六四中坐過牢的詩人張廣天，將毛澤東和格瓦拉作為其精神偶像；六四後流亡美國的作家蘇煒，執筆大型歌劇知青組歌《水月甘泉》並換來回國的門票； 1980 年代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旗手甘陽，在香港拋出「通三統」之說，即建議當政者打通孔夫子、毛澤東和鄧小平這三個「偉大傳統」；1980 年代最早引入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學者劉小楓，以「毛子」（如同孔子、老子）尊稱毛澤東，並提出將毛澤東打造成華盛頓加林肯式的「國父」……與這些「與時俱進」的人物相比，劉曉波數十年如一日地批毛、反專制，如愚公移山，如精衛填海，不惜為此先後四次入獄。

　　中國人自己不願清除毛的毒素，西方人也就不把毛與希特勒、史達林並列。在西方，如果誰希特勒說好話，一定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在德國甚至是犯罪行為。但若毛澤東歌功頌德，卻被眾人熟視無睹。比如，毛澤東的畫像常常跟格瓦拉的畫像放在一起，被做成半尊崇、半解構的「波普藝術」。若有人使用希特勒的畫像作為藝術創作的素材，會得到怎樣的反響呢？希特勒屠殺數百萬猶太人是罪孽，毛澤東屠殺更多的中國人難道就不是罪孽嗎？希特勒遺臭萬年，毛澤東卻香火依舊。

　　再比如，《紅色娘子軍》等文革樣板戲再度走紅，還在台北的兩廳院上演，評論人龍應台撰文讚揚這是臺灣社會「寬容大度」的標誌。被毛澤東迫害致死的學者儲安平的兒子、音樂家儲望華在澳洲雪梨歌劇院演出毛式文藝的典型代表《黃河鋼琴協奏曲》，讓人懷疑他是不是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美國白宮舉辦聖誕派對，前第一夫人蜜雪兒親自在聖誕樹上掛上一張有毛頭像的卡片，歐巴馬和蜜雪兒都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高材生，為什麼連毛澤東是混世魔王的這個常識都不具備呢？這些人物曾應當好好讀一讀劉曉波這本擲地有聲的文集。

　　毛澤東熱的背後是一種根深柢固、心甘情願的奴性。在西方許多大城市的唐人街，都有生意火爆的「毛家菜」餐廳，似乎沒有多少華人前去杯葛、抗議。每當看到「毛家菜」的店名，我就想起一則新聞報導：數年前，在華府郊區有一家越南餐廳掛出胡志明畫像，引起越南移民社區的強烈抗議。數千人當年深受越共殘害的越南移民到餐廳門口示威，迫使餐廳老闆取下胡志明畫像，並公開道歉。同樣是被共產黨荼毒的兩個國家，國民素質為何如天壤之別？

　　在《混世魔王毛澤東》一書中，劉曉波的反思和批判環環相扣、步步深入：第一步是批判毛本人，包括那具躺在毛主席紀念堂中的僵屍；第二步是批判毛身邊的「共犯」，如江青、周恩來、林彪、郭沫若等文武弄臣，他們助紂為虐、罪不可赦；第三步是批判狂熱愚昧的民眾，他們如僵屍般被毛驅趕著罵人、打人、吃人。劉曉波在獄中可以看到《人民日報》等官方報紙，對入獄後這幾年來習近平的種種親毛、崇毛言行必定瞭如指掌，也有所思考和評論。我相信，當劉曉波獲得自由的時候，當中國實現民主轉型的時候，這本書必定能在中國出版，並將增加劉曉波批判企圖成為「毛二世」的習近平的文字。所謂「毛病不改，積習難除」，如今躊躇滿志的習近平不敢讀、不敢打開這本書，等到他讀這本書的時候，他必定像埃及總統穆巴拉克那樣被關進籠子、接受審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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